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小红帽》《一个士兵》等。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还有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塞上耳塞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在科利亚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好像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注】 ， 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注】加缪，全名叫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第九封信

金立明

    “我很好！一切都很正常。胳膊恢复得很快，刚做过透视，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石膏了……”她提笔写道。

    可是她想写的却是：“快回来吧，我唯一的远在天边的骨肉！我糟透了。现在，我仅有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再看你一眼了。我这骨折不是通常的骨折，刚从医院里回来，我能从医生们的眼神里看出来，很快，我就要离开人世了。”

    可是她是母亲，她不能这么写。

    死是肯定的了，对于她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可是要是她赶了回来，停止了两个月后即将完成的学业，面临将是双重的灾难。而一份就已经过重了……我不能再给她添加那另外的一份了……自从有了这一想法后，每天，她都强打精神，开始想为她的孩子再做一些她所能做的事。她开始一封一封地写起信来。这是她一直保持着的习惯，每周一封信。

    为了瞒住事实，每一封信都用的是一种平和而又轻松的语气。

    写满了八封信后，在写第九封时，她的四肢便有些不听使唤了。她有些后悔，她想到现在就是再想改变主意，想让她的孩子马上回来，怕都已经来不及了。可是这第九封信她还是坚持着写完了。有时一整天，她只能写上一两句。

    死期临近了，病房里那位专职护士答应了她这严肃的请求，同意在她死后将按着顺序，照样每周一封地发出这些已提前写好、封好了的信。

    那在英国攻读学位的女儿每次收到母亲的信时，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说透了，在这异地，只有这才是促使她不断努力的真正动力。

    “……新来的保姆姓陈，人挺不错，不像有的保姆，一吃完饭，洗完碗，就进屋里睡觉去了。那天刮大风，所有的灯都灭了，她一直陪我聊天，直到天明。”

    “……在家时，小狗总是等你回来给它开晚餐罐头。你走了都快四年了，可直到现在，它仍没有改过这一习惯哩。那天傍晚，见它始终站在门口朝着后院的马路呆望，时不时地呜呜哀叫几声，我就完全知道，那是它在殷切地盼着你回来给她准备晚餐哩……”

    学期终于结束了。脱下那套为拍照而穿上的博士服后，她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九封信也就随着到来了。

    “具，不要难过，不能不告诉你的是，在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辞世近两个月了。请不要惋惜我们没能最后见上一面。……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你没有父亲，一直靠打工挣钱学习，你的成长极其不易。但好在千辛万苦，你还是入了正轨。

    “两个多月前，在你写信告诉我，说你将闭门不出，直到获得学位后再给我写信时，我便有了这一想法。

    “前面那八封信都是我在重病时写成的。你没有看出破绽来，我很高兴。……别哭泣，具，你不是常人，也别浪费路费再赶回来看我的骨灰盒了，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关于我的病情，我已附上这段时间的病历。

    “你自幼就比谁都美丽。自你长成后，看着你简直是一种享受。你比我怀你时所想象的要全面多了。但可惜的是，从小时候起，你就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常因为衣服而受同学们的嘲讽，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在获得学位后，我希望你能开始一种真正的生活，希望能像那始终处于劣境中的辛迪瑞拉一样，总有一天，你的美丽，你的心地，你所秉有的一切都能得到公认……”

    “哦，不！……妈妈！”看到这里，具再也忍耐不住地痛哭起来……“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要用惨痛的、确确实实的牺牲，去换取那些所谓的虚无的利益啊！为什么利总是高于益，占据了心灵里这最最主要的位置呢？”

    时隔很久，她仍在想着，仍分辨不清：母亲究竟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错事呢？

（选自《深圳特区报》）

格桑梅朵

    来到川藏线上这个道班的时候，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风像长了牙齿，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连绵的雪山矗立在眼前，一眼望去，是意料之中的一片纯白。

    父亲在这条线上修了一辈子路，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的高原病回到家乡。临走时，也不忘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那时，我刚卫校毕业，本有大好的前途。可军人出生的父亲，却板着一张脸，无比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必须得去，那儿需要你这样懂医的人。

    我知道有这样的父亲，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在母亲的哭哭啼啼中，我没有掉一滴泪，把对父亲的怨恨装进行囊，毅然走进了这个雪山脚下的道班。

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每年春夏时节，被大雪封了一冬的公路就格外的热闹。纤细娇艳的格桑花蓬蓬勃勃一路开到雪山之巅；连绵不断的进藏汽车排起长龙，在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蠕动；骑行爱好者们一路欢歌，摇着清脆的铃铛，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还有那些藏族老乡赶着自家的牛羊，从从容容地跨过公路，辗转到别的草场……

