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头的锄

李锐

    拄着锄把出村的时候又有人问：“六安爷，又去百亩园呀？”

    倒拿着锄头的六安爷平静地笑笑：“是哩。”

    “咳呀。六安爷，后晌天气这么热，眼睛又不方便，快回家歇歇吧六安爷！”

    六安爷还是平静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

    “咳呀，锄了地，受了累，又没有收成，你是图啥呀六安爷？”

    六安爷已经不清这样的回答重复过多少次了，他还是不紧不慢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

    斜射的阳光晃晃地照在六安爷的脸上，渐渐失明的眼睛，给他带来一种说不出的静穆，六安爷看不清人们的脸色，可他听得清人们的腔调，但是六安爷不想改变自己的主意，照样拄着锄把当拐棍，从从容容地走过。

    百亩园就在河对面，一抬眼就能看见。一座三孔石桥跨过乱流河，把百亩园和村子连在一起，这整整一百二十亩平坦肥沃的河滩地，是乱流河一百多里河谷当中最大最肥的一块地。西湾村人不知道在这块地上耕种了几千年几百代里，西湾村人不知把几千斤几万斤的汗水撒在百亩园，也不知从百亩园的土地上收获了几百万几千万的粮食，更不知这几百万几千万的粮食养活了世世代代多少人。但是，从今年起百亩园再也不会收获庄稼了，煤炭公司看中了百亩园，要在这块地上建一个焦炭厂。两年里反复地谈判，煤炭公司一直把土地收购价压在每亩五千元，为了表示绝不接受的决心，今年下种的季节，西湾村人坚决地把庄稼照样种了下去，煤炭公司终于妥协了，每亩地一万五千块，这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像传奇一样在乱流河两岸到处被人传颂。一万五千块，简直就是一个让人头晕的天价。按照最好的年景，现在一亩地一年也就能收入一百多块钱。想一想就让人头晕，你得受一百多年的辛苦，留一百多年的汗，才能在一亩地里刨出来一万五千块钱吶！胜利的喜悦中，没有人再去百亩园了，因为合同一签，钱一拿，推土机马上就要开进来了。

    可是，不知不觉中，那些被人遗忘了的种子，还是和千百年来一样破土而出了。每天早上嫩绿的叶子上都会有珍珠一样的露水，在晨风中把阳光变幻德五彩缤纷。这些种子们不知道，永远不会再有人来伺候它们，收获它们了。从此往后，百亩园里将是炉火熊熊，浓烟滚滚的另一番景象。

    六安爷舍不得那些种子，他掐着指头计算着出苗的时间，到了该间苗锄头遍的日子，六安爷就拄着锄头来到百亩园。一天三晌，一晌不落。

    现在，劳累了一天的六安爷已经感觉到腰背的酸痛，满是老茧的手也有些僵硬，他蹲下身子摸索着探出一块空地，然后坐在黄土上很享受地慢慢吸一支烟，等着僵硬了的筋骨舒缓下来。等到歇够了，就再拄着锄把站起来，青筋暴突的臂膀，把锄头一次又一次稳稳地探进摇摆的苗垅里去，没有人催，自己心里也不急，六安爷只想一个人慢慢地锄地，就好像一个人对着一壶老酒细斟慢饮。

    终于，西山的阴影落进了河谷，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六安爷，立刻感觉到了肩背上升起的一丝凉意，他缓缓地直起腰来，把捏锄把的两只手一先一后举到嘴前，轻轻地晬上几点唾沫，而后，又深深地埋下腰，举起了锄头，随着臂膀有力的拉拽，锋利的锄刃闷在黄土里咯嘣咯嘣地割断了草根，间开了密集的幼苗，新鲜的黄土一股一股地翻起来。六安爷惬意地微笑着，虽然看不清，可是，耳朵里的声音，鼻子里的气味，河谷里渐起的凉意，都让他顺心，都让他舒服，银亮的锄板鱼儿戏水一般地，在禾苗的绿波中上下翻飞。于是，松软新鲜的黄土上留下两行长长的跨距整齐的脚印，脚印的两旁是株距均匀的玉茭和青豆的幼苗。六安爷种了一辈子庄稼，锄了一辈子地，眼下这一次有些不一般，六安爷心里知道，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锄地了，最后一次给百亩园的庄稼锄地了。

    沉静的暮色中，百亩园显得寂寥、空旷，六安爷喜欢这天地间昏暗的时辰，眼睛里边和眼睛外边的世界是一样的，她知道自己在慢慢融入眼前这黑暗的世界里。

    很多天以后，人们跟着推土机来到百亩园，无比惊讶地发现，六安爷锄过的苗垅里，茁壮的禾苗均匀整齐，一颗一颗蓬勃的庄稼全都充满了丰收的信心。没有人能相信那是一个半瞎子锄过的地。于是人们想起六安爷说了无数遍的话，六安爷总是平静固执地说，“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

