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江河情怀，水电人生

    ①张光斗，1912年5月生，江苏常熟人，幼时家境贫寒。1924年秋，他开始了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求学生涯，然后交大附中，然后交大预科班，直至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大毕业，同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到美国后，张光斗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

    ②“七七事变”给了张光斗极大的震动，他毅然放弃了深造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解放前夜，在华工作的美国水电工程师力邀张光斗赴美工作，他却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了我，我有责任建设祖国，为人民效力。”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多次下令，让张光斗把他手里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他不肯。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张光斗巧施“掉包计”，将假资料交了出去，而20箱真资料则藏到地下保存。解放后，他捐赠的资料成了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③20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意识到水利理论教学的贫乏，他钻研、摸索了一套教学大纲，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60年代，他辛辛苦苦编写的几百万字的《水工建筑物》书稿，未及出版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散失。多年之后，年老的他每日伏案，重著此书，相继于1992年、1994年、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共3部学术巨著。

    ④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密云水库告急。北京市委急召还处于受审查、受批判逆境中的张光斗火速回京。张光斗连夜赶到密云水库工地，却被告知：“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尽管待遇如此不公，但他仍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仔细审查每张设计图纸，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他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总之我要对人民负责。”

    ⑤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张光斗是60多年来三峡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1993年5月，张光斗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他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进行检查与咨询。2000年末，耄耋之年的张光斗又一次来到三峡工地，他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硬是从基坑攀着脚手架爬到56米高的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他就用手去摸孔壁。之后张光斗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以确保工程质量。在场的人望着他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瘦弱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束。

    ⑥张光斗是个“工作狂”，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即使年愈九旬，他也闲不住。每天早上六时半起床，吃完早饭，步行到办公室，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遇到新出现的问题，他就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写信，提出建议。如果问题特别重大，他还会去搜集大量资料，拿出充分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有关部门与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⑦张光斗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但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搬进去，将新房让给了有需要的年轻院士。

    ⑧近年来，他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并被人们称赞为“当代李冰”。对这些荣誉，老人看得很淡。他说：“我感到很惭愧，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的少。”

【相关链接】2002年6月1日，年逾90高龄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荣膺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他是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工程科学家。此外他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何梁何利奖”“水利功勋奖”“哈兹（ Haas）国际奖”等。

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

    1933年9月，16岁的徐舜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学习航空，参加了FD-l飞机的设计工作，学成回国后从事运输机设计等工作。1949年春，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决定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首批受命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有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等，同时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科技人才和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未涉足飞机设计。徐舜寿被任命为设计室主任。

    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Il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为了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分析论证，徐舜寿认为，第一架飞机应当是一种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后定名为歼教-1飞机）。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员的需要，也是新中国设计队伍建设的需要。况且，中国初步积累了生产、使用和维修飞机的经验，并成功仿制了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高亚音速战斗机；同时，我国已经具有制造喷气歼击机的工业基础。

    徐舜寿很重视苏式飞机的研究，到任后也倡导设计人员认真研究苏联各类型号的飞机和各种技术手段，而他的设计思路并没有被苏式飞机框住，他的想法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稳步前进。因而，他在后来歼教-l的设计中，选用了美英式的两侧进气方式，而没有沿袭苏联传统的机头进气方式。这种两侧进气的布局先后被用到我国的强-5飞机以及一系列新的战斗机上，后来苏联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改用了两侧进气。

    1958年7月26日．正式试飞。首飞成功后，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了歼教-1的庆功会，并观看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这一年“大跃进”开始了，飞机设计室曾提出设计超音速歼击机的设想，初始方案尚比较实事求是：马赫数1.4，升限18000米。由于形势变化，飞机设计指标一路攀升：马赫数急剧上升至1.8.2.0。看到不尊重科学规律的种种现象，徐舜寿大胆直言：目前我国还不具备研制这一种飞机的条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徐舜寿主持、组织或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l、初教-6、强-5、歼-8、轰-6、运-7......伍修权将军曾撰文回忆他：“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解放初期，国内有关飞机强度计算方面的书籍很少。1953年，四局的情报资料部门新到了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徐舜寿看到后，当即着手将其翻译出来，供我国航空院校和飞机设计部门使用。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徐舜寿要求设计人员收集当时国内已有的苏联米格和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每次有人去北京出差，他都会嘱托购置和预定美、英等国的航空期刊、书籍，引导青年技术人员不断学习。

为了尽快提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他把能请来的专家都请来，给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文革”中他被逼写汇报材料时这样写到：“开始设计歼教-1，后，经常请些教授来讲课。我当时在心里是有一张名单的：风洞试验××，气动力学××，操纵稳定xxx．结构强度××等等。”徐舜寿故意隐去了这些专家的姓名，显然担心这些人受到牵连。据顾诵芬院士回忆，这些隐去的人都是我国出色的专家、教授。（摘编自张盛秋《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等）

