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爷爷

莫言

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姑姑说大爷爷一进家门就坐在门槛上；脸色蜡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急不可耐地喝了绿豆汤，又添了一碗。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眼珠渐渐地活泛了，脸上有了血色。姑姑她听到大爷爷肚子里呼噜呼噜响，好像推磨一样。一个时辰后，姑姑说大爷爷到厕所里去，拉了个稀里哗啦，似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然后就慢慢地好起来，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

我说《儒林外史》上有类似的故事。姑姑问我“儒林外史”是什么？我说是古典文学名著。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著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大爷爷病愈之后，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胶东军区的人说，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老万，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许司令说了，用八人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摆大宴请他！就这样，大爷爷留在了胶东，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

大爷爷的高超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许司令肩胛缝里那块弹片就是他取出来的，黎政委爱人难产，也是大爷爷手术。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大爷爷的大名，他率兵下来扫荡，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翻。他弃马逃走。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治愈后，成了夏团长的坐骑。后来此马恋旧，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杉谷见宝马复归，惊喜万分，让汉奸秘密探访，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医院院长就是把死马医活的神医万六府。杉谷司令是学医出身，惺惺相惜，总想把大爷爷招降过去。为此杉谷从《三国演义》里学了诡计，派人秘密潜入吾乡，把我老奶奶、我大奶奶、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作人质，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

我大爷爷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看完杉谷的信，揉巴揉巴就扔了。医院门政委将这信捡起来送到军区。许司令和黎政委联名写信给杉谷，怒斥他是个小人。信中说如果他敢伤万六府三位亲人一根毫毛，胶东军区将集合全部兵力攻打平度城。

姑姑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当然这是姑姑私下对我们自家人说的，对外她不这样说。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

我大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大爷爷牺牲的事必须说说。姑姑说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也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人私下里说大爷爷腰里缠着八颗手榴弹、骑着骡子，独闯平度城，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家人，但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传播这消息的人姓肖名上唇，曾在西海医院当过担架员。此人阴阳怪气，解放后曾因发明了一种特效灭鼠药而名噪一时。后来被揭露，他的特效鼠药主要成分是国家已经严禁使用的剧毒农药。此人与姑姑有仇，因此他的话不可信。他对我说，你大爷爷不听组织命令，撇下医院的伤病员，耍个人英雄主义，行前为了壮胆，喝了两斤地瓜烧酒，喝得醉三麻四，结果糊里糊涂踩了自己人的地雷。肖上唇龇着焦黄的大牙，简直是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大爷爷和那匹骡子都被炸碎了，是用两只筐子抬回来的。筐子里有人胳膊，也有骡蹄子，后来就那么烂七八糟地倒进了一个棺材。我把他的话向姑姑转述后，姑姑杏眼圆睁，银牙顿挫地说：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劁了这个杂种！

姑姑坚定地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英灵山上，有他的陵墓；烈士纪念馆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那是双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

（节选自《蛙》，有删减）

那年，那猴

柳边河

   秋收过后，生产队会计稀里哗啦拨弄算珠，根据每一个社员家庭的人口、出工和分配的多少得出哪家该进钱哪家该补钱，准备开分红会。每年此时，段二爷和他的母亲总会有盼头。他和他的母亲，都是能出工的劳力。

   段二爷其实并不姓段，也并不是能够称得上“爷”的老头。他叫佟寿，虚岁二十的年轻壮小伙。为何叫段二爷，都是那回看猴戏看出来的。耍猴戏的人姓段，叫段二爷，身材瘦瘦的，佟寿和他差不多。那年秋收后耍猴戏的段二爷牵着一只可爱的小猴来到小村庄里耍猴戏。吃完晚饭老老少少早早地来到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围坐上了。佟寿家离晒谷场近，自然就来得早坐在最前面。耍猴戏的段二爷牵着戴了官帽穿着官服的小猴，提着个小锣咣咣咣的绕场一周就算开场了。猴戏耍得精彩就不必说了，大家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不知那耍猴戏的段二爷变了个什么戏法，把坐在前排的佟寿变成了他自己的模样，那小猴把佟寿当作段二爷在他身上又抓又抚，弄得佟寿不知所措，头发被抓得乱蓬蓬的。身边的人明明看着坐的是佟寿，怎么会成了段二爷，都感到不解。从此，佟寿就没有哪一个叫他佟寿，不管大人小孩都叫他“段二爷”了。

   分红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进钱的人家不必说，补钱的人家就得一五一十地把钱拿出来，补给那些劳动日挣得多的。可钱从哪里来？那时候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要想把什么变一分钱是没有什么可变的，唯独自留地里种点辣椒或其他的经济作物，秋后按国家牌价卖给供销社才能变出点钱来，所以每到要分红的时候该补钱的人是愁上眉头。