    公路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养路工人最繁忙的时候。这段28公里长的川藏线是属于我们道班管辖的，为了能保证这条路畅通，李大姐他们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去清理路面，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通常这个时候，我都还在睡懒觉，他们知道我憋屈，也不叫我出工，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因此我也放任着自己，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是他毁了我的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是李大姐的呼喊：“幺妹儿，快起来，要出人命了。”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只见几个藏族老乡抬进来一个老阿妈，呼吸急促，脸色乌青。我被这慌乱的场面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老阿妈的呻吟瞬间战胜了我的犹豫，我从床下拿出急救箱，给老阿妈吸上氧，打针，拿药，倒水，喂药，一连串的动作再自然不过了。

    不一会儿，老阿妈终于缓过气来，她忽然跪在我的面前，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吓得我直往李大姐的身后躲。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道班的屋顶上看远处盛开的格桑花，一个部队的车队从道班门口浩浩荡荡驶过。这时，一辆军车靠边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士兵，对正在修路的李大姐他们比划着什么。

    忽然，李大姐抬起头，朝我大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房顶上跳下来问：“喊我干啥子？”

    那个士兵递给我一个栽有格桑花的罐头盒说：“谢谢你救了我阿妈，这是生长在五千米雪山上的格桑梅朵，送给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跑掉了。

    我只知道这花叫格桑花，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格桑梅朵，好有诗意的名字。我把那盆格桑花放在窗台上，问李大姐：“格桑梅朵是什么意思？”

    李大姐说：“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你那盆花在藏族人眼里就是吉祥幸福的花。”

    以后的日子，那个藏族士兵每次进藏都要为我带回一个栽有格桑梅朵的罐头盒。渐渐的，娇艳的格桑花开满了我的窗台，在花香里，所有的烦恼抑郁全都逃遁了。

    终有一天，为我送格桑梅朵的不再是那个满脸高原红的藏族小兵，而是他的战友。我问他的战友，那个小兵哪儿去了？战友先是支支吾吾，最后才说，他牺牲了。

    战友红了双眼，哽咽道：“就是这次进藏，突遇暴风雪，道路塌方，嘎旺他们的车就翻下了悬崖……”

    我不知道那个战友是何时离开的，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

    李大姐安慰我说：“别伤心，在这几千里的川藏线上这样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你爸爸曾说过，我们守路的人一定要守好这条路，才能让行路的人更加安全，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美满。”

    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的格桑梅朵，在暖暖阳光下，绽放着。似乎在告诉我，父亲和千千万万的养路工人是在用生命浇灌着更多人的格桑梅朵。

（选自《2014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悲惨命运

（英国）威·毛姆

    有些人，在拜访别人或晚上与人聊天的时候，总觉得告辞是一件艰难的事。时间一分接一分地过去，到了拜访者觉得自己真的该走的时候了，他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呃，我想我……”紧接着主人就说：“噢，你这就要走吗？时间真的还早哩！”于是拜访者拿不定主意的尴尬就接踵而至了。

    在我所知的这类事情中，最悲惨的例子要数我可怜的朋友梅尔帕梅纽斯·琼斯先生的遭遇了，他简直不知道如何从所拜访的人家里脱身：他是那么忠厚，又是那么规矩，从不愿失礼。在他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他去他的一个朋友家拜访。他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天，喝了两杯茶，然后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说：“呃，我想我……”

    可是女主人说：“噢，别急！琼斯先生，你真不能再多呆一会儿吗？”

    琼斯从来都是说实话的。“噢，能，”他说，“当然，我——呃——可以再呆一会儿。”他留了下来，喝了十一杯茶。夜幕开始降临了，他再一次站起身来。

    “呃，现在，我想我真的……”

    “你非要走吗？”女主人客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可以留下来吃饭哩……”

    “呃，是可以的，”琼斯说，“假如……”

    “那就留下来吧，我肯定我丈夫会很高兴的。”

    “好吧，那就留下来吧。”他颓然坐回到椅子上，灌了一肚子茶水，怪难受的。

    男主人回来了。他们开始吃饭，席间琼斯从头到尾都坐在那儿盘算着要在八点三十分告辞。主人一家都在纳闷，不知琼斯到底是因为呆笨而显得郁闷不乐呢，还是仅仅只是呆头呆脑。

    吃完饭之后，女主人想“打开他的话匣子”，于是就拿出照片来给他看。她把家里珍藏的所有照片都拿了出来，总共有好多哩。到八点三十分的时候，琼斯已看了七十一张照片，大约还有六十张没看。琼斯站了起来：“现在我得告辞了。”他以恳求的口吻说。

