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老师

萧乾

    我早年——也就是20年代——读书时，学校里颇有几位老师是体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们中间，特别凶狠的是一位教代数的老师。他的脾气暴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柴火，一点就着。课堂里的秩序靠板子维持，学生的作业也靠板子来督促。他脸上有麻子，而且麻得厉害。每次风暴到来之前，我都觉得他的麻粒总是由青而紫。接着，他就抡起他所倚重的那件“教育”武器，在我们手心上显示起威风来。有一阵子，我这由私塾混过来的学生，忽然对代数产生起浓厚的兴味，觉得代数题好像有点情节，而“设X”还颇能启发点想象力。然而经过他两顿清脆而沉重的板子，科学在我幼小心灵中露出的那一点点幼芽，就永远枯萎了。

    当时我们念的课本叫《温德华氏代数学》，大概是根据什么外国教科书改编的，书挺厚，要一块多钱一本。每天上下学途中，我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同旁的教科书裹在一块蓝布包袱皮里，夹在腋下。可有一天走在东直门大街上，突然对面奔来一匹惊马，它像发了疯似地在马路中心横冲直撞起来。顿时街上人声鼎沸，我也没命地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哎呀，迈沟的时候一不小心，蓝包袱散了。我慌忙把零乱的书册拾了起来，重新包起，躲进那家杠房。

    晚上一温习功课才发现：糟了，“温德华”不见了。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丢失“温德华”所造成的危机更大的了，因为比这轻得多的过失也要招致一顿重打呢！我溜出大门，摸着黑儿跑回惊马的地方找，还去敲杠房的门，问掌柜的可曾见到那本书。掌柜的说：“什么‘温德华’‘热德华’的，没有！”然后，“咣当”一声，板门又关上了。

    那一夜我尽做噩梦，天好像塌了下来。早晨，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学校。上代数课之前，我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书放在两人合用的课桌当中。他吐了下舌头，就答应了。

    可是，他答应了管什么用！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目光炯炯的老鹰，“老鹰”立刻张开翅膀扑了过来。

    几分钟后，我抚着红肿的手，淌着泪，回到座位上。“老鹰”在讲台上横眉立目（一手还攥着那个刚才抽过我手心的板子），大声咆哮道：“哪天你不带书来，哪天照样揍，把书揍出来算！”

    那刚好是月头上，是交饭费的时候。记得当时每月饭费是两块半大洋。我有了主意。我向管膳务的先生说明了情况，苦苦哀求他，准许我只吃早饭和晚饭。这样，中饭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买那本“温德华”了。这本来是没有先例的，但那人的心肠软，并且也耳闻过“麻”老师的威风，就真的同意了。

    于是，每当中午下课，大家熙熙攘攘拥到饭厅里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篮球场上，无精打采地投篮。当有人路过球场，好奇地问我干吗不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说：“不饿。”

    有一位教高班地理的贾老师——哎，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只记得他戴副近视眼镜，细高挑个儿——听了我那个答复并不满足。他跑去问我班上的同学，才弄明了真相。

    他不声不响地替我补上了饭费，然后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去，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你粗心，是马惊了，这怪不得你。从明天起，你去吃午饭吧。”

    我含着泪问他：“那——钱呢？”

    他把手一挥，用诙谐的口吻说：“等你毕了业，再双倍还我。”

    谁想到没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那以后，走南闯北，这位贾老师的慈祥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每次都感到一泓暖意。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致于晚上都睡不着，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就没有去。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美女

契诃夫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国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他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国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倘若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这样……”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息了一声。

    而“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判断。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也许他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也许这种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肘靠着月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弛，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茸茸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删节）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 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僻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儿干，或是找到了活儿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沓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父亲，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部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为父亲做饭。①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的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法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枚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②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的来到爱晚亭前。到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在人丛中。父亲演一个寻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儿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本文有删改）

