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他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 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真率自然的画笔人生

徐锐

    1898年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丰子恺9岁在云芝私塾求学的时候，按《芥子园画谱》勾描人物，被塾师发现，塾师遂令他画一幅孔子像以供同学朝夕礼拜，从此，丰子恺便有了“小画家”的名声。1914年秋，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学习绘画理论，画艺进步很快；而时任国文老师的夏丏尊则教导严厉，要求习作“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对丰子恺影响很大。

    1919年丰子恺赴日学习绘画。留学期间，他与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竹久梦二那里，他得到了更多漫画的灵感，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自己对个体生命与艺术的感受融会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

    回国后，迫于生计的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授课讲学，并开始了漫画创作。好友朱自清把其中一幅拿去，刊登在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此后，丰子恺在《文学周刊》上多次发表作品，并冠以“漫画”的标题，于是中国才开始有了“漫画”这个名称。

    丰子恺尤其喜欢画儿童漫画。丰子恺认为，儿童是最能保全人的本性的，他们彻底的真实，纯洁而不虚饰。他的儿童画往往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童趣，显示出一个漫画家对童心的珍视和呵护。

    丰子恺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艺术家。他的作品题的是古诗词句，画的却往往是现代的人物，他称之为“古诗新画”。“古诗新画”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创新，意在捕捉现代生活中的古诗意趣，其“取材少而精，立意深而长”的创作原则使之具有鲜明的写意性。

    为祝贺弘一法师50岁生日，丰子恺与法师合作，创作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珠联璧合。这套画集不仅融入了师恩和情谊，也融入了丰子恺一生所倡导的“和平、仁爱、悲悯”。丰子恺从小就受到祖父母不杀生的影响，认为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出于这种心情，他以画为径，劝人戒杀、放生。丰子恺强调，“护生”就是为了“护心”——这也是画护生画的真正目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丰子恺已近40岁。国难当头之际，丰子恺、叶浅予等漫画家以自己的方式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去当时的抗日中心城市武汉，用画笔作枪，展开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文化运动。1938年5月，漫画家们将大量的抗战题材作品运上了两架开往日本的飞机。两架飞机飞抵日本本土后进行投掷，各种反战宣传物品就像一枚枚真正的炸弹，深深震撼了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的心，强烈地动摇了日军的后方阵地。丰子恺由此深感漫画抗战的力量，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一文，发出“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齐冲锋”的号召。

    除了声名远播的漫画作品，丰子恺的散文也备受读者的关注和肯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的以“闲适”为特征的随笔散文蔚为风行。丰子恺的首部散文《缘缘堂随笔集》里的文章写的多是些平凡生活中的琐事，表达出作者的人生哲学，读起来轻松自在，毫无牵强做作之感，却足以引人深思。他的散文带有淡淡的“禅味”，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丰子恺散文的禅味不仅是参禅顿悟，还有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他始终关怀着人间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从不放弃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的努力。丰子恺以佛家的慈悲和他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关爱这个世界，他的文章始终充溢着一种人性的光辉。

    丰子恺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佛教徒，他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关注社会人生，不屑于与那些自以为信佛就可免灾的人为伍，入佛道却不为佛道淹没。与其说丰子恺信佛，倒不如说是佛家给了他一种思维方法，为他营建了一个乱世中的心灵栖息地。

    热衷于现世又不被生活磨难所击垮，丰子恺颇有苏轼的随意与旷达，也有海明威那般的“硬汉”风度。丰子恺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但他创作与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不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选编自《传记文学》2012年第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艺术文化，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②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据丰一吟同志说，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这些文章是丰先生在清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林放《丰子恺先生一事》）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曾国藩传

朱东安

    曾国藩从小就有很高的志向，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这与他父亲的教导有关。

    其父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可从几十年的经历中，他悟出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竞成！”为此，曾国藩青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读书，百折不挠。

一天，曾国藩在家背书，可有一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这时有个贼正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准备等他背完睡觉后动手行窃。可曾国藩国一直背不下来，就不去睡觉。贼等不及了，跳起来大怒道：“你这个笨蛋，背了这么多遍还背不下来，我都听会了！”说完，那个贼果然背诵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还有一回，曾国藩和妹妹一起跟着父亲外出。父亲看到路边有棵“狗尾草”，马上出了一句上联：“狗尾草！”妹妹马上回答：“鸡冠花。”一会儿，他们经过一座桥，父亲又随口出一句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没有对出。三天后，曾国藩突然跑去对父亲说：“听月楼。”父亲一听，对儿子的执著大加赞赏。

