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话和悄悄话

赵新

    我是这样认识他的。

那天傍晚，我在我们小区大门口的菜市上买了二斤黄瓜，提起来往家走时，觉得手里轻飘飘的，脚步就有了犹豫。我想请人把黄瓜复一下秤，即使分量不够，我也不去找人家的后账，只想做到心里有数。

    我前后找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30岁左右的小伙子。小伙子是卖西葫芦的。

    小伙子冲我笑了：大叔，您好，您买西葫芦吗?

    我说我不买西葫芦，我想把手里的黄瓜复复秤……

    小伙子挥了挥手：对不起，您不买俺的西葫芦，俺怎么给您过秤?

    我笑了：同志，这是哪儿挨着哪儿呢?

    小伙子严肃了：这不是紧紧地挨着嘛，您不帮助我，我怎么帮助您?

    第二个是中年女人，身体粗壮，脸面黝黑。

    我还没把话说完，她的脸就阴了，很不耐烦地说：走开，我可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我给你称了，就会得罪……你以为我是个孩子?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伸出手来，接过我的黄瓜，放在了他的秤盘上。

    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这黄瓜是一斤六两；他说他的秤很标准，他称错了他负责。

    他显然是一个乡下人，光头，布鞋，一条裤腿挽起来，露出了圆鼓鼓的膝盖；一条裤腿耷拉着，盖住了脚面。个头不高，眼睛不大，一张瘦削的赤红色的脸，一抹浓黑的很好看的胡子；站在如火的落霞里，我闻见他浓郁的汗味。

    他不卖菜，他卖的是苹果、香蕉、橘子。

    我很受感动。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好兄弟，谢谢您!

    他说不谢不谢，做这点儿事情不费吹灰之力；他说他今年才45岁，论年纪我是他的长辈。他说：叔叔，您回家吧，该做饭了，婶子在家里等您。

    我担心他遭到那个黑脸女人的辱骂，或者遭到那个卖黄瓜的报复，就蹲在他跟前慢慢地抽烟，借以观察动静。他轻轻地把我拉起来，亮起嗓门说：叔叔您走吧，光天化日，没人找我的麻烦；找也不怕，咱有地方说理!

    我就慢慢地往家走，走了几步他又追上来，踮起脚尖和我说了几句悄悄话。

    这样我就认识了他，记住了他。我很快知道他姓吴，几个月前他还在村里种地，他的一双儿女一个叫吴优，一个叫吴律，都是正在读书的大学生。我很有兴趣地问他孩子们为什么叫吴优吴律，他说他希望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希望每个人无忧无虑地生活。

    这一天我又看见他帮人复秤。请他称东西的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放在他秤盘里的是一小袋鲜嫩的豆角，旁边还放着一把水灵灵的小葱。

    他告诉老太太：大娘，您放心，您的豆角分量不差……

    老太太说：你说不差就是不差!你再把那把小葱给我称称……；我让你称这称那，不会给你惹下祸害吧?

    他亮起嗓门回答：不会，光天化日，没人找我的麻烦；找也不怕，咱有地方说理!

    结果那小葱差了一两。

    老太太要走时，他凑上前去，又和她说了几句悄悄话。

    不久便有消息传出来，说难怪这位吴师傅天不怕，地不怕，行得端，走得正，原来人家有后台，根子很硬!

    那天我买菜回来时，那个黑脸女人突然叫住了我：大叔，您等等。

    我便停下脚步看着她，她的脸笑得很灿烂。

    她很神秘地说：大叔，您知道吗?那个老吴的侄子是局长，专管咱们菜市场!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她说：大叔，您别替他保密啦，大家伙儿都知道啦。以后我可以给您重新过秤，看谁还敢缺斤短两!

    我悄悄地问：大嫂，这事您听谁说的?

    她悄悄地回答：我听那个称了豆角又称小葱的大娘说，老吴不是和她说悄悄话啦?对了，老吴肯定也告诉您了，他也和您说了悄悄话!