群山之巅

何君华

    乌热松接到父亲阿什库来信，让他请假回去跟他上山学习打猎。

    父亲怎会突发奇想要他回去学打猎呢？乌热松虽是鄂伦春人，但他从小到大从未上过山打过猎，更何况他现在公职在身。乌热松还是回去了。回家第二天清晨，就被父亲拽上了山。

    他们上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山神白那恰。

    “我们的一切都是山神白那恰赐予的。来，磕头。”阿什库将儿子的头按了下去，“请山神赐予我们猎物。”阿什库嘴里念念有词。

    “今晚我们住在山里。”阿什库说。

    兴许是父亲充满仪式感地祭拜山神感染了他，乌热松不仅对住在山上没有反感，还主动帮父亲砍白桦树搭起撮罗子来。虽然这是乌热松平生第一次搭撮罗子，却搭得有模有样。父亲看乌热松一丝不苟的样子甚是欣慰，他终究是鄂伦春之子啊。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匹猎马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岭，打也打不尽……”阿什库不由自主地哼起了鄂伦春小曲。

    “乌热松，上马。我们出发!”阿什库别起那支跟随了他一辈子的俄式“别勒弹克”猎枪，朝兴安岭的深处走去。

    “一个出色的猎手要会看山形、辨风向，掌握各种动物的气味，通过观察雪地上动物的足迹进行跟踪、围猎。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能够忍受零下三十度的低温，还要忍受一连数天找不到猎物的失落和烦闷。”

    “我们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老弱病残者无力获取猎物，只能靠年轻猎人供养，而年轻猎人也有需要靠别人供养的一天。一代传一代，鄂伦春人就这样走到今天。”阿什库边走边说。

    “雪地上有狍子的足迹!”阿什库突然大喊一声翻身下马，查看起雪地上的足印来。

    “没错，是狍子。乌热松，快下马，我们得步行了，从下风口追过去!”阿什库在寒风中大声吆喝道。

    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发现了那只足有30公斤重的大狍子。乌热松对打猎原本兴致不高，可当活生生的猎物就在眼前时，他还是忍不住喊出了声：“爸，快打!”

    狍子是兴安岭森林里反应最不灵敏的动物，所以大家都叫它们“傻狍子”。尽管乌热松大喊了一声，那只傻狍子却好似没听见一般，仍然呆立原地一动不动。

    这时阿什库方才缓缓举起猎枪，然而他仅仅是瞄准，并没有开枪。

    “爸，你咋不打呀？”乌热松急不可耐地小声问道。

    阿什库不但没有开枪，反而把枪扔到了地上。那只傻狍子终于发觉了他们，撒腿跑了。

    阿什库一屁股坐在雪地里，慢悠悠地燃起一锅旱烟，长叹一口气，用一种乌热松从未听过的语气说道：“我们鄂伦春人从不射杀怀孕和哺乳期的动物，下河捕鱼总是将网眼扩大一指，以此放过那些小鱼。每次出猎我们都祭拜山神白那恰，从不胡乱砍伐森林。千百年来，兴安岭森林里人和动物共存共荣，我们一直遵守着自然的法则。孩子，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森林法。从今天起，我们不能打猎了。孩子，鄂伦春人该下山了。”

    父亲的一席话令乌热松着实震惊不已。他也一下瘫坐在雪地上，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如何安慰父亲。

    “孩子，我这次找你回来，并不是要让你真的学会打猎，而是要告诉你，你是一个鄂伦春人，你是猎民之子，你必须知道，你的祖先们是怎样生活的。”

    “鄂伦春人没有文字，我们的文化只能口口相传。我真担心，一旦离开山林，我们的狩猎文化就要消失。”说着阿什库流下了哀伤的眼泪。

    乌热松这时才突然明白，他们进山前的河口平地上，那一排排崭新的房屋就是鄂伦春人新的归宿……

    现在，乌热松只想将鄂伦春人世代相传的狩猎文化和自然法则与更多的人分享。他想让年轻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是靠什么站在了兴安岭的群山之巅。

（选自《啄木鸟》。2016年11期，有删改）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输。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汉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呆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呆了六个礼拜了。这件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陈才宇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