    “告辞？”他们说，“才八点三十哩！你有什么事要去办吗？”

    “没什么事。”他承认，接着又闷声闷气地坐下，然后苦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大家发现主人家的宝贝儿子——那个可爱的小调皮鬼把琼斯先生的帽子给藏起来了，因此，男主人说，琼斯先生非留下来不可了，于是就请琼斯一起抽烟和聊天。琼斯时时刻刻都想果断地离去，可就是办不到。后来男主人开始厌烦琼斯了，用反话挖苦说：“琼斯先生最好留下来过夜，我们可以给你临时搭一个铺。”琼斯误解了他的本意，竟热泪盈眶地向他连连道谢。于是男主人便把他安顿在一间空房里，内心却在狠狠地诅咒他。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男主人进城上班去了，留下琼斯和在家的宝贝儿子玩。琼斯这一天一直在琢磨要离去，可他又左右为难。男主人傍晚下班回去，发现琼斯居然还在家里，大感吃惊和恼火。他想开个玩笑把琼斯支走，于是就说，他认为该向琼斯先生收房租和伙食费了！那个不幸的小伙子目瞪口呆了一阵子，然后紧紧握住男主人的手，向他预付了一个月的食宿费。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神情忧郁，最后他终于垮了。他发烧可真厉害，根本就神志不清。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怪可怕的。有时候，他会从床上惊坐起来，尖叫道：“呃，我想……”紧接着又倒回到枕头上，同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再过一会儿，他又会跳起来，大叫道：“再来一杯茶，再拿些照片来！哈！”

    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痛苦折磨，在他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去世了。人们说在他临终之际，他坐在床上说：“噢！天使们在召唤我，我想我真的该走了，再见！”

（选自《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12）

好游戏玩不长

[意大利]卡尔维诺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在玩打仗的游戏。那里有一处干涸的溪流，岸边全是芦竹，河床上都是些灰黄的磐石。既没有敌人，也没有那种会开始然后又会结束的真正战斗。只需要踩着溪流^'冲到下面去，手里再握着杆芦竹，照着脑子里浮现出的战争场面做就行了。

芦竹是各种武器：可以是刺刀，乔瓦尼诺在一片流着沙的河滩上做出扑到前面去袭击敌军的动作，同时发出一种从喉部出来的声音；也可以是机关枪，他把它搁在两块礁石间的低坳处，然后把它从一头转到另一头，震得直响。

“红十字！”他叫道，“你是红十字的！快过来！没看见我受伤了吗？”

到那时为止一直扮演地方机关枪的赛来内拉，跑向他去，在他的额头上碾压上一张薄荷的树叶，充作膏药。

乔瓦尼诺猛地蹦起来，横向拿着芦竹跳开了，胳膊伸得老开。“轰炸机！轰炸机对准目标了！嗖••••••轰隆！”然后就把一手的白砾石撒到赛来内拉的身上来。

“你是正在行进中的敌军汽车纵队！我炸了你！”

他们从头到脚都湿了，在一段沙滩上滚了一会，乔瓦尼诺决定当坦克了，不行，她是坦克，他来当反坦克雷。他们又玩起了骑兵巡逻队的交锋，乔瓦尼诺撕开了他芦竹上的叶鞘，并把它吹得直颤，还发出刺耳的嘶嘶声。正是那嘶嘶声作响时，出现了三个真正的士兵。

溪流间有一片开阔处，山谷是一片倾斜成凹槽的草地，四下里散落着大丛的荆棘。两个士兵的头盔上扎着清绿的树枝，肚子抵在地上，钉着鞋钉的鞋底垂直地顶在地上，另一个战士戴着耳罩，正在鼓捣一台卡带式收音机，收音机上面还有一个环形大天线。

两个孩子，大气不敢出一声，拖着芦竹尖，靠到一名战士身边。他正躺在草地上，举着步枪，而头盔，肩包，干粮袋，行军水壶，手榴弹，防毒面具是一个压在另一个之上地堆在他身上，就像是一场由不同物件构成的雪崩，把他给埋没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上，是从一株含羞草上扯下并捆在一起的枝叶，树枝上的裂缝露出了木头的红心，还有一片片被剥掉的树皮。那个士兵，从地上把脸转向孩子，几乎都没挪动头盔，只把头在头盔里转着，一直转到把一面脸颊贴在地上。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忧郁，唇间含着一片樱桃叶。