    我不置可否地说：啊，啊，您忙吧，我走啦……

    我愿意老吴的侄子是局长，但是那次老吴和我说的悄悄话是，叔叔，您保重，为几两黄瓜，不值得生气。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6年第6期，有改动）

惩罚微笑

黄飞

    一位内地企业家到香港办厂，他住的别墅到停车地要经过一段“S”形草地，其实路很短。那天，他出门晚了，一急便从草地上直接穿过，跨过低栏就上车。这时，一位年轻的香港警察走了过来，很礼貌地给他撕了张罚单，处罚280元港币。他愣了，根本没想到这会是事。28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也不过区区300元，问题是太丢面子了，而且丢在香港。这对于一个处处让人仰视、处处有人伺候、什么事都不用自己操心、什么事都可以摆平的领导来说，心理上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但，现在没人帮他。这是在香港，就他们两个人。一个西装革履的内地大老总，面对一个一脸稚气的香港警察。他哀叹，只有靠自己了。

    那时，阳光极好，从维多利亚港湾升起的朝阳，温柔异常，将老总的面孔照得红扑扑的。他尴尬地笑着，赶忙递上盒好烟，低三下四地说：“对不起，我错了。主要是有急事……”那年轻警察也笑了。他虽然听不懂老总那半土半洋的普通话，但明白意思，摆摆手很礼貌地谢绝了香烟。老总见对方笑了，且很真诚，松了口气，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使劲比划着：“我保证，下不为例，绝对下不为例！”年轻警察始终微笑着。老总的心彻底放下了。他收起罚单，向对方亲切地拜拜一声，开车走了，在警察微笑的目光中渐渐远去。

    这件事，很快忘记了。一星期后，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老总莫名其妙，没做犯法的事啊！急忙找律师，律师问他近日有无犯规的情况。他苦思冥想，猛地想到了那次过草地，可已经解决了呀！律师听后摇头道：“你误会了，绝不可能那样解决。按香港法律，一个星期不到指定地点交罚款，法院传你；再不理睬，就要拘捕你。”老总慌神了，忙请律师疏通。律师认真说道：“这不比内地，没用的，我也不会去疏通。最好的办法，老老实实认错受罚。”老总没辙了。

    开庭那天，还有几个犯规的人。老总确实老实，见到法官，就点头哈腰地笑。法官问他犯规事实，他一一承认，毫不犯犟。谁知审判结果，其他人都按罚单罚，惟独他加罚一倍：560元港币。他憋气，又不敢问，交了罚款就去找律师。律师也莫名其妙，建议他直接去问法官，并说这是法律允许的，很正常。老总想了想，鼓起勇气，决定学秋菊讨个说法，罚要罚个明白，不能当冤大头。去一问，法官很严肃：“你违反了法规，自己也承认，可你一见法官就笑，这本身就是藐视法庭，所以加重处罚。”

    老总简直傻了！后来，他忍不住将这个“教训”逢人便讲……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从香港归来的代表说的。当时听的人哈哈笑过之后又陷入了深思。

    我在想，一向威严的老总，为什么要逢人就讲这个“教训”呢？原因只有一个：刺激太大了。在内地标准的皮毛小事，在香港却如此较真；循规蹈矩地去处理，却连栽跟头；“不打笑面人”的古训，在这里受到了无情的嘲弄；传统的思维模式，在这块同属于中国的土地上碰得头破血流。

野马脊

刘心武

    盘盘的爷爷为培养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骄傲。确实是，运河边的村子里，能像他那样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后来又成为高级工程师的，掰手指头，也不够一巴掌。可是爷爷很倔。奶奶去世以后，盘盘爸妈在城里四环内贷款买下挺宽敞的单元房，三卧两厅双卫，接他来住，住不惯，回去执意住进了镇上养老院。

    盘盘知道，爷爷心里是爱她的。可是，爷爷不像奶奶，能把那爱意表达出来。盘盘爱爷爷，没什么道理，他是爷爷，能不爱吗？爷爷在城里小住的时候，跟盘盘有过冲突。盘盘从冰箱里取出头天吃剩的披萨饼，放微波炉里转几圈，拿出来咬一口，满脸怪表情，马上就扔垃圾桶里了。爷爷看见后生了气。盘盘解释说：“爷爷，变酸了，吃了我会肚子疼的。”爷爷就数落她：“你尽是些吃饱了撑着的说词。饿你几顿就好了！”盘盘就笑：“爷爷好主意，这两天我体重又增了！明天只喝木瓜汁！”爷爷气呼呼，盘盘笑嘻嘻。盘盘说：“披萨，木瓜，味道怪怪的，对吧？爷爷您是不爱吃的。”爷爷就说：“凡能吃的都是好东西。都不能扔！”

