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的哥哥合开一爿店，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人们走进他的店堂，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楼梯口往下边张望。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趿拉着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的踢踏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上卷起，眼睛眨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的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

    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靴子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闯滩

许畅

    天南走向大河边，一条船从对面芦苇丛中荡出，八九只鸭子扑打着游向两旁。“二哥！”他朝船上挥手。天南是来接外出闯滩的二哥的。

    远处是一个低矮小山坡，山坡上是一幢黄泥筑的房子。门前光秃秃的，长着一些棕黄的草。只有一棵歪脖子树立着，是好多年前雷打断的。

    二哥比七个月前瘦了不少。天南很想找些话说，二哥一坐下，天南就递给二哥他卷的烟：“尝尝吧。”二哥很久才注意到天南递过来的烟。“啊，好。”他的目光仍停留在堂前摆着的大哥和侈的相片。“二哥，”天南搓搓手，“今年我可十六了。”

    二哥拍拍天南，微微带着笑：“是，天南长大了，看上哪家姑娘了吧。”

    “才不是，我想跟你一起去闯滩。”

    二哥把烟一抖，面容一沉。天南站起来，他今年长得特别快，像春笋一样往上蹿，已经和二哥差不多高了。天南把手臂举着，臂上的肌肉凸出：“不信你捏，我长大了。”

    “不行。”二哥把烟在桌角上敲了敲，“你不行，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大哥已经没了！”

    “你不让我去，你自己行！”天南瞪大眼睛。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二哥好不容易回来了，自己又和他吵。“咱们家只剩两个了。”二哥叹了口气，进屋去了。

    晚上天南跟二哥背靠背睡。二哥压低嗓音叫他：“天南，睡了吗？”“还没。”“这次去做生意，货都被人半路劫走了。”“啊！”天南惊呼，“怎么会这样。”难怪接二哥时他系船的手有些发抖，下午也盯着大哥的相片发呆。

    “路上碰着一个奇怪的人，说我们家四代以后都不得闯滩。”

    天南许久没回话。他们家很早就有先辈闯滩，至此时正好四代。天南一时非常惊悚。

    “那人大约是算命先生一类的，在途中问我们讨水喝。”“我们家的经历他都算出了？”“这倒没有。” “那一定是胡说骗钱的，我才不相信。”

    “就算人人都不相信，我也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

    天南想这莫不是二哥唬他的吧？可万一是真的呢？天南有些不敢往下想了。他盘算着明早去镇上把烟卖了，然后去找人算算。

    天没大亮天南就起床了，把上好的烟条放进背篓里。二哥不知去哪了。

    烟条没到正午就卖完了，他把铜子装袋子扎好。他一时不知找谁了。他们家的事这镇上谁都知道，任谁都能算出来。

    天南一路想一路走，路上的人都和天南打招呼。他一路走到河边上，又白又肥的鸭子在河里游着，一只只船泊在岸边，也不知以后开向何方。

    他从袋里摸到了昨天二哥搁在桌旁的小老虎模样的口哨，然后怕别人听见似的吹起来。

    “呜﹣﹣呜﹣﹣” 楼上的人探出头来：“哪家的？”

    “我是天南。”天南没有看楼上的人，对着河大声喊，“我是天南！”好像对自己说。

    “喂。”一个人拍拍天南的肩膀，是二哥以前的雇工。“你二哥可是回来了？”“是”天南看着他苍老的面孔很亲切。“回来了就好，我现在的主人请你上去坐坐。”“哪个？”

    “楼上的。”天南看见是那个先前问他哪家的人。“现在谁去闯滩可都归他管。”

    天南一下子失了兴趣，二哥一定欠了那人很大一笔钱吧。可是若是二哥不让他去，跟楼上的人闯也不是不可以。

    正在天南犹豫不定的时候，他听到二哥喊他：“走了，天南！”

