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塔元培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

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选自2015年7月6日《人民日报》）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文艺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回顾一年多来众多文艺作品创作，无论是影视剧、歌曲，还是小说及其它作品，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如《大圣归来》、《三体》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影视剧如《琅琊榜》、《老炮儿》等，在社会各界也都引起热烈反响，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老百姓常常对此津津乐道，感觉这是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这些好的文艺作品为何能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喜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这些文艺作品来源于人民群众，它接地气，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把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一面充分挖掘和表达出来，祛除了作品的空洞泛化，杜绝了作品的虚构简化，让人民群众亲身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影像，看到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淳朴民风、热情态度、勤劳创造和真实情感，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精神高大的大众群体，寻到了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因而有一种真切的“获得感”。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首先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渴望。事实上，人民群众不是没有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喜欢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有高度，能够号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人民群众悲苦和欢乐的作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曾让我们热泪盈眶，当这部作品被搬上荧屏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是来自对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切呼唤。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在上个世纪，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让我们忘怀。我们喜欢作品中的人物，崇尚作品人物的精神品格，因为这部作品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还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最近一个时期被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展现人间正道的文艺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向社会不断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润物无声地起到了引领社会新风尚的作用。《老炮儿》之所以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它呼唤的是对“规矩”的回归，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构建诚信社会的共同心声。而《老炮儿》的走红，无疑为构建什么样的诚信社会，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可做的榜样，而且将人人具有的向善天性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在欣赏的同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故而可以说，这种“获得感”的效应和作用，的确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喜欢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喜欢的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真实再现，希望从文艺作品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文明之翼也和物质文明翅膀一样硬起来，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因此，作为每一位文艺创作者，都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为人民而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选自《中国文明网》有删改）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弄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大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成为新的社会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分析大数据在国家治理领域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的运用可以帮助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水平，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新的工具和手段。传统的行政模式受技术条件限制，往往基于宏观情况开展决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这容易造成决策不够科学、监管不够充分、服务不够细致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府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记录，为深度分析、过程回溯、事后监管、优化服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并为快速落实责任，及时发现、处置问题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程度不足、情况发现和处置不及时等问题。运用大数据，可以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对社会运行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也有助于更全面、快捷、直观地了解社会运行情况，从而使社会治理更加精准、更有预见性。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精准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将成为可能，通过分析用户的个人属性数据、网络行为数据、以往服务数据等，可以判断用户的需求特征，进行精准化和个性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大数据在我国国家治理领域的运用逐步深入，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然而，从总体上看，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不到位，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二是大数据给国家安全、公民隐私保护带来巨大挑战。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数据收集、存储和应用模式，给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公民隐私保护等带来风险。三是数据的整合与共享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数据管理和交易规则仍不完备，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

    为了更好发挥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当前需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首先，强化大数据思维。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也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应充分理解大数据的意义，加强对大数据的学习研究，增强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识和本领。其次，着力构建数据整合共享机制。改革各自为政的数据资源管理模式，明确数据资源采集、存储、管理、使用等各环节的责任分工，建设国家大数据平台，实现国家治理领域大数据资源的全面汇聚、整合、共享和应用。进一步推进数据开放，适当吸纳社会力量进行政务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减少政府信息化建设和运行成本，降低大数据工作的技术难度。再次，尽快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优化组织体系，强化安全与隐私保护，规范大数据的运用与发展。

（摘编自孟庆国《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水平》）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