    爷爷住进养老院以后，爸妈和盘盘去看望。爷爷话不多，眼睛也不怎么看他们，却总是盯着窗外的运河。冬天又到了，运河结冰了。盘盘自己去看望爷爷，爷爷也还总凝视窗外的运河。结冰的运河失却了秀丽，河边的树木光秃秃的，爷爷在那样的画面上看见了什么呢？

    盘盘开始求职了。有天投完简历回家，爸爸下班早，妈妈还堵在回家的路上。父女俩就随意聊天。盘盘就说起爷爷总盯着运河冰面看的事情。爸爸就说，该讲给你听了，不过，还是等你妈回来，吃过晚饭，再坐下来讲。晚饭吃过了，爸妈和盘盘围坐在沙发上，爸爸讲了起来。

    你爷爷娶媳妇很晚。因为家里穷，过三十了，还是光棍。你的太爷爷，过世得早，你的太奶奶，一直守寡。那时候咱们运河这边的村子，比运河那边的村子，还稍微好些，那边特别穷。这边有大片的菜地，种大白菜，每年晚秋砍下白菜，会留下菜根，砍下的白菜装车运走的时候，会掉下些破烂的菜帮子。就有运河那边村里的妇女，过河这边来，挖走菜根、拣走那白菜帮子，好拿去充饥。过运河若从桥上过，要绕很远的路，搭摆渡船，要花钱。但是，河那边村子跟河这边村子之间的河床，有一道凸起的石脊，河两边的人，都管它叫野马脊。它四季都没在水面下，秋天能透过水面模模糊糊地看出来。过河的人必须非常小心，才能踩着那道石脊渡过河来。

    那些年，每到这边村子砍完白菜，那边村子就有妇女踩着野马脊，背着荆条筐，来挖菜根、拣菜帮。爷爷家的屋子外头不远，就是一片菜地。有天刮着大风，冻得人不行，居然还有对岸来的一个妇女，跪在那菜地里挖菜根。你太奶奶看见那妇女在寒风中直哆嗦，就让你爷爷出去，把她请进屋，先暖和暖和再说。你太奶奶正熬了一锅棒子面菜糊糊，就盛出一碗请她喝。两个妇女就说起话来。敢情那也是个寡妇。临走的时候，你太奶奶就让你爷爷，往那妇女的筐里，装了好些个自己家腌的酸白菜。穷帮穷呀。这么着，两个寡妇就来往上了。

就在她们认识的那年冬天，那寡妇有天就跟你太奶奶说，咱们两家都穷，你儿子娶不上媳妇，正好我有个闺女，如今也二十好几了，就把我闺女，嫁你儿子吧。你太奶奶开头不敢相信，因为穷家的闺女，如果长得好，嫁出去也不难的，那寡妇就说，我不能拿闺女换钱。能嫁个憨厚人，比什么不都强。就这么着，你爷爷就娶了你奶奶。盘盘听了，大吃一惊，问：“怎么，我的血脉里，有那挖菜根拣白菜帮子的穷寡妇的成分？我该叫她什么？”妈妈说：“这事你爸老早就跟我说过。那是你的太姥姥啊。不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挖白菜根拣白菜帮子充饥的事情，似乎已经成天方夜谭了。所以我们这代人很少跟你们这代人讲这些旧故事。”

    爸爸对妈妈说：“可是，有个镜头，我一直没忍心跟你讲。现在我要跟你和盘盘讲出来。盘盘爷爷为什么总盯着那冰面看？是因为，那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情况，土话叫囫囵冻，就是原来河面还没有上冻，忽然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咔嚓，河面就封冻住了。那天天亮，有人在河边大喊，人们跑去看，在那野马脊上，冻死了一个妇女，她肯定是踏上野马脊后，忽然囫囵冻，她本能地跪下，再也拔不出身子，整个人就冻成个冰雕了，而她背上，还背着那陪伴她多年的荆条筐。你爷爷奶奶奔到河边，一眼看出，那是你太姥姥，顿时捶胸大哭起来……”