    二哥拉着天南，说：“打扰了，日后再来拜会！”天南刚想说些什么，二哥就揪了他一下。

    河边的芦苇丛轻轻晃动，二哥拖着他越走越远，他频频回头。那个人还站在河边。

    “脑子里的事不要想了，只要我在你就别想去闯滩。”二哥的手温热，天南不答话。

    “听到没？”“嗯。”天南不甘心，扭头又往回望。

    天南认为一个男人就应该出去闯一闯，但是死，他有些不敢往下想。他其实信二哥对他说的话，但天南就只想去试试。

    他摸摸袋子里的铜子，差不多再攒上个一年，快的话十个月就够了。他就可以撑船去外面了，他内心隐隐跃动。二哥察觉到什么似的盯着他的眼睛。

    河边好像又有船靠岸了，有些喧哗。天南抬起头来，我是天南，我才不怕。

    等人们散去，大河又恢复了宁静，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永远没回来。天南在等着这样一个出去的时候，多少人等着这样一个回来的时候。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

荒芜

    老张的儿子在城里混得不错，买了楼房，接老张到城里，让老张享享福，老张高高兴兴地跟儿子进了城。

    进了城的老张高兴没几天，就郁闷了。不是儿子媳妇对他不好，不好能接他进城吗？也不是他们看不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饭前便后不洗手，晚上不洗脸不刷牙就上床，而是老张自个儿郁闷了。儿子问郁闷的老张：“爹，咋了？哪儿不舒服？”老张一声叹息：“没不舒服。”儿子就笑了：“没不舒服你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老张就又一声叹息：“这城里有什么好啊？哪儿都是硬邦邦的，连地气都接不上，连点泥土味都没有。”儿子就解释说：“干净嘛，你想闻泥土的味，楼下不是有花池嘛。”老张就哼了一声：“那也叫泥土？巴掌大的一块地儿，况且，哪有一朵花，净是杂草。”儿子说：“这院子是大家的，不是自家的，谁肯花钱种花啊！这楼区现在还没物业，花池子不荒着还能咋的？”

    老张眼睛就一亮说：“那我收拾收拾种点菜行不？”

    儿子一愣，犹犹豫豫地说：“应该行吧。”

    老张立刻下搂，手脚并用，片刻就把杂草清除干净了。又去买了一把小铲子，细细地把泥土翻了一遍，就去买了小白菜、水萝卜的种子。

老张火热朝天忙碌着的时候，很多住户都围了过来，看老张忙碌，有些惊奇，网老张做什么。老张乐呵呵地说：“种菜。”住户们一怔，摇着头笑，冲老张儿子住的楼层指指点点，嘀嘀咕咕的。老张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也朝儿子住的楼层看，儿予在阳台上看到住户们指指点点，就冲老张喊：“爹，你快上来吧！”老张回应道：“快了，这就种完了。”儿子的声音就高了起来：“爹，你快上来吧！”老张嘴上应着：“完了，完了。 ”手上仍不停忙乎。儿子很快出現在老张面前，拽起老张说：“上楼吧，吃饭了。”老张拍了拍手说：“都种下了。用不了几天，这菜就出来了！”儿于拽老张的手劲很大，几手是把老张拖上了楼。老张不高兴地说：“你用那么大的劲儿执我千什么？ ”儿子说：“我不该让你在花池子里种菜。”老张说，“我在花池子里种菜怎么 了？荒着也是荒着；要不闷死我了。”儿子就苦笑着说：“你没看那些人栺指点点的吗？ ”老张说：“看到了，他们嘀咕什么呀，也听不清。” “指定说我和你儿媳妇对你不好，不给你买菜吃，逼你去种菜。”“什么？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不行！我得下去跟他们说一说。”老张气得就要往下走，儿子一把拽住他：“别去了，你去说，他们又该以为是我逼着你去跟他们解释的呢，你儿子媳妇在他们眼中可就成了恶男刁妇了。”老张直跺脚：“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这可咋办哪？”儿子叹口气说：“别再下去管你种的菜了。”老张就十分痛苦地说了一句：“不管了，不能让你们受委屈。”