   有的进钱人家与补钱人家相互谈好，答应喊着，等哪时有了哪时给。段二爷没有找哪一家喊，自己的劳力，癞子头上的虱子——跑不脱。他想到的是进现钱，好实现他的愿望。

   分红会上，各自揣着的心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像灯火苗一样摆动，跳跃，或被灯蛾扑打得东倒西歪。桌上摆着一沓钞票。段二爷看着那沓钞票逐渐地矮下去，完全消失了，会计还没有叫到他的名字，他全身冰凉。

   会计终于叫到他的名字，宣布他应进一百三十元，比去年多了十五元。尽管多了十五元，段二爷心里高兴不起来，当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会计接着念了下一个人的名字。

   下一个是佟金银，生产队长，是段二爷亲幺爸，人多劳力少，应补一百五十元。

   佟金银当场把二十元现钞搭在桌子上交给了出纳，剩余一百三十元。他望了望段二爷，大声地喊，段二爷，喊到哈，过几天给你。

   说话算话哟，幺爸。段二爷只得应承了一句。你放心，男儿汉大丈夫。佟金银拍着胸膛慷慨答道。

   腊月说到就到，家家户户置办年货忙。段二爷分红该进的钱还没有到手。心里着急，亲自登门要账。佟金银满口答应，行，没问题，等会赶场就给你找来。你放心，好侄儿，下午我亲自给你送来。下午六点钟了，段二爷还不见幺爸拿钱来。一下午他都死盯着佟金银赶场回家的路，眼都望穿了。天色渐渐朦胧起来，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朝这边晃动。那影子他很熟，不错，是佟幺爸，喝醉了酒，一路乱七八糟地唱着京戏：咣扯咣扯咣……

   段二爷心急火燎，不等他咣过来就扑了上去。佟幺爸一把抱住段二爷，好侄儿，我晓得，我晓得，然后用醉气熏熏的嘴对着段二爷的耳朵耳语了几句，段二爷还没愣过神来，佟幺爸用京腔大笑着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了，段二爷的钱还是一分没得，别人家热热闹闹，自己家里冷屁熏烟，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中烧，再次登门催帐。这次段二爷是麻了脸，甚至是开黄腔不认亲了。佟金银，你跟老子拿钱不，不拿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佟金银看到一个晚辈指名道姓骂到自己脸上来，又是堂堂的一队之长，顿觉不光彩，恼羞成怒，站出来指着段二爷一阵骂，腊时腊月的你吼哪样？老子又不是说不拿，你那点老子拿不起是不是，老子少喝两杯……

   邻居七八个男劳力汉上前各自劝说才算把火扑灭。

   年三十，佟幺爸为了表示歉意，置办了年饭把段二爷母子俩请到家里。佟幺爸一阵甜言蜜语劝下三杯酒，然后又亲情加感情滔滔不绝，乖侄儿，幺爸实在是对不起你，今年幺爸确有难处……摆了摆头，叹一口气，举杯同段二爷又连干了两杯接着说，明年，明年补偿你，让你工分挣得更多，幺爸说话算话，绝对不骗你……又是两杯下肚，段二爷不胜酒力，有些昏昏的了。佟幺爸接着话茬把他的意思讲完，明年佟石川家饲养耕牛到期了，我把它转让给你，一年多挣三百多个劳动日呢。你想想，三百多个劳动日一年多收入几十块啦……

   段二爷懵懵懂懂地听着，不知什么时候进入了梦乡。等他一觉醒来，已是家家户户桃符更新，噼里啪啦燃放鞭炮贺新春。段二爷被鞭炮声震醒，模糊中仿佛又看到那只猴在他身上抓捞……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夀”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 ， 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卖厨刀

刘明

    早晨有雾，淡淡的。

    桐庐镇优雅的轮廓，在薄纱般的晨雾中显露出来。奔流不息的富春江和天目溪交叉着从镇前的岩石下缓缓流过，背后是若隐若现的青山翠岭。远远望去，水傍青山，雾缭古城，宛如一张鲜嫩碧绿的荷叶，托着颗晶莹闪烁的珠露。

    正是起早赶露水集的时候。来赶年前最后一个集市的乡民们，肩上挑着柴禾，手里提着鸡婆、绳头串着蘑菇，盆里盛着活鱼，从四面八方涌入这个小镇。

    桐庐镇仅有的这条直街上热闹起来了，热闹得就像一锅正在滚动着的粥。卖韭菜的放开嗓子直着吼叫：“多水嫩的韭菜，六角八一斤，便宜过草!”卖金针木耳的吆喝起来顿挫抑扬，如同唱戏文一般：“黄针——木耳，蘑菇——生姜！”卖藤条锅刷的吆喝声很有些特别，前声十二分地拖长，而到后半部分却喊得出奇的短：“卖藤——条！”卖葱煎包子的把平底锅沿敲得梆梆响；卖鸡的鼓圆腮帮吹开鸡婆的尾毛，两指捺着滚圆的鸡屁股直伸到买主的鼻尖，正和买主作激烈持久的讨价还价。人们仿佛不是来赶集，而是来比声音的。