    为激励自己，曾国藩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

    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解释的：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涤生”就是“见善思齐，有过则改”的意思，可见曾国藩时刻不忘自己的远大志向。

    后来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学习。在名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曾国藩在学业上实飞猛进。1834年，曾国藩24岁，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独自北上京城，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然而，进取不止的曾国藩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1836年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还是没有被录取，但他没有灰心，他相信自己还年轻，仍有机会。放榜后，曾国藩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返。

    会试虽然落榜，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在交谈中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易知县看出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无量。当曾国藩开口向易和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一同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书买下来。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所费也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得知他当了衣服借了账，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望着慈样的父亲，曾国藩暗暗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功夫不负有心人。1838年，曾国藩终于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国藩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志向。

    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偏强小伙子，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实现了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此时的他感觉前途无限，便产生了一定要做一个屏藩国家的重臣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就是“为国藩篱”的意思。从取号到改名，少年时代的理想又升华了。

（节选自《曾国藩传》）

院士申泮文：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当一辈子教书匠

    7月4日0时42分，著名教育家、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在天津逝世，享年101岁。

    直到6月28日目睹申先生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申泮文的学生、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车云霞始终觉得，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头脑始终非常清醒，“应该没问题”。

    申先生的女儿告诉车云霞，6月27日晚申先生呼吸困难，“喘得厉害”，那是他近期出现的第四次心梗。

    即使这样，车云霞依旧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快，就在6月中旬，申先生还曾亲手在纸上写下两位自己最喜爱的弟子的名字，希望把她们唤到身边，其中一个就是车云霞，另一个是在上海交大任教的王文华。

    “那天先生精神非常好，他坐在床上，倚靠在床头跟我聊天，我趴在他左侧耳边大声说话。他能听清。车云霞知道，先生的心始终在教学上。他说现在学校里的事情自己都很清楚；他惦记着教学改革和自己没上完的课；在能下床的时候，他还让人把电脑搬进病房；写字台上总堆着厚厚的资料，他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这位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中，1940年毕业，从此开始了70余年的教师生涯。2005年，申泮文入选“中国十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他90岁。

    申泮文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学校和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他静养，但他太想念讲台，年过9旬坚持重回讲台。

    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连楼道里都站满了学生，“他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他像时钟一样准时出现”，每一节课都精心准备，并坚持站着讲完。

    申先生像是个“越活越年轻”的传说。越是上年纪，越是活得“潮”了起来，像极了他对自己毕生研究的化学学科的理解，“没有一门科学能像化学这样创造出新的物质，所以化学是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科学”。

    他像个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飞速穿行，“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他93岁开博客成为最高龄的博主。取名“申泮文教育家博客”。宣讲教育改革主张，还因化学本科课程的名称该叫“普通化学”还是“化学概论”的争议，在网上发千字文，认真且不失风度地与网络名人方舟子精彩过招。

    “如果不是申先生，可能我都不会去学计算机。”车云霞记得，古稀之年的中先生曾邀请美国学者到南开大学培训计算机，要为中国的化学教学引入计算机技术，“那时候整个学校都没有几台计算机。”

    80岁那年。他自学电脑，给车云霞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变’到电脑里去”，要让学生们像玩游戏那样学化学。在老师的影响下，当时计算机零基础的车云霞从开关机开始学起，跟学生一起上基础课程。了解DOS操作系统的性能，学习程序代码编写。

    2001年，中国第一部化学多媒体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全国高校推广。主持评比的中科院院士朱时清评价这套软件说：“属国际一流先进水平，代表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人生的最后几年，申泮文最关注的还是教学改革，他最后承担的项目课题是关于“化学学科教育教学体系的改革”。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依旧不断询问改革的进展。车云霞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怎么改，哪里需要改，还有哪些增减，先生都要一字一句跟我说，事无巨细。”

【相关链接】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申泮文，亲眼见证了祖国和母校的苦难历史。他曾在南开园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历史图片。以此来纪念日军轰炸南开50周年受难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他又亲自打印了13张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后一片废墟的照片，连同自己手书的“南开儿女奋起反抗”一并悬挂起来，号召学生牢记历史，报效祖国。

申泮文说：“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两件事，化学和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