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人流行词语探微

    在近几年的流行新词语中，反映社会多元人群的新词语逐渐增多，其在语言结构、语义表达、产生机制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表人流行新词语是流行新词语中的一个小类，表示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一类人，具有鲜明的类指化特征。如“高考移民、宅男”等。此外，表人流行新词语具有信息浓缩化的特点，用一个词就能表达一般要用几个词、一句话甚至几句话才能表达的语义，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也便于人们记忆。例如，“高富帅”“～控”等。

    从语言结构特征看，表人流行新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成群”的方式出现，形成一个个表人流行新词语词群。例如，～族（蚁族、裸婚族、啃老族），～控（微博控、网购控）等。每一个词群，都可归纳为一个构词模式。另一类则以单个词语的形式出现，如“草根”“土豪”等，与第一类词相比，该类流行词语数量较少。从表达色彩看，大部分表人流行新词语的感情色彩浓厚，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时尚感。很多表人新词语之所以能够流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极富表达的感情色彩，如讽刺、戏谑等，不一而足。

    表人流行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多种多样。“闺蜜”是通过简称（闺中密友）及谐音（闺密）两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草根”和“炮灰”是通过借喻产生的“旧词新义”，“粉丝”是音译外来词，并和汉语已有词偶合。在表人流行新词语中，有两种词语衍生方式非常突出，即词语模造词和借用外来词。

    李宇明先生曾指出，当前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一样，称之为“词语模”。词语模能批量生产新词语，并使其所生产的新词语形成词族。上文所列举的每一个表人流行词语词群，都是由相应的词语模衍生出来的。词语模造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类推过程，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汉语创造新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利用汉语中现有的构词材料和规则创造新词，二是借用外来词。在解决有限的词汇与众多新事物、新概念之间的矛盾时，借用外来词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近年日本动漫、游戏等在中国的流行，不少日语中的表人新词语也随之进入汉语。如“正太”“达人” 等皆来自日语，词语模“～控”最早也源于日语。当然，汉语在引入这些外来词时，会根据汉语词的构造、表义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表人新词语的流行与当前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信息数量日益膨胀、传播手段不断更新的当下，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们的趋同、从众以及追求新异的心理。例如，当“剩男”“剩女”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和广泛传播后，只要社会中出现具有某些类似特征的人时，人们就倾向借“～男（女）”这一形式来表达。人们对新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有着极强的心理需求，倾向于不断创造新形式或新意义的词语来满足语言交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如“女汉子”“伪娘”等。从表面上看，这种求新求异与求同从众心理是矛盾的，其实这正是人们语言文化心理复杂性的独特体现。一方面，当人们认同某些新词语时，就会尽力模仿，达到趋同；另一方面，为了追逐新潮时尚，人们会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尽力求新、求异。

    表人流行新词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类词语在快速发展中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哪些词语能够继续使用下去，哪些应当被淘汰，除了有赖于语言发展规律和交际实际需要之外，也需要大众传媒等社会力量加以理性引导。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

激发“到此一游”的文明耻感

    ①埃及卢克索神庙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浮雕上，刻划着汉字“丁××到此一游”。近日，有人在微博上贴出这样一幅刺目的照片，发布者“无地自容”的心情，也成为很多网友的一致感受。

    ②“没到过卢克索，就不算到过埃及。”神庙与汉字，两大文明竟以如此方式相遇，实在让人尴尬。不管是真心喜爱、跟风模仿还是年幼无知、出于炫耀，这种行为不仅污损了人类文明的瑰宝，也为中国游客添了一笔不良记录。

    ③相对大多数中国游客的有序有礼，少数人的不良表现更容易被放在公共外交的聚光灯下。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踩踏黄线、在飞机上争夺行李架空位……因为这些行为，中国游客甚至在国外一家市场调研机构的调查中，名列“最差游客榜”第二名。当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人次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8300万人次，“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这句提醒更有特殊含义。

    ④“到此一游”的风波，理应成为反思文明素养的契机。面对刻字，现场中国游客莫不感觉羞愧，甚至连导游也赶紧走开。微博热议、媒体讨论中，惭愧、耻辱的情绪，谴责、反省的主调，也让人看到整个社会对文明素质的强烈吁求、一个国家文明意识的自我审思。当事孩子的父母也主动联系媒体，流下忏悔泪水，坦言“孩子犯错误，主要责任在大人，是我们监护不到位，平时教育做得不好”，公开道歉。未成年人犯错在所难免，应予以必要宽容并助其改正，但整个社会则应以此为镜、自我检视。