    盘盘听到那一刻，仿佛树木的年轮，顿时扩展，原来词典上的悲怆一词，不再飘渺，她的心智成熟期，来临了。

开往深圳的火车

张迎春

    半年多了。自从老伴去世，儿子的电话就没消停过。儿子让他把店盘出，去深圳和他们一起过。

    老李舍不得，店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接过来十多年了。当时夫妻俩积蓄不够，东借西凑，才盘下了这家店。夫唱妇随，虽说没攒下多少钱，靠着这店也供儿子读了大学，结了婚。

    儿子一天一个电话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总有不去的理由。直到有一天，儿子说，我们两口子要去外国进修，把你孙子一个人扔家里？这回他没话了。

    老李较舍不得的就是大哥了。一起打球多年，他的身体结实了，球艺长进了，和大哥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大半年，大哥更是嘘寒问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和他耗在了球场上。飞旋的球，让他沉到谷底的心又轻盈起来。

    那天，他和大哥说了兑店的事。大哥说，我孙子一直想改变经营方向呢。

    想起多年前，老李至今都内疚。那年大哥提议两家合伙做生意。老伴不同意。朋友就是朋友，一合伙，说不定生意做不长，朋友也没了。老李不以为然。人和人不一样。你看咱和大哥，这不一直亲如手足嘛。

    出兑的消息传开后，老李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老朱出价较高，老李没有应承。

    老朱说，别给别人，我再加点。这就把定金送过去。老李赶紧说，别别，等我电话吧。

    ①大哥每天长问短，看样子真是下定了决心。

    进站，出站。车停，车开。下车上车的人带进来阵阵寒意。

    老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十多年的心血低价盘出，老李真舍不得。可是大哥要兑，另当别论。往下一想，老李又划开了魂。这行不比当年，支个摊儿开个店谁干谁挣。现在不行了。这两年算算，除了维持家用所剩不多。大哥兑过去能挣钱吗？他把价格压了又压。看样子大哥心里也没底，眉头紧锁着。

    那天哥俩吃饭。大哥说，李呀，不用特意照顾大哥，同样的价格先紧着大哥就成。我知道你这些年挣的钱都在货里。深圳物价高，你那俩退休金不当事。手头松快点给孙子添点啥，不也脸上有光嘛。

    大哥这么一说，老李更不安了。他没回答大哥的话，他还在想着怎么能让大哥接过去就挣钱。原打算为减少损失带一部分货去深圳，他决定不带了。都给大哥吧。②大哥淡淡地说，谢谢啊。

    “哐当、哐当”的火车钻进无边的夜色，老李失眠了。

    老李的眼前总是大哥那张没有笑容的脸。

    老李睡不着就翻清单。那摞清单都快翻烂了。狠狠心，部分商品半兑半送，部分商品就送大哥吧。大哥的眉头总算舒展了。

    能让的让了，不能让的也都让了。老李还是睡不着觉。隔行如隔山。他经营的项目技术含量比较高啊。嗯，距离儿子出国还有段时间。儿子推后几天再出国，他可以手把手地多教教大哥的孙子。

    大哥脸上有了笑容，老李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一阵沙沙的雨声。车窗上有眼泪在聚集，承受不住就流了下来。

    前天，临出门下雨了。终于不用风雨不误地去看店，老李心里一阵轻松。看看日历，他还是打着伞出了门。

    离他去深圳的日子不远了。再跟大哥和大哥的孙子多聊聊吧。

    进得门来，大哥的脸色有点沉。老李关切地问，怎么了？大哥脸色不好。大哥说，没事，昨天没打球睡得不太好。老李说，今晚吧。今晚再跟大哥过几招。大哥的孙子说话了。李爷爷，今天老朱来了。大哥向孙子摆手。孙子不管不顾。老朱说你兑给我们的价格太高了。大哥说，李，别听小孩子乱说话。他懂什么。

    明显感觉到了大哥的不快，老李后背发凉。张了张嘴，又把嘴闭上了。老朱还有这么一手，大哥不会真信了老朱的话吧？

    想着大哥这么多年对他的好，老李心疼地又做了让步。后来就连老伴去世前新换的电脑都送给了大哥。那可是老伴的心爱之物啊。

    唉，钱总有花完的时候，和兄弟情分比，不算啥，真的不算啥。

    ③站台上，老李望得脖子都酸了，每有见到大哥的影子。

    大哥来了。“李呀，到了深圳找点事干。一下子闲下来，人老得快呢。球也别停，啥时回来还跟大哥过几招。”