苦梅

马卫

    苦梅又叫乌梅，个小，肉少，汁酸。如果不是没有吃的，孩子们是不会去吃苦梅的。一个姑娘却偏偏取了这么个名儿，不过也难怪，山区农村生活苦嘛。苦梅一出生，就和饥饿结伴，要不是后来包产到户，苦梅一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苦梅二十岁的时候，成了新媳妇儿，

    “新媳妇儿，憨憨人儿，不说话儿，给糖走人儿。”儿歌嘛，小孩子嘴甜，诳糖吃。到了夜深人静，客人们离开，苦梅才发现，进新房的怎么不是先前相亲的那位男人呢？

男人一脸的木讷，呆呆地站着，半天才嗫嚅出来：以前相亲的，是他表哥；自己丑，所以找表哥代替。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何况，男人家拿了钱，给家里砌了砖房，让哥娶上了嫂子。拿妈的话说就是——长得帅，能吃么？

    男人没有啥手艺，除了干地里的活，干不了其它。可是粮食价格低，除去农药、化肥、种子，赚不到啥钱。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孩子也读小学了，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苦梅对老公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辈子也致不了富。

    男人却安于现状，不缺吃不缺穿，还要求啥呢？可是经不住苦梅天天纠缠，最后男人让步了，苦梅和她的表姐进城，一个去给人帮厨，一个当超市营业员。

    苦梅在超市，极认真。别人忙里偷闲玩手机，她没有。别人喜欢小喇叭广播，讲奇闻怪事，苦梅不知道。苦梅就像个机器人，陀螺似地转，特别热心给人介绍商品，帮老人购物。

    苦梅的勤奋和本分，换来了一个领班的岗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上了领班，工资竟然是营业员的数倍，而且轻松多了。所以，苦梅工作更加认真。

    苦梅出事，是在一个周末。

    那天，她在商场巡视，检查工作，发现有一位叫巧芋的营业员偷吃话梅。虽然偷吃几个，谁也不会发现，商品有一定的损耗率。但是规定是死的，营业员绝不能吃和拿商场的商品。一旦发现，轻则扣工资，补损失；重则开除，或送派出所。

    苦梅没有当场揭露巧芋，女人家谁不爱面子呢？

    把巧芋叫到办公室，给她倒上水，才说了自己看到的事。没想到，巧芋一百二十个不承认。她说：提奸捉双，拿贼拿赃。你既然看到了我偷吃话梅，为啥不当场拿住？现在，你是污蔑我！我和你没完。

    苦梅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气得粗气红脸：这次就算了，如果我再拿住了你，你走人！

    苦梅只能这样说了。她知道，这些营业员，差不多全是乡下来的，拿着低薪，还要养家糊口，难呢。只要巧芋改了，这事就算了。

    苦梅和表姐合住的出租屋，表姐回来一般要一点左右。那晚，苦梅值晚班，回家时快十一点了，还在夜摊上吃了碗米粉。就在苦梅开门的时候，突然蹿出一位蒙面男人，把她踹倒在地，给她几拳，几脚，嘴上说：臭婆娘，懂事点，不要管得太宽。这次放过你，要是你再多嘴，把你脸划了！苦梅虽然来自农村，有一把力气，可是相对于男人，那是蚍蜉撼树。

    蒙面人走了，半天苦梅才起来，回到屋内，见腿上身上的瘀痕，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用想，这事肯定是巧芋干的，听说，她一人在城里，常和些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所以，巧芋特别好打扮，身上也不差钱，上班极不认真。

    表姐回来的时候，见苦梅这副样子，问了半天，苦梅才嘟咙出来。

    苦梅并不怕巧芋，是怕巧芋勾搭上的野男人。为了安全，苦梅辞职了，经理挽留她，她坚决回家。孩子见她回来，高兴地溜到她怀里，就不离开。老公见她回来，嘿嘿直乐。

    伤不重，养了一周，就复了原。

    苦梅是个闲不住的人，经过三年的打工生活，她明白一个道理：要得富，开店铺。

    苦梅开了村里第一家超市，当然不能和城里的比，不过两间屋大，主卖副食和生活必用品。不用请人，自己和老公亲自干。货自己去进，晚上做台帐。

    乡里人虽然计较价钱，但绝不会偷东西。一个月下来，挣的比她在城里打工还多一倍。

    苦梅家渐渐富了，有了彩电，有了冰箱，还给老公买了摩托，进货也方便。至于田和地，只种谷子、蔬菜，剩的种树。

    她家没有种其它树，只种苦梅。人们不太理解，苦梅也不解释。乡下人都知道，苦梅味酸、涩、平，敛肺、润肠、生津、解酒，良药呢。村里人常来讨用，苦梅一概白送，尤其那些爱喝醉酒的男人们，他们嘴上还要占便宜：苦梅，吃你呢！