    老张没想到种的菜自己不管了，老天爷倒是“管”上了，一天一场小雨，他种的小白菜、水萝卜很滋润地冒出了头，蓬勃地生长起来。一看菜苗都出来了，老张坐不住了，偷偷下楼，侍弄起来。在老张的侍弄下，花池子里的小白茉、水萝卜长得葱绿一片，老张的心情也郁郁葱葱的。

    花池子里的菜可以吃了，老张在楼下晃荡了一天，告诉每一个进门出门的住户：“要吃小菜就可以薅啊！”可他们都只对老张笑笑，没有人去薅菜，老张就很郁闷地上了。……

儿子回来了。儿子的手绿绿的，沾满了菜汁。儿子的脸青青的，没有一丝好声气。老张看看儿子的手，又看看儿子的脸，跑到阳台上往下着，就着到花池子里的小白菜、 水萝卜都被薅出来，它们鲜嫩的身躯支离破碎，惨不忍賭。老张的心口猛地被撞击了一下，痛痛的。老张转回头看看儿子问道：“他们又说什么了？我让他们吃菜随便薅的啊！”儿子气急败坏地冲老张喊了一句：“这花池子是大家的，不是咱们家的菜园子。”老张的心里轰然一声，抹了一把脸说：“还是荒着好。荒着，人心就不都慌了。”

遍地白花

刘庆邦

    收秋之后，村里来了一个女画家。

    村民觉得奇怪，这会儿场光地净的，要红没红，要绿没绿，要金黄没金黄，有什么可画的呢。可女画家每天这儿转转，那儿瞅瞅，画了张家古旧的门楼子，画了李家废弃的碾盘，画了石榴树、柴草垛、鸡窝……村民看着平常的东西，经她一看，就成了好看的东西，经她用笔一点，就成了一幅画。凡是被她画过的人家，神情都有些骄傲，还没被她画过的，都希望她能到家里画一回。

    小扣子也热切盼望女画家到他家作画。自从女画家到来，小扣子就天天跟着。女画家的每一幅画，都是在小扣子的注视下完成的。

    这天早上，小扣子一爬起来，就和他的黄狗去找女画家。

    女画家住在村东头，那家闺女刚出嫁，正好空着一间房，女画家就租住在那里。住了几天，房东就把女画家当闺女看了，不让她交房租。

    太阳还没出来，村街上弥漫着浓浓的烟火味。有人家烧麦秸，有人家烧豆叶，有人家烧甜瓜秧，每样柴火散发一种香，就形成了醇厚绵长的人间烟火味。村里人原来并不觉得烟火味香，而女画家一进村就闻出来了，她说，哎呀，真香！大家用鼻子吸了吸，是香。

    这会儿，女画家正在给房东家的祖父画像。她身后站了不少人，他们静静地肃立着，连出气都尽量放轻。女画家目光只在老人和画之间牵来牵去。她下笔很果断，也很有力量，能听见画笔在画纸上划动的声音。老人在墙根儿蹲着晒太阳，脸上的皱纹很多，连耳朵的高处都爬满了，这些皱纹像大地上的河流和沟壑，弯弯曲曲。小扣子一看画像，心就震了一下，以为自己的祖父复活了，正慈爱地看着他。他眼睛有些发湿，差点对着画像喊出一声爷爷。有了这张画像，人们对老人也多了几分羡慕，说他满脸的褶子变成了满脸的画意。

    女画家又给房东家的儿媳画了一朵硕大的红莲花，光彩烁烁，仿佛是开在一潭清水上。花样子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村就开遍了红莲花。