    老李把被子往身上拽拽，火车一路向南很久了，怎么还这么冷啊？

（选自《小说林》，有删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忧你了，我们继续镇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地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茼拔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奥斯维辛集中营逃狱记

    中国网1月9日讯  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这里曾经关押了数百万人，成功逃脱的只有144人，波兰人卡齐米尔兹·皮乔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已91岁高龄的他讲述了70多年前成功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以及自己不同寻常的生活。

    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口处负责路障的一个党卫军士兵感到害怕，不知所措，因为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的汽车就在他的面前。车里有4个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其中一名少尉正朝他大喊大叫，骂骂咧咧。

    “清醒一下，你这个家伙！”那个军官喊道：“赶快放行，要不我打死你！”那个卫兵吓坏了，连忙升起路障，让这辆马力强大的汽车过去，开远了。

    然而，要是这个卫兵走近一点看，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汽车里那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因害怕而变得灰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党卫军，而是穿着偷来的制服、开着偷来的汽车的波兰囚犯。而行动的策划者——那名“少尉”，就是皮乔夫斯基。

    皮乔夫斯基说：“我们是被送到那里的第二批人，被迫参与集中营的修建。”囚犯们每天必须工作12至15个小时，在隔壁建造一座大型的新营区。

    皮乔夫斯基回忆说：“在开始的3个月里，我们全都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纳粹党卫军不断地杀害囚犯——用警棍将他们殴打致死，这是解决集中营拥挤问题最简单的方法。饥饿、超乎想象的暴虐和体力劳动将集中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所有这些如今都记录在案。但是皮乔夫斯基记忆中的细节仍然令人震惊。囚犯们每人发一把勺子和一只锡碗——不仅用于吃喝，还要在晚上当尿盆使用。“如果谁的勺子丢了，就要像狗一样就着碗吃；如果碗丢了，那就一点汤都喝不到了。”他说。

    有时候，德国卫兵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假期而杀人。皮乔夫斯基说：“当卫兵们感到无聊时，他们会取下某个囚犯的帽子扔到远处，然后再命令他去捡回来。当囚犯跑过去时，他们就朝他开枪。然后声称该犯人试图逃跑，被他们阻止，于是为此得到三天的休假。”

    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如何应付这样的生活？皮乔夫斯基说：“有些人祈祷，但是那些在他们到来之前被关进集中营就曾祈祷的人会说：‘只要奥斯维辛存在，就不会有上帝。’”

    有6个星期的时间，皮乔夫斯基被分派运送处决后的尸体。“死亡墙位于10号和11号楼之间。卫兵们将囚犯们排成队，然后从背后朝他们头部开枪。”随后，就会有一堆脱光了衣服的尸体，由皮乔夫斯基抬着脚踝，另一个人抬着胳膊，扔到手推车上，再送到火葬场。“有时一天是20具，有时是100具甚至更多。这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他重复说：“还有孩子。”

    一天，一个名叫尤金尼厄斯·本德拉的乌克兰朋友来找皮乔夫斯基，本德拉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机械师，在集中营的汽修厂劳动。他告诉皮乔夫斯基，德国人准备处死他（本德拉），已经列入死亡名单。皮乔夫斯基说：“这一下我彻底绝望了。”于是，逃跑的计划萌发了。

    1942年6月20日，早上在仓库干活时，皮乔夫斯基暗中拧掉了一个锁门的螺栓，因此他们可以爬进去。他们来到二楼的储藏室，破门而入，换上了军官的制服。同时，本德拉用配制的钥匙进了汽修厂，开了一辆汽车过来。

    他们开着汽车前往出口，一路上党卫军向他们敬礼，并高喊“希特勒万岁”。到了路障处，由于极度紧张，汽车内的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苍白。皮乔夫斯基说，“这是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我开始叫骂。”党卫军士兵服从了命令，升起了路障，汽车向着自由驶去，他们成了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屈指可数的144人之中的4个人。

（节录自中国网军事，201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