    苦梅的脸上，全是笑。嘴上说：吃我？酸死人！

英雄的舞蹈

路翎

    两条澄碧的小河会合的地方，有一座小村镇，不到两百户人家，然而，这个中国应有的东西，它都有。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可爱、和善的居民们，生活在一种非常古旧的英雄的气氛中，而且很厉害地激动着。这种气氛，是从镇上的一座茶馆里散发出来的。

每到黄昏，不论严寒酷热，茶馆里都坐满了年轻的、年老的男人。一支蜡烛亮了，有名的说书人张小赖就爬上高台，生动地叫喊着古代英雄们的事迹，从他自己都忘却了的年代直到这个奇怪的、不可解的今天。他是衰老、病弱的。十几年来他抽着鸦片，而年轻时，他曾经拼命地干过刀、枪、剑、戟，且收了不少门徒。他觉得被所有的人赏识，被他们喜爱，因此街边新种了一棵小树或挖开了一块石板他都要热烈地批评一下。

    他热衷这样的生活。可是，突然有一天，斜对面的茶馆里，一个女子拉着胡琴，一个男子用女人的声音尖厉地怪唱起来了。从城里来的，唱着他从来都不曾知道的“毛毛雨”“何日君再来”。他的听众们突然地跑过去一大半。从那边传出热闹的哄笑声，使他感觉到尖厉的痛苦。

    “伤风败俗啊！”他叫，猛力地拍了一下惊堂木，不再讲下去了。于是剩下的听众也跑了过去。他在寂静中溜下高台，这是可怕的失败和痛楚。但他的那些古代的英雄们，又都在他的梦里照耀着他了。一下午都发烧，但黄昏的时候他带着神秘的、惨白的、严肃的神色重又走上他多年盘踞的高台。

    蜡烛点燃了。“今天，我们来说华容道，关公知恩放曹操！”他用神秘的、轻微的声音说，拍了一下惊堂木。但他的听众只有往常的一半。对面的茶馆里男人装做女人的声音突然地叫起来了。他寒颤了一下，看见有人冒雨从他这边向对面跑去了。

    “我是替天行道！”张小赖猛力地、愤怒地拍了一下手上坚强、光亮的木头；这个突然的声音，和他的脸上的那种轻蔑的、讥嘲的、魔鬼似的神情，使得剩下来的那十几个人肃然了。他凝聚着一种可怕的力气，慢慢地耸起瘦削的、仅剩了两块骨头的肩膀来，鼓起眼睛，凝视着远方，而他那破旧的衣服从身上在寂静中滑脱了，露出了一副可怖的、奇特的骨架。他没有欢乐，假装着纵声大笑；他没有悲苦，逼迫着高声假哭；他伸出两只手来舞蹈；假装听到了询问，并且捶胸顿足。

    “却说曹操一看，啊呀呀！”他叫，全身发抖，然后突然寂静。他高举着两手站着有半分钟。在寂静中，听到雨落在瓦上的清晰的声音，斜对面的甜甜的胡琴的声音，和男人装做女人的尖厉的、轻靡的歌声：哎呀呀，我的心！

    “曹操心中一想！”高台上的那个精灵，突然地缩下去了，那一块木头猛力地击在桌子上；然而，这假做的精灵的衰弱的人的心，却瞥见他的听众们，有些涣散，有的在谈话，有的在听着斜对面而笑着。突然他有一阵眩晕，他听见对面的歌声唱：摸一下幺妹的手呀，幺妹生得乖！

    他呆住了。“喂，张小赖，曹操啷个的呀！”酒馆的肥胖的老板喊。张小赖突然地惊觉，发着颤，不顾一切地叫了起来，叫喊着曹操、关公、青龙偃月刀，但酒馆的老板却摇摆着走了出去了。一种极端的愤怒和一种极端的、奇特的欢笑，使张小赖发狂了。

    精瘦的、可怕的魔鬼在高台上嘶喊，跳跃。他要唤回那些古代的英雄们，与现在的生命、丑恶、失望抗衡。这些古代的崇高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地回来了，使这间茶馆，使那些简单的年轻人严肃而激动。他站在高台上，他拼命地、愤怒地叫，“我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要是日本人来了，洋鬼子，外国人来了，吓，你看——”他耸起肩膀，鼓起嘴，向空中拼命地吹着气。他听见了歌声、胡琴声、笑声，他歪着头轻蔑地倾听。“啊，杀啊！”他喊。

