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作为一种韵文，向来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它不但是那一个时代灿烂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就像王国维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多少有些把文学神化和偶像化的意味。

    翻开我们的文学史，透过唐诗、宋词、元曲，甚至更早的诗经、楚辞等文学形式的表象，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它们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三百，原本大都是可以“弦而歌之”的民间歌谣；楚辞，是由南方民歌发展而来的文化人的歌辞；唐诗，多为可以吟唱的“歌诗”“声诗”；宋词，是专为歌曲词牌而填写的歌词；元曲，更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联系，以至于它的名称中，也只剩下音乐——“曲”的意义，尽管如此，它仍然使人想到常常在街头巷尾飘然入耳的流行歌曲。实际上，无论唐诗、宋词还是元曲，这些各自时代的“乐府”，正是那一时代的流行歌曲，与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民谣并无二致。而且，元曲与之更有一种相似之处：在它自身所处的时代，它是最为低下的艺术形式，被那些“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视为刍狗。正如我们今天对流行歌曲并不一定在意，抑或看不起它一样。然而，就是这些下里巴人使人们终于有一天幡然而悟——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是“乐府”。夸张一点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流行歌曲的历史。

    流行歌曲由于体制的短小，能够迅速地反映特定的情绪。而抑扬顿挫的音乐旋律，使它更富于表达能力和感染力，更易于流播和普及，把作者的思想传达给更为广泛的大众。这正是每一时代真正关心生活、关注社会命运的作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元曲是大众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其中戏曲的部分。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有着明确的观念——为了面向大众的演出而作，必须更多地表现普通人所关心的话题。而诗词则更多地咏叹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形式上，元曲更少格律、语言和风格上的限制，因而能更为自由地表达作者所希望表达的一切。

    元代的作家们，天才地把元曲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而且细微、真切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情绪与感受：他们的欢乐与烦恼，喜悦与遗憾，渴望与失望……以及深藏在这背后的爱与恨。他们的描绘又是那么的淋漓尽致、曲尽人情，那么的动人心魄，尽管我们没有听到而且再也无法听到那些存于我们想象中的音乐的旋律。这便是元曲，史诗般的文学。

    元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散曲，它又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类似于宋词，多是独立的曲子；套数则是由不同曲牌联缀而成的组曲。二是杂剧，即以北曲演唱的戏曲。三是戏文，即以南曲演唱的戏曲。

    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有“词山曲海”的说法，比喻曲作的数量之多，浩如烟海。但由于元曲是非正统的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流散十分严重。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个收藏、出版和研究元曲作品的高潮。清代是寂寞的，对于元曲来说。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思潮的兴起，使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通俗文学，寻找文化与艺术的本真，寻找对抗正统的利器。于是，元曲再一次被发现和重视。

（有删改）

保护方言，守望乡愁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曾几何时，方言的存废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议，但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除了交际工具，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岁月与文明的浸泡下，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也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旅居外地的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而且是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种种事实的一扇窗口。

    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为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所折服。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今，方言该不该保护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保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国来看，汉语内部的方言、次方言、土语非常丰富，该保护到哪一级、哪些地域的方言？国家是否应该出台系统支持政策？是否应该将方言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所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时间不断向前，语言的融合与演进同样不可阻挡。一些方言会淡出生活，一些新的语言习惯也正在形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讲乡音、守乡愁，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选自2015年12月《人民日报》，有改动）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刘克勤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了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孟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引发了政治领城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税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最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由北朝时期延续达教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頓。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 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选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改动）

苏童与王宏图关于南方精神的对话

    王宏图：你曾写过谈论南方精神的文章，能否详细谈谈。

    苏童：在每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眼里，他们的南方都是不同的。我所叙述的南方非常杂乱，也非常具体，这恰好是我能做的，也是我认为贴切的表达，我没法赋予它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性的概念。

    我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一条狭窄破旧的小街落笔，它是多少年来被市政建设所遗忘的一条街。我凝望着这条街时，想起了许多往事，那全是些日常生活的镜头，说不上有多少美，但里面透出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条小街的日常生活节奏非常缓慢，像一只老式的钟，走得很慢，但镇定自若，它与大都市中的快节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宏图：从大处着眼，你对南方有些什么看法？

    苏童：要想用几句话勾勒出南方的整体特征非常难。在南方，语言都不太能交流。比如在我从小生活的苏州，翻过一座山，过一条河，人们说的话就互不相同。我觉得，南方的杂乱无章也并不全是坏事，假如从文学汲取营养这方面着眼，它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就可以演变成非常丰富的素材。那些素材之所以丰富正是因为南方杂乱。但是，从小生长在此的作家，会觉得没有几条线索可以轻易表达他所生长的地域环境，因而对自己写好地域的信心不大。

    也因为南方人多，地域广阔，思想纷杂，工业基础发达，人的精神面目就不是清澈见底的了。南方从来没有一个正统观念，就像两个家庭主妇吵架，她们每次吵架的主题都不是相同的。比如苏州人吵架，总是横生枝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结果很杂乱。

    王宏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消费观念也大不一样。

    苏童：南方人想法多，点子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的生存环境有关。在南方，人口密集，导致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而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最好的生存环境，这样就势必促使他们在脑子里、肚子里做文章，尽可能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南方人的精神世界的线条难以勾画，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南方的塑造是成功的。从社会学维度来看，南方人的精神气质是积极向上的。南方人的脑子活络，他们特有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他们对环境特殊的反应方式，他们必定要永远和人打交道，否则就无法在此立足。这培养了智慧和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完全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南方城市里的小巷曲曲折折，一眼根本望不到底，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么多的人都要生存，那么多的人在有限的地方都在扩充自己的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所以平直的巷子在那么多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变得弯曲起来。

    另外南方的精神同北方是有差别的，南方没有发生过集体大迁徙，南方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故土，作为生活的必由之路。比如说皖南人在20世纪前半叶所过的漂泊生活，漂泊已经成为他们某个阶段的生活定式。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南方精神。他们可以不吝惜自己的故土，可以不断发展，漂泊是他们的命运。过去的皖南人一直在漂泊，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是自觉地寻求发展和生存。我想正因为这样南方人的思维比较适合现代工业社会。

    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句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