    女画家开始到野地里作画了，小扣子和黄狗在后面跟着。女画家画的是一片茅草，茅草的叶和茎都枯黄了，只有穗子是银白的，许多穗子连起来，就有了气势，一片白茫茫，让人怀疑走进了月光一样的梦境。在小扣子眼里，这画有声音，是旷野里长风吹在茅草穗子上发出的呼呼声；有气味，是土地的气味、茅草穗子的气味；有温度，温度很低，让人感到萧萧的凉意。黄狗突然跑到茅草丛里，女画家把它也画进去了，画上的黄狗在张着耳朵听风。小扣子心里欢喜，女画家总算画了他家一样东西。

    晚上，母亲用手巾包着新鲜的鸡蛋，带着小扣子，给女画家送去。女画家说，画了人家的门，画了人家的狗，不给人家钱，还白吃人家的鸡蛋，这样的便宜事上哪儿找去！她的话把院子里的人都逗笑了。

    月光正好，母亲和小扣子没有马上回家，女画家接着又说到了荞麦花。女画家说，她小时候，跟着下放的父母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好像看见过荞麦花。在她印象里，荞麦花不是零零星星开的，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开了。她早上起来，觉得西边的天怎么那么明呢，跑到村边往西地里一看，啊，原来是荞麦花开了。荞麦花开遍地白，把半边天都映得明晃晃的。荞麦花的花是不大，但经不住荞麦花又多又密，白得成了阵势，成了海洋，看一眼就把人震住了。在此以前，她喜欢看一朵两朵的花，老是被那些孤独的花感动。看到了大面积白茫茫的荞麦花，她才打开了眼界，才感到更让人激动不已和震撼的，是潮水般涌来的看不见花朵的花朵。她钻进密密匝匝的花地里，一呆就是半天。她记得荞麦地里蜜蜂和蝴蝶特别多，像是在花层上又起了一层花。连蜜蜂和蝴蝶似乎都变成了白的。她晚间也去看过荞麦花。晚间很黑，没有月亮。不过，她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满地的白花老远就看见了。她看着前面的光明，不知不觉就走进了花地里。

    说到这里，女画家轻轻地笑了。她说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反正那样的荞麦花如今是很难看到了。

    院子里的人一时都没有说话，只有如霜的月光静静洒落。小扣子把女画家的话都记住了。

    来年，在小扣子的要求下，母亲在一块地里种上了荞麦。

    小扣子看见，荞麦出芽了，荞麦长叶了，荞麦抽茎了，荞麦结花骨朵了……荞麦终于开花了！荞麦花开得跟女画家的回忆一样恍如仙境，把小扣子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从荞麦开花那一刻起，小扣子天天在花地里，并不时地向远方张望。母亲知道小扣子盼望什么，她帮着小扣子向远方张望。

（有删改）

炮台山遗骨

陈力娇

    水路被苏联红军接管，旱路有地方武装把持，只有沿张广财岭一路西逃。山高林密，气温骤降，饥寒交加，开拓团民死伤无数。到了十一月，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实在顶不住寒风的袭扰，才从炮台山上走出来，住进了吉兴村难民营。

    这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一万多名开拓团民，已经死伤过半。

    当地的民主政府号召老百姓，去救救他们吧，不然这些日本人都得死在这。中国的老百姓心是善的，他们虽在心里恨着他们，恨他们抢了他们的土地，占了他们的房屋，饿死了他们的孩子，但一看到他们落魄成这样，就一切的恨都不是恨了，钟老头走在难民营的街道上，满大街都是奄奄一息的开拓团民。仅有的两百间房子都住满了，马房也住满了，院子也住满了，人群一直沿乡路伸出两里远。

    钟老头想，尽可能地领养一个吧。但却不知领养哪一个。

    到处都是躺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女人见他走过来，吃力地抬起头，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和钟老头说：“①国的回不去了，日本不要我们了，病的多多，救孩子一条命吧。”说完泪流满面。

    钟老头停下脚步看她的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三四岁。大的还有活气，坐在母亲身旁冻得哆嗦成一团；小的则快死了，气息微弱，眼看着就睡过去了。十一月寒冷的天气，土地结着冰，孩子尿出的尿，已把他的衣角粘牢在地上。