    台下的人们，有趣地笑起来了。他的嘶哑的大声使得很多人从街上跑过来，于是茶馆里挤满了人。那些简单的人们，把一切都认为是有趣，当然的，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快乐地哄笑着。

精赤的、狂热的张小赖突然地拾起了地上的一根竹棍挥舞起来了。他觉得窒闷的可怕，拼命地喊了一声，引来无数的人，他听见对面的胡琴声和歌声停止了——它们被他征服了。窒闷继续强大，他又叫喊了两声，拚死命地舞着竹棍。忽地他觉得心里的什么东西碎裂了。他大叫一声扑翻了条桌，跌在地上。茶馆里腾起了惊异的、失望的喊声，有挤动和茶杯碎裂的声音。然后突然寂静。“死了。”一个苍老的、严肃的声音，在寂静中说。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

扶贫往事

侯德云

    下乡，一行四人，坐在吉普车里。吉普车是老朱的。老朱当过多年乡镇领导，年前才调入瓦城。

    路过一个叫八里的村子，这个村子以种桃出名。春天的时候，村子还张罗过一场“桃花节”，可以想见，桃树的种植规模有多大。现在是夏天，正是收桃季节。人、桃、车挤在公路两边，道路一下子窄了很多。

    四个人的话题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桃。说桃的价格、桃的味道，说桃的其他种种。

    吉普车拧拧巴巴终于离开了八里村，这时话题已经转到樱桃上。

    不管是说桃还是说樱桃，老朱都是主讲。后来才知道，老朱是内行，农大毕业生。

    老朱不光说桃说樱桃，还说了些扶贫往事。

    老朱说，他在三台乡当农业助理那会儿，搞扶贫，动员农民栽樱桃。乡干部一拨拨挨村动员，大会小会，可村民一个个都木着脸，袖着手，似听非听。白给的樱桃树苗没人要。乡长气得拍桌子，说：“他们不栽，我们栽！把树苗栽到老百姓的地里去，非逼着他们富起来不可！”

    车内一阵哄笑。

    我说：“真去栽啊？”

    老朱说：“可不是！那个春天，我们天天栽树，灰头土脸的。”

    我在心里感慨，没想到乡镇干部还得上劳动课。

    老朱继续说：“你说可气不可气，有的村民，就站在地头上，叼着烟，看你给他栽树，好像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后来呢？”

    “后来，”老朱说，“四五年后，樱桃结果，市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不少人跑到乡政府要樱桃树苗。乡政府又不是苗圃，哪有苗啊？”

    我们三个听众都感慨：“扶贫这事儿，真是不容易。”

    老朱又说起他当副乡长期间发生的事儿。“我们在一个村里搞试点，原计划只扶持十户，结果二十多户报名，那个吵啊。没办法，乡里咬咬牙，决定扶持二十户，每户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还挖了沼气窖，干净，也节省能源。忙了一秋天。快到过年的时候，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突然听到一阵农用车的轰隆声进了政府大院。走到窗前一瞅，我吓了一跳，心说这是谁要闹事啊？一溜三辆农用车，装满青黄的蔬菜，挤在政府小楼门口。每辆车的车斗边沿，还都坐着两三位壮汉。我赶紧下楼，仔细一瞅，乐了，这不是种植大棚蔬菜的那些人吗？大伙儿见了我，也乐，说：‘第一批蔬菜下来了，我们不能忘本，给政府送些来，让领导尝尝。’”

    我故意问老朱一句：“三车蔬菜，怎么处理的？”

    老朱说：“我指挥他们送食堂里了。”

    三个听众都笑。

    老朱说：“笑什么笑？没白吃！我们哪能占老百姓的便宜？不光没白吃，我随后还给他们联系了几个蔬菜批发商，定期到村里收购。现在那个村，已经是蔬菜大棚专业村了。”

    “噢，干得不赖。”三个听众都感慨。

    四个人都笑。

    老朱沉默了一瞬，又说：“还是我当副乡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怪人。那年乡政府决定，为水稻种植区内的贫困户补助一些稻种和化肥。挺好的事儿，大伙儿都高兴。第二年春，一天我正在办公，突然‘砰’的一声，门被踢开，一个老农冲进来，敲着我的桌子说：‘你是不是庄稼人啊？什么时候了，还不送稻种和化肥？’”

    三个听众忍不住，还是笑。

    老朱说：“我抬头一看，认识，就是前一年我的贫困户，老李头。老李头气得浑身发抖，他腋下还夹了两只蛇皮口袋。”

    老朱说：“你说那老李头，那么蛮横，为什么呢？”

    我给老朱的三个故事加以概括，得出的结论是：“扶贫这事儿，难心，开心，偶尔也闹心。”老朱听罢，连连点头：“对对对，就这意思。”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