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缺憾人生

卞毓方

    先生的《学海浮槎》，记录了他中学生活的一个细节，读后，令我眼前一亮。

    “在学习方面，我现在开始买英文书读。……买英文书，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每次接到丸善书店的回信，我就像过年一般地欢喜。我立即约上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午饭后，立刻出发，沿着胶济铁路，步行走向颇远的商埠，到邮政总局去取书，当然不会忘记带上两三元大洋。走在铁路上的时候如果适逢有火车开过，我们就把一枚铜元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拿来一看，已经轧成了扁的，这个铜元当然就作废了，这完全是损人而不利人的恶作剧。要知道，当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正是顽皮的时候，不足深责的。”

    少年的天真、活泼、顽皮，在这里表现得充分无遗，假若季羡林能以这种心态度过他的青春岁月，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将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可惜，那只是短暂的返璞归真。须知，这是在济南城，不是在老家官庄，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环境变了，季羡林的个性也随之发生改变。怎么变？朝哪一方向变？季羡林晚年总结，他说：从我小时候的作风看，我本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后来怎么就转成了内向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细想，现在回顾在济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触，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可以作为参考，古人说得对，“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像的。叔父当然对我好，但他“望子成龙”，要求十分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偶尔有一点示爱，比如给我从乡下带回几只小兔，也让人感到距离，那种只能身感，不能言传的距离。说到婶母，我不能说她虐待我，那样说不真实；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在她可能是不经意，在我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叔父有个女儿，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显不一样。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给她做，不给我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实事求是地说，拿一个母亲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叔婶，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话又说回来，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有大人的开通，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两件，我也许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经得多了，难免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

    季羡林的终生遗憾，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可以说，他一辈子浸泡在悔恨里。

    终生遗憾，应该还有婚姻。且慢，季羡林在《寸草心》中，不是对妻子评价很高吗？请看他文章开头的叙述：“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妻子的为人，那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正因为这一点，季羡林对她十分敬重。敬重是一回事，疏离隔膜又是一回事。不信，再请看下列事实：季羡林1929年结婚，次年离家上清华，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一去就是11个春秋。1946年回国，进北大，按说，他应该把家属接来同住的，那时一没有户口障碍，二没有经济之虞，但是———他没有！直到1962年，德华才迁来北京。算算看，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

    人生有憾，至少是不完满。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像的田地。”季先生是大明白人，对一切早已参透，所以他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

还我鲁迅

朱学东

    今天许多人不喜欢鲁迅的原因，除了鲁迅似乎太过“刻薄尖酸”“不饶人”的传统说法之外，还有就是鲁迅死后的神化，在新的时代新的人群中引发的逆反。但是，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像鲁迅一样赢得过我的心。

    这位“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痕迹’’(废名语)，“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颓废苦闷，而又刚毅决绝；阴郁狐疑，而又温情慈悲。他对心性自由的攀缘，不屈服于一切势力的选择，他混合着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在黑暗里的挣扎，以自己的真反抗一切奴役之路。他的努力，就像无声中国微茫的烛光，穿透着无边的寒夜，至今回荡在这块土地的上空。他那些本该速朽的文字，依然鲜活，渗着斑斑血痕。假若他地下有知，更会有深深的绝望，一如他活着时。

    他死后，在他的精神墓碑上，后人以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式给他加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在黑暗中，以他活着时穿透世相的目光，冷冷打量这喧闹的人世间，以他希望速朽的文字，让偶尔瞅上一眼的人胆战心惊。

    他曾经带动了许多青年人走向精神幽深之地，后来也带动了我。他是我远离奴隶之路最重要的引路人，燃灯者。

    但是，对于热爱鲁迅受教于鲁迅的普通人而言，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鲁迅，而不是一个被高度神化、脸谱化的鲁迅。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对于深谙鲁迅各种著述的研究者而言，或许不是很难理解，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更需要扎实的史料辨析，来为鲁迅祛圣祛魅，还给我们一个跟大家一样有人性弱点但更可爱可敬的鲁迅，而不是神坛上端坐的图像。