    ⑤的确，“到此一游”远涉重洋，也是国内不文明言行的不自觉“输出”。从被刻字弄得遍体鳞伤的长城，到赫然出现在故宫大水缸上的涂划，都是孩子耳濡目染的“活教材”。习惯了乱闯红灯，出了国可能也会“红绿色盲”；习惯了大声喧哗，在国外也难以主动调低音量。从这个角度说，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⑥有人说，最好的“到此一游”，是把旅途中所有的美好都刻在心上。而提升文明素养，也需在心上刻下这让人蒙羞的“到此一游”。在拥堵的公路上随意并道时，在地铁的长队里加塞插队时，在逃票成功洋洋得意时，在网络空间掐架骂娘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几个字就该闪动警示之光，提醒你触碰到了文明的红线。谨记“到此一游”激发的文明耻感，以此自戒自省，以此校言校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迈进一步。

    ⑦今日中国，吃饭穿衣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海外奢侈品商店促销都会挂上汉语海报。然而，很多人也感觉，“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的确，现代化的过程中，怎能少了人的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国务院会议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政府机构出台“文明行为指南”，这些都让人看到，在社会管理者那里，文明素养、人的素质，已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必修课”。

    ⑧同样是神庙，雅典阿波罗神庙的一块石板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反思埃及神庙刻字事件，以此为契机省察自我文明素养，才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尊敬，更让我们在文明复兴之路上“递进一层”。

    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本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然而信息也会增加人们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更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受众的新闻素养。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应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技能。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受众的“新闻素养”?这是由新闻的性质和当今新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新闻是帮助公民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受众应该提高自己的新闻辨别能力，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才能使自己变得明智。如何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受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报道有无确切的来源?来源可靠吗?（二）报道的内容完整吗?是否包含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假如不完整，原因是什么?三、报道者提供了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四、这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有人认为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辨别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受众首先欠缺的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如果说从前的新闻受众在接收信息上缺乏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新闻受众更多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关注娱乐新闻，而最危险的是在被抑制和被诱导中养成的对事实真相无所谓的态度，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还有一些人尽管有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却习惯于把常识当成真相，或者以常识为标准来判断事件是否真实。常识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其实常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认识，常识往往受到特定观点和具体经验的限制，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和稳定性，有时会遮蔽事实真相。把常识推上神坛，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因此，有必要对常识保持警惕。

    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拥有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机会，所以，仅仅强调受众解读新闻的能力和追求真相的意愿其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所生产的新闻的质量。从新闻业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新闻受众还是对新闻工作者，这可能都有更大的价值。

    建设智慧社会是我国在新时代把握信息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以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智慧社会作为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智慧城市等各种智慧系统的总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三条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主线.数字化奠定基础，实现数据资源的获取和积累；网络化构造平台，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和汇聚；智能化展现能力，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呈现信息应用的类人智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知复杂事物和解决问题。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信息化新阶段，即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呈现融合发展新态势。信息化新阶段已经开启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助力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进而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和智能化升级为前提，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社会活动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环境中的高度智能化，从而形成智慧社会。

    我国前期的信息化建设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当前，新的数据更是呈现指数增长态势。然而，要实现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资源的迫切需求，数据的“盘活”和“赋能’’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所谓“盘活”，关键是要解决数据开放、流通、共享的问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同系统、不同领域的数据实现大范围的流通与融合，才能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从而赋予人类观察事物的全方位视角。而“赋能”则是要形成高效分析应用数据的能力。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发展数据融合分析的算法和工具，帮助人们分析数据、萃取价值。另一方面，要重视人们数据思维和技能的养成。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每个人都应形成基于数据建立概念、解决问题、作出决策的思维方式，并且掌握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分析结果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

    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和服务系统，既包括公共建筑、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等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包括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的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需要完成深度信息化。万物数字化、万物互联和“软件定义”将成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各种感知设备、智能装置要嵌入到物理实体之中，通过无所不在的通信网络与后台具有强大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的云计算平台相连，通过“软件定义”来实现灵活的功能配置和智能化的管理服务。

(摘编自梅宏 《夯实智慧社会的基石》《人民日报》201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