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②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③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

    ④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搞美术理论的陈传席曾说过中国画若没有古意，格调便不高。

    美术的要义是通过画面将“美”传达给欣赏者。而客观美对于中国画来说只是一个方面，它还要求在客观之上有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创作者在创作中不仅要表现客观现实的美，还要讲求中国文化中那种虚灵、澄澈的诗意的审美理想，更高一级的话，还要有哲学的意味，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一句话，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格调，是要创造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氛围，因而它比单纯的造型艺术多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中国式的审美理想，还有宇宙观的延伸。

    那么中国画中的“古意”究竟如何表现，该如何理解呢?

    举个例说，李璨的词《山花子》开头的两句是“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是“荷花”的别称，如果将“菡萏香销翠叶残”改为“荷花凋零荷叶残”，阅读起来没有了障碍，但读词时的感觉随着词句的改变而起了变化。叶嘉莹说，这样一改就会失去原句所包含的那种丰富的“潜能”，也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意象。为什么呢?“菡萏”一词出自《尔雅》。《尔雅》是中国的第一部词典，距今至少2000年了，够古老；而且《尔雅》收集的都是近乎规范的雅言，本身就与现实的日常用语有着一定的美感距离。“因此有了一分古雅，也更加珍贵，格调自然出俗。”“香”是芬芳的香气，“翠”不只是绿的颜色，还能让人联想到美且珍贵的翠玉。这么多珍贵的、美好的意象，“销”了、“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极端的残酷，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所以，“荷花凋零荷叶残”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这种强烈的感受。

    “距离”产生美，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用于诗词、绘画创作也一样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

    中国画中有“古意”，是因为它重“意境”，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所以古意盎然，珍贵且格调出俗，也因此有着丰富的意象和再创作的空间，令欣赏者可以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也能给欣赏者以安宁、超然的感觉，而不只是享受它的客观美所带来的感观享受。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区别不仅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问题，而更是中国画中有“我”的存在，有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在与自己对话，如同一次心灵的散步。西洋画强调逼真地描摹出画面的情态，中国画肇始就是在客观之上表现作者自己，特别是自从宋代的文人参与绘画以后，中国画便有了一种特别的追求——文人气。文人们将自己追求的诗意精神需求融入笔墨之中，重意趣自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俗，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愿望。所以说，中国画的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延伸，强调文人诗意情怀，强调高古的气韵格调。无论画山水、人物，还是花鸟，画中可以无人影，但“境”中一定有一个人，就像中国人论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选自玟英《中国画为什么要讲究古意》

名士与名流

    名士与名流貌似相同相近，其实相距很远，他们虽然皆与名气有瓜葛，但实际上因所取人生姿态不同，而展现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

    “名流”是指正在流行着的社会各界的名人群，而“名士”专指那些已在社会上出名但隐而未仕者。

    名流往往以“名”为“实”，为本钱，常常抛头露面，混迹于社会各种官方的大众场合，参加种种社会活动，乐此不疲。目的是博取更大的名声和利益，其处世姿态媚俗又积极。

    名士则以名为“虚”，为“累”，淡泊名利，深居简出，尽量远离社会的各种热闹场所，避开种种抛头露面的机会，躲进小楼或大自然里，回归内心的宁静，或赋诗作文，或饮酒观鱼，或舞剑弹琴，将“小我”化入宇宙之无限中。

    名士一般都是实大于名，不仅才华超群，而且心高气傲，超凡脱俗，有一种远离权贵与名利，超然于尘世以外的狂士或隐士风范。名士们既能耐住寂寞与孤独，又是性情中人，喜欢自然山水，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脉搏与大自然或自为的生活频率一起跳动。

    名流也有一定的才气与悟性，他们更喜欢社会，更喜欢人群，更喜欢在社会进取中博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捞个一官半职，或挂满各种社会头衔，以赢得人们的特殊尊重。但不少人在进击社会中，慢慢忘却了人之本性，成为公众世俗文化的代表。这种人一旦得到权势，便想领导潮流，左右社会经济或文化局势。但大多数的下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只有学问和历史功绩都较大，或历史罪过很大的“名流”被定格了下来，成了名流的历史代表，如孔子、曹操等。

    “替天行道，兴周灭纣”的姜子牙、“死谏”的魏征、有“卧龙”之称的诸葛亮三人既是名流又是名士，位居宰相，却道人自守，身在“朝”，心在“野”，以一颗遁世无我之心入世救世，创造了集名流与名士于一身的完美典范。

    名士中做到了才情与品性的完美结合之人，屈指可数，而且随着人类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大融合的不断深入，名士将会越来越少，乃至慢慢消失。而名流则不仅在每个朝代都成群结队，蜂拥过来，蜂拥过去，社会越交会名流也会越多。时代一变，时尚一变，许多名流就会过时，被新的名流取代，尤其是政界和经济界名流，流变更迅速，旗帜改易更快。但也有一些带有“名士”质地的文化名流，也会与名士一样留下很好的名声，如韩愈、苏东坡、丘处机等，虽入世旺名但却最终依然保持了“士”的洁身自好这份独立人格。

    名流虽有令人敬佩的地方，但大多数情况下其言行都令名士不齿。因为名流们常常在人群里表现自我，在这种不能节制的自我表现中丧失了知识人（即“士”）的内在品性，成了偶像“稻草人”，或一种空洞的文化符号。而名士则往往四处躲避权名，人在深山僻壤，却名冠中华，真正应验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句古话。

    丧葬活动及丧葬文化均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思想。早期人类信奉朴素的多神宗教，相信鬼神存在，灵魂不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祭祀活动即丧礼来达到使死者复生、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变出一套系统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从夏商周开始葬礼即已进入了系统化程序化发展阶段，春秋时期进入完善期。史料记载，秦汉丧葬礼仪已相当复杂，共分三个部分：葬前之礼、葬礼、葬后丧服之礼。葬前之礼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哭丧、停尸等。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等。葬后丧服之礼包括：丧服、丧制等。丧礼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有相应的寓意，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古代丧葬文化与“孝”文化密切相关。“孝”源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即是爱。何为爱？孟子对爱作了精辟的论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其次爱一切大众，最后爱自然万物。爱亲人首先是爱父母，爱父母则为孝。“孝”作为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家庭、家族、宗族、皇权即国家权力。因此家庭关系稳固了则家族关系稳固，家族关系稳固则宗族关系稳固，进而皇权即国家权力就稳固了。而“孝”文化则是处理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宗族关系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要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处理和规范人际纵向关系的标准，悌是处理和规范人际横向关系的标准，一纵一横，纵横交错，维护和促进了社会政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还认为“忠臣出孝门”“人臣孝则事君忠”。孔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封建统治者深知“孝”文化对于稳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都将孝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朝文书中通常都有一句：“圣朝惟以孝治天下”的套语。

    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老和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根据孝的本意，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实施的社会结果是出现了轻养厚葬的现象，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统治需要而造成的。统治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希望进入冥国仍能继续享有人世的尊贵。因此他们为父母，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座豪华的坟墓。统治者的厚葬之风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丧葬之风，民间纷纷仿效，互相攀比。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直接的社会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大力提倡厚葬，并最终以国家法典形式颁布实施。史料证明，最迟在西汉开始就颁布了较为完善的丧葬法规。同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这种重孝、厚葬观念越来越浓厚，礼仪越来越繁缛。

（选自徐止平《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有删节）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