    女人的眼泪催促着他，抱走哪一个呢？哪一个都会给他的生活增加不可想象的负担。但是他们马上就要死了，眼看着他们死掉吗？钟老头脱下自己的棉大衣，铺在地上，把小的抱起来放在上面，想抱起就走，却看到大的也在眼巴巴地看着他。狠狠心，把大的也放在大衣上。

    地上的女人露出了苦楚的笑，笑过后闭上了眼睛。

    钟老头把两个孩子抱回家，钟老太把他们洗干净，一边放在热炕头的被子里暖着，一边喂他们吃小米粥。一碗粥下肚，两个孩子活了过来，他们没有哭闹，温暖让他们忘记了妈妈。钟老太熬了一个通宵，用自己的衣服给他们一人改做一件小衣服。

    人是救了，日子却难熬了。

    每天钟老头天不亮就起床，用他那匹瘦马为别人家拉东西，挣得少量的工钱，买回少许的米，勉强够两个孩子糊口。他和老伴则吃秋日里留下来的冻白菜和山蘑菇，或上山找积雪下面的野果和橡子。

    转年春天来了，积雪融化了，万物开始复苏，一家人总算有了盼头。大孩子已经恢复元气，能满地跑，帮着钟老太做饭填柴了；小的也能满炕爬，趴在窗台上等钟老头给他带吃的了。他们都叫钟老头爹，叫钟老太娘，甜甜的声音，哄得老头老太乐得合不上嘴。

    这天，钟老太答应给他们做粘米饼，大的就到院子里为钟老太抱柴。他站在柴草垛前好半天都不动地方。钟老太出来接他，见他发愣，就问：“想啥呢？”他吸了吸鼻子，指指吉兴村的方向。钟老太问“那里有什么？”孩子说：“味儿。”又吸了吸鼻子。

    孩子一闻到这味就指指吉兴村，可是吉兴村有什么呢？什么会散发这种味道呢？

    钟老头这天回家，对钟老太说：“你把我最破的衣服找出来，我要去抬尸体了。”钟老太吃了一惊，钟老头接着说：“吉兴村开拓团民的死尸都烂了，雪一化，他们都从积雪里钻出来，一拎不是掉胳膊就是掉腿，再不抬就成泥了。”

    钟老太问：“往哪抬呀？”

    钟老头回答：“往炮台山抬。”

    钟老太说：“那你可得想办法带一点白酒，浑身上下喷一喷，别着了魂。”

    钟老头说：“哪有那么多酒呀，三天三夜都运不完啊。吉兴村的菜窖里、壕沟里、大树下，到处都是死尸，人摞人，都成垛了。”

    钟老太叹了口气，说：“②这些日本人，蛮横时比谁都蛮横，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他们的国家也真的，自己人都不当回事，难怪那么欺压中国的老百姓。”

    钟老头去抬尸了，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

    但是第五天钟老头中午就回来了，回来后悄声地对钟老太说：“怎么办？我看到孩子他妈了，她也在死人堆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你说，也烧吗？”

    钟老太说：“怎么能烧呢？入土才为安啊。”

    钟老头说：“不烧埋不起呀，再说胳膊腿都不知谁是谁的了。”

    钟老太问：“孩子他妈也是吗？”钟老头摇摇头。

    钟老太说：“那你把她藏在背旮旯里，晚上我们俩去把她埋了。”

    他们说这话时，两个孩子趴在窗台上，望着他们俩双双在哭。

    钟老头说：“快，快去哄哄，他们听懂了。”

    钟老太回屋了，钟老头重返炮台山。森林在呜咽……

（有删节）

【注】1945年8月15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然而移居中国东北数以十万计、已无男丁、仅剩下老弱不堪的妇女儿童的日本开拓团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开始了艰难的逃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