唯有市场西边的一根电线杆子下，一个穿黑袄的汉子一声不响地蹲着，跟前放着二十多把厨刀。汉子抬起胡子拉碴的脸朝喧闹的人群望了一眼，从他兜里摸出一块砚台大小的铁块和一团筷子粗的铁丝放在地下，捡起一把厨刀，低下头，“咔咔咔”砍起铁丝来了。

    “是在变戏法儿吗？”外圈的人只想往里面挤。

    “他怎么不说话？”里圈的人直纳闷。

    见人多了，黑袄汉子从他兜里摸出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一行工工整整的柳体大字：自家打的厨刀，每把两元。

    “哼，店里张小泉剪刀厂出的厨刀也只卖一块六。”有人摇着头冷言冷语。

    “不过，这厨刀的刚火倒是硬碰硬的。”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

    黑袄汉子一声不响，低着头又砍起铁丝来。“咔咔咔”铁丝都断成了一厘米长短的小段。

    “嘿，这厨刀砍铁丝就像切粉丝一样，我买一把！”有人把捏着钞票的手伸了过来。

    “慢！”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挤到黑袄汉子跟前，从地上另捡起一把厨刀：“你换一把砍砍看。”众人都投来赞佩的眼光。

    黑袄汉子好像没听见，依旧埋头只顾自己砍。

    “唔——？是个哑巴？”工人模样的青年把厨刀递到黑袄汉子的手里，比比划划做了一阵手势。

    黑袄汉子接过厨刀，“咔咔咔”，一气砍了三十几下。青烟飘起，火星四溅，砍断的铁丝飞了一地。

    工人模样的青年夺过刀来，仔细地瞄了瞄闪着寒光的锋口，扔下两元钱，心满意足地走了。

    人群哄地一下炸了。“我买一把！”“我买一把！”几十只捏着钞票的手伸了过来。

    “砍得硬的厨刀不一定切得软！”刚才说风凉话的人又不阴不阳地插了一句。

    众人迟疑了，有几只捏着钞票的手缩了回去。

    黑袄汉子慢慢站起身来，高眉脊下那双明亮的眸子里，射出两道光来，直瞪着说风凉话的人的脸。瞪着瞪着，一言不发的黑袄汉子猛一抬臂，将厨刀举在了脖子跟前。

    众人吓了个大跳，哗地撒开了个大圈。只见黑袄汉子不慌不忙举刀在下巴上刮了几下。“嚓嚓嚓”，胡须纷纷落地，只留一片青青的胡渣儿。

    说风凉话的人嗫嚅着，似乎还想说几句什么，但人们一拥而上，早把他挤出了人圈。黑袄汉子的二十多把厨刀顷刻卖完。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搭上搭兜，走到卖葱煎包子的摊前：“喂，买四个葱煎包子。”

两个刚买了厨刀的人听见他说话，大感惊讶：

    “咦，他会说话，他不是哑巴！”

    “他会说话，做买卖为什么硬是一声也不吆喝？”

    太阳升高了，晨露散尽了，桐庐镇幽雅的轮廓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前面是奔流的江水，背后是兀立的青山，好一幅古朴淡雅的水墨画卷。黑袄汉子背着搭兜，手里托着四个刚出锅的葱煎包子，大踏步地走了。

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

门铃响起

【冰岛】布拉吉·奥拉夫松

今天是周四，一大早起我就坐在书桌旁。快到五点，天色逐渐昏暗起来，因为已近十一月末了。这时门铃响起——在一周当中的这个时间，居然有人来按我的门铃，这太反常了。我从书桌旁站起来，才意识到自己已在桌旁连续坐了两三个小时。打开大门前，我依然怀着那个想法——每当我没指望会有什么人来访时，我总会这样想：

有人要来杀我。

门外站着个中年男子，穿着蓝色的连体冲锋衣，一见我便直奔主题，完全没有自我介绍或是打个简单的招呼。

“你这儿有空瓶子吗？”他问。

“没有，不好意思，我这儿没有空瓶子。”

他并不相信我，转身离开之前还盯着我看了一眼。我目送他离开：他手拿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装空瓶子用的。我自问，这种行为算不算是粗鲁：敲开人家的门，没有一句自我介绍或是简单问候，就直接讨要东西。我走进厨房，打算在重新坐回书桌之前找点喝的，门铃突然又响起来。我依然怀着那个想法：