    孙郁的《鲁迅遗风录》，其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鲁迅遗风录》这本书中，孙郁通过对鲁迅生前生后的主要关系图谱包括精神传承的关系图谱的收集整理，为热爱鲁迅的普通读者，梳理出了与神化、脸谱化完全不同的鲁迅形象，那是鲁迅的友人、弟子以及受其影响者包括与他关系并不融洽的人心中或笔下的鲁迅，尽管立场态度各有不同，但所勾勒呈现的，都是活的鲁迅的不同侧影，它们汇聚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孙郁通过这些不同侧重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话语全然不同的鲁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这些非官方的关系和话语，用孙郁老师的话来说，他要还原的是“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这些“私人语境里鲁迅”，实际上也是与主流的神化圣化鲁迅相对应的非主流的叙述。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没有被功利化的私人眼中的鲁迅形象，应该是更接近鲁迅的本真。

    孙郁所呈现的，不惟是一个私人语境中的鲁迅，也为通过这些私人叙述，用北京大学高远东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部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史。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说，孙郁是借这个话题，浇了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块垒。

    《鲁迅遗风录》中，孙郁的思考，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有着自己对于鲁迅精神的独特体验，文字感性流畅，温润诗化，充溢了与岁月不太相合的激情。

    我相信，所有热爱鲁迅的人，内心都会流淌着这种激情。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不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译得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时，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一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北京

（选自《冯至诗文选集》）

【注】①乡愿，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汉徐干《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清水一般的杨绛

李娟

    看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年轻时的照片，钱钟书潇洒俊朗，她温婉清秀，真是一对璧人。我觉得，他们骨子里散发出的儒雅和端庄最为动人。暮年时，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裳，戴着黑框的眼镜，两位白发老人一起捧书阅读的侧影，那么安详、静美、温情。他们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此生只深爱一个人。

    世间所有的繁华都过去了，他们的漫漫人生有书相伴，一同在书香里优雅地老去，多好。钱钟书曾称赞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读杨绛先生的《一百岁感言》，不由得惊叹，杨绛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了。岁月的河流中，有的人，如江南人家的一坛女儿红，历久弥香，醇厚芳香。老去的只是光阴，不老的，永远是她的人格魅力。

    她在《一百岁感言》中写到：“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她八十余岁时，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相继病重住院，她奔波在两座医院、两位病人之间，悉心照料，辛苦和操劳可想而知。钱先生临终，眼睛一直未合上，她在他的耳边柔声地低语：“你放心，有我。”听到这句话，钱先生安然离世。这是她年轻时常对他说的话。早年她和钱先生一起留学英国，在英国牛津生下女儿钱瑗。在她住院期间，常见钱先生苦着脸去看她。一次，他说，不小心将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她说，不要紧，有我，我洗。几天后他又说，门轴坏了，不能锁门了。她又说，不要紧，有我，我修。他感激之余，对于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有我”深信不疑。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著书立说，但在生活琐事面前却如幼童一般束手无策。有她一生陪伴在身旁，与他比翼齐飞，做他温柔的知己。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句话：“你放心，有我。”在生死面前，内心如此强大和沉静，听之令人落泪。此时，她唯一的孩子钱瑗也已经过世。

    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走，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尘世间，她最爱的俩人都离她而去，内心的悲苦和孤独无以言表。八十余岁的老人，提笔写下散文集《我们仨》，写下一个学者家庭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患难情深，写下我们仨在人世的点点滴滴，如微风细雨，温馨感人。

    在“文革”那段黑暗的日子，大批知识分子无辜遭遇劫难，他们都被下放“干校”劳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绛先生写下散文《干校六记》，从容练达，幽默风趣，细微处见真情。那是寒冬里一树树盛开的梅花，清芬暗盈，几乎所有的苦难都被她一支妙笔化解了，连同那漫天的冰雪。她温情而柔弱地支撑着他，相依相伴，不离不弃。

    杨绛先生年近九十岁，开始认真整理钱先生几十年来的书稿和笔记。那些手稿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纸张发黄变脆，字迹模糊不清，她一字一句艰难地辨认，抄录，整理，而后相继出版了《容安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钱先生离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完成钱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她以这样的方式，寄托自己深深的思念。书稿所得的稿费和版税800万元，全部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留给后来的莘莘学子，连同他们一生严谨治学的精神。

    有一次，媒体邀请她参加作品研讨会，她没有去。还幽默地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听她的话，令人莞尔。她说得真好。她就是一滴清水，文字和内心一样干净，清澈，透亮。她清华其外，淡泊如水，不做媚世之态，也不被俗世所打扰，一生沉浸在文字里，一活就是百余岁，终成一代大师，成为被世人尊称“先生”的女性。

（选编自《作文周刊》2016年第1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杨绛生于民国，江苏无锡人，本名杨季康，是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至今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