孩子们蹲伏在他身边；芦竹被他们戳在前面，和战士的步枪平行。乔瓦尼诺说：“你们在打仗吗？”

士兵在地上蹭了蹭下巴，张开嘴唇，吹走了那片樱桃叶，什么也没说。他捏住乔瓦尼诺的芦竹的顶端，一手拿过来，把它折弯，想弄断它，但这是一根新出的芦竹，它一层层嫩绿而柔韧的内里中裹的全是叶鞘，所以只是被折弯了，但并没有断裂开：这士兵不得不扭搅着它，并一条纤维一条纤维地把它撕断。乔瓦尼诺看到那架武器就这么被糟蹋了，很不愉快，他对它很有感情，但那个士兵做这些举动时花那么大的劲，搞得他也不敢说什么。

在一段斜坡上，一棵桑树投下荫翳，桑树底下，一把折叠椅上，坐着一位将军。那是个臃肿的男人，用望远镜看着什么，用手绢拭去汗水，再把也沾上汗水的眼镜用手绢擦干净，还在膝盖上一张摊开的地图上指指画画的，喘着粗气跟他的参谋长说着什么。

“啊呀……敌人的炮火，”将军说，“全部击中了我们的人……啊呀……”他长满了红毛的短小手指在地图上摩挲着，就像是肥大的毛虫。“失去一些弟兄是很痛心的，但是……啊呀……

参谋部的军官们，以那种不舒服的姿势坐在那里，把整个身子的重量撑在自己手上，有时也撑在前臂上，艰难地抵御着想躺在草地上、睡在太阳下的诱惑，同时还在将军周围表现出很活跃的模样：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东西，跟随着地围上的调遣，他们好像在思量着每一处的环境因素，思量着那些掩护得糟糕的队伍。

“自然，什么时候能看到葡萄园了，”将军说，“那就是我们的炮火把土地给烧焦了••••••就在那里，那个露天的地方……啊呀……你们看见敌军的侦察所没有？”

“这在地图上标本出来了，将军先生，”一位军热情地说，“农居区”……”

但将军没有看地图，而是继续指着那个土丘，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知道，那是老头保乌洛的家，那个养蚕人的房子。

孩子们看了一阵养蚕人的家，又看了一阵将军在地围上画了一个叉的铅笔。又响起一声爆炸。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惊跳起来，他们手中的芦竹也就跟着互撞了一下。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坐在地上，头垂着，缓缓地扯起一簇簇的草。先前玩打仗的游戏很有意思，但现在，他们的脑袋里总想起那个唇间含着叶子的士兵那忧伤的眼神，想起了将军抹掉了葡萄园与农舍的那毛茸茸的手指。乔瓦尼诺尽量去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游戏，但在每一缕思绪之间，那些忧伤的眼睛和红色的手指总是不时地回到他面前。

他有了一个新主意。“一个新游戏！”他跳起来。那里有一堵被香忍冬爬得密不透风的墙。乔瓦尼诺拽着香忍冬的枝头，拉下来长长的一条，把它向后拖着，同时还注意不弄断它，不把它从墙上拔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是一根导火索，和威力无穷的三硝基甲苯炸药相接，藏在军团参谋部地下。”

“那应该怎么做？”

“你捂住耳朵。我要给导火线点火了，几秒钟以后，军团就会爆炸了。”

赛来内拉立刻塞住了耳朵，乔瓦尼诺做出点上一根火柴的动作，并把火柴送到导火索旁，然后发出嘶嘶嘶……的声音，然后用那目光跟着那正在被火苗消耗掉的导火索走。“我们扑到地上去，快，赛来内拉！”他大嚷着，自己也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两个人都俯下脸。

“你听见没有？这轰隆声这是可怕极了！军团没了。”

乔瓦尼诺又拉过那攀缘植物的一根枝藤。“你知道这根导火索又是去哪里的吗？是去参谋部底下的。”

参谋部也被炸掉了。

“现在你炸什么？”赛来内拉刚从地上爬起来就问。

乔瓦尼诺不知道师后面是什么了。

“我觉得不剩下什么了，”他说，“所有的都被炸掉了。”

于是他们下到海滩边，去做沙堡。

（有删改）

记钱锺书与《围城》（节选）

杨绛

要认识一部书，还是得认识书的作者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有“痴气”。

钟书四岁起识字，并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家中收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以及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这类小说，看完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后来我们在牛津时，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珍。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

食肠很大，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

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可是一个人写写 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 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 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  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 攻，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 ， 埋得一层深入一层，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 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一九五七年春，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 ， 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一一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