来了。

打开房门后，我确信，这一次我是真的猜对了，因为按门铃的还是刚才那个人，那个跟我要空瓶子的男人。除了要来达成他原本的计划——杀掉我，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又来敲门呢？

“罐子有吗？”他问。他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承认我松了口气。

“罐子是吗？稍等，我看一下。”

我没有立刻离开大门，而是犹豫了一瞬，因为我担心自己被耍了或被骗了。最好在我去——或者假装去——洗衣房察看有没有空罐子的同时，我能顺便把门关上。但不知为何，我没有这样做：就像我对自己说的，我向这位外来客屈服了。我再三请他稍等片刻，而在我进去的时候，就任由大门开着。洗衣房在门厅内侧，再往里走才是厨房。这是公寓里唯一一个从两个方向都能进入的单元。

我知道我一个空罐子都没有。在我回答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但我还是翻了翻洗衣机旁的黑口袋，就是门口的男人拿的那种。我从里面掏出一块木板，我一直打算先拔掉上面的钉子，再把它扔进垃圾桶来着。我知道，这些钉子会扎坏木板碰到的一切东西。在我把木板掏出来的时候，口袋就被刮出一个洞。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原处，生怕袋子被弄得更破，同时感到一股冷气从敞开的大门涌进公寓。难道是他进来了？他的眼神中隐藏了些什么？他穿着这件冲锋衣是要做什么？我想我知道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要是他打算拿着这个袋子四处游走，就必须穿得暖一点才行。因为人们是不会请他进屋的。我觉得那不大可能。自从进到洗衣房后，我就再没听见男人的动静，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已经自己进了屋；但我感到冷意渐强，这一定是说明：外面的门开得更大了。任由房门敞开的时候总会这样。我看着挂在洗衣机上方的晾衣绳上的干燥衣物，它们已在这儿晾了好几天。我靠近门口，小心地向外看去。前方的门果然开得更大了。我竖起耳朵，想确认男人是否还在外面，然后我听到了他清嗓子的声音，还听到了他的袋子发出的细碎声响。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门虚掩起来，朝另一扇通向厨房的门踱去。

我听到街上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司机一定是被人挡住了路，他的喇叭按个不停。我决定趁机把厨房门打开、溜进去。就在鸣笛声停止之前，我刚好将门关上。冰箱上的壁钟显示现在是五时十分。外面天色更黑了。我突然注意到水槽旁的桌子上放着一罐酸黄瓜，便试着回想，它是不是我方才找喝的东西时顺手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却记起我当时根本就没打开冰箱，因为门铃响了。

不知是因为窗外昏暗的天色，还是因为前厅敞开的大门，总之厨房里很冷。我把耳朵贴在通向洗衣房的门上，却什么都没听见，连街上的汽车交通声也没有。明明几瞬以前，街上的交通好像还很繁忙，而现在，街道似乎空空荡荡。侧耳贴门之时，我回想起一个叫劳鲁斯的亲戚，大家都叫他拉里，是我妈妈的叔叔。我想起四十年前的一天，他冲到我童年时的家，暴跳如雷，满口咒骂。那天，他给我们带了东西，两只购物袋里满满地装着他从货车司机朋友那里免费拿来的早餐麦片，他想把这些麦片给我们兄弟姐妹。他把麦片给了我们，虽然妈妈很不希望我们收下，因为这些麦片都是些陈年旧货。爸爸则对此没有意见，对于涉及这位亲戚的一切，爸爸都持这个态度。但麦片并非拉里后来愤怒离开的原因，而是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这是妈妈说的。他喝光了自己所有的酒，就来跟我的父母讨他们的酒；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就在房间里等待，把耳朵贴在门上；我们等着拉里再向母亲大吼一次，骂她傻瓜、抠门；等着他说，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我们家了。

“你真是抠门到家了！”在母亲朝他摔上门之前，他大声吼道。

这幅拉里的画面将我的思绪拉向了童年的另一幅画面：我十岁或者十一岁，挨家挨户地推销一本名为《动物保护》的杂志。可没有人愿意订阅。我又回想起另一段与推销有关的记忆：童年里的灰暗一天，我试着在雷克雅未克市中心卖报纸，大概就是我和朋友们结识《动物保护》的出版人的时候。

厨房里变得好冷。时钟显示五点二十分。门厅里已很久都没传出任何动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个提袋子的男人溜进了屋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已放弃了等待，我也听不见街上车辆的声音。而后终于传来了一辆车的声音，要么是公交，要么是卡车，紧接着交通仿佛又恢复了正常；刚刚这条街道居然那样安静，真有些诡异。我却并没觉得暖和多少。好冷。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