相关链接：①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得知有部分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被牵累时，徐舜寿在党的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一批离校不久的年轻人划为右派，担心飞机设计事业会陷于瘫痪。而后，徐舜寿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遭到批判。（百度百科）②在徐舜寿的领导下，飞机设计室成为培养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后来我国成立了多家飞机设计机构，其技术骨干几乎都来自这个飞机设计室。这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如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等。③陈一坚说“在飞机设计与航空理论的研究上，徐舜寿和昊大观都是我的导师、楷模。”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老化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都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受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通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版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温儒敏，他的青春时光，同自然灾害与各种运动正面相逢。年少的他千方百计地搜罗来《麦田里的守望者》《战争与和平》……享受着“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在一个果腹都困难重重的年月。

    正是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大学时代的温儒敏嚼透了《第三帝国的灭亡》《二十四史》等书与艰深晦涩的政治经济学。

    温儒敏始终记得50年前的那堂现代汉语写作课。彼时，他还是人大语文系的新生。一个睡意阑珊的午后，众人耷拉着昏沉的脑袋，心不在焉地看老师将一篇文章抄在黑板上逐句剖析。温儒敏猛地凝神，发现那竟是自己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被批得体无完肤。那堂课上，他发誓要将文章写得最好，于是，突围回书丛，细细揣摩佳作。后来，果真成了班上第一个在《光明日报》署名发表文章的同学。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他一边在山东大学授课，一边指导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既要主持语文教育研究所工作，还要负责国家语文教材的编写。他拒绝应酬，不理一切嘈杂。遴选研究生时，他总要先问：每天上网能不超过一小时吗？能，再选我。

    镜春园82号，是温儒敏曾经的居所。小院离学生公寓不远，学生若想登门拜访，无须走“电话预约”之程序，直接叩响门环便是。年轻身影的频繁造访，他丝毫不觉得厌烦，倒常倾上香茗招待。师生围坐在东厢房，青砖屋顶上飘荡着热切的谈议。学生若是生着病来的，总能在这里吃到一碗热汤面。那时，温儒敏的月薪不过五六百元，除去日常开支并不宽裕。一碗面条，已是最好的招待。

    张颐武、戴锦华等年轻教师，才华横溢，发表的作品甚多。但在正统严肃的老前辈看来，过高的产量会影响学术质量，每逢职称提升必受阻。温儒敏如同老父亲替孩子求情般，挨个叩响评审委员的门：“这些孩子是作家型的学者，能活跃中文系的文气，咱们是得要厚重的底蕴，可也得有活跃的思维不是？郁达夫当年还被许多大人物视为下流堕落，但咱们依然能从他笔底咀嚼出人性真味呀！”

    温儒敏说，做学问是绕不过笨功夫的。每读到颇具启发的观点、字句，便要求自己尽数抄在卡片上，以备后用。机械的誊写，实在太容易厌烦。但他觉得，这是磨性子的过程。心性，就是靠笔尖一点点剔去了浮躁，磨砺得沉静。当年，温老为写一篇文章而抄写的卡片，竟有五百张之巨——叠摞起来，相当于五部英汉词典的厚度。它们所浓缩的，又该是多少文献？

    这份严苛，摆脱不了王瑶先生的影子。有一回师生讨论会，温儒敏谈自己关于左翼文学的思考，王先生突然岔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子夜》写于哪一年？温儒敏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地说大约是30年代初。王先生一眼看穿了他的躲闪与犹豫，毫不留情地批评：“基本的史实是不可模糊的，这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几乎没有一个细微的疏漏，能从王先生凌厉的目光中逃脱。从硕士到博士，温儒敏被这严厉的烟丝味熏了7年。

    他宁在枯燥中泅渡，也不满足于被浅易的讲解喂饱，永远警惕速成求知带来的“阅读”幻觉。在他看来，速成的潦草敷衍，足以轻易抹去求索过程的魅力。不亲自读过沈从文，只从后人的转述中草草记了几条生平事迹，将其“融写实、象征于一体，语言单纯而又厚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文章风格背得滚瓜烂熟，好像也懂很多，却永远不懂翠翠眼底那份澄澈的纯情，不懂湘西边陲繁密的虫声与银白的月色，无法在泥土味十足的描述中品悟世态人心。

    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后，温儒敏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召开北京市中学骨干教师会议，助力基础教育。彼时的温儒敏，一没经费，二没立项，三没任务，全凭一腔回馈社会的诚意。十余年间，他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总主编，还承担了教育部的“国培”计划，专门培训全国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至今已有20余万人从中获益。

    从课标的理论阐释，到教材编写的设计意图，从儿童文学的生态危机，到中小学教师如何备课……温儒敏博客中，几乎全部文章都为聚焦教育而作。

（摘编自201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