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生态文明不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生态哲学将生态理念引向社会生活，将自在的哲学本质转换为自为的生态智慧。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奈斯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极其扩展的生态理想，我称之为生态智慧。”生态智慧重建的不仅是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人的精神生态和整个文明生态的平衡。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而是也包括社会内部的自然生态的危机，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人类社会系统的破坏。生态哲学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理论准备，是人与自然关系反思后的生态觉悟，以及作为这种觉悟的生态智慧和理念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推进。

    生态文明既反映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和改造，又反映人类将认识和改造自然生态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的重建、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人类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是要建立自然生态，即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同自然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则是要建立社会生态，是使各种社会矛盾的合理解决获得和谐有序的状态，这是自然生态重建的根本保障；人类各种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目的是建立多元互补的文化生态，为社会生态的构建营造和谐有序的文明环境，为自然生态的重建奠定健康稳定的社会基础。

    自古以来，哈尼人都是修沟造渠，引高山森林中的泉水来灌溉梯田，水沟开挖量巨大，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个人或村寨往往不能独立承担。哈尼人就户与户联合或者村与村联合，一起挖沟引水。通过出资的多少和投入人力的多少核定每个村寨、每一户的分水量大小。为了避免发生水纠份，能够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水资源，哈尼人发明了分水木刻来进行分配。分水木刻，哈尼语称“欧斗斗”，它是选用板栗树、黑果树等材质坚硬的木料，在木料上刻出底部同样平整但宽窄度不一凹槽的一根横木。

    尽管在哈尼人分水制发明和形成的时代并没有所谓“技术美”这样的名词出现，但实际上技术美的审美形态已经存在。技术美的内涵首先由技术品表现出来。人们创造任何一个技术品，都是具有实用性的。分水木刻作为分水制度的物质载体，是哈尼人为了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而创造的工具，起到了准确计量各块梯田用水量的作用，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明渠流量计。分水木刻放置于每个水沟的分叉处，水要分几条沟就在分水木刻上刻几个凹槽，不同宽窄的凹槽决定了每个子水沟所灌溉梯田水量的大小，从而保证了每块梯田都能得到约定的用水量。哈尼人还以长方体为形状标准来制作分水木刻，长方形的设计，比其他形状更能防止水流的溢出，进一步提高了分水的准确性，且用料最省，是实现分水功能的最大化的典型形式。可见，分水木刻作为一种技术品，不仅具备了实用性，还具有了美的形式。

    分水制是指哈尼人经过村与村，户与户集体协商，根据挖沟时投入的人力、物力来确定每块梯田的水流量大小的民间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商定分水木刻上凹槽宽度的一系列民间规约，是体现分水木刻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分水制约定，投入多者，分水木刻凹槽宽，水流大；反之，投入少者，凹槽窄，水流小。为了确保凹槽计量单位的统一和准确，哈尼人还约定以某人的右手掌四指根部宽度为一基准单位，按照之前的协商结果对水流量进行分配，对用不了一个用水单位的，则缩减为一指、二指、三指进行细分，其中排除用小拇指宽度进行计量。照各家权益定制出的划有不同刻度的木刻，安放在各家田块的入水口，随着沟水流动调节了各家各户的用水，这样既公平合理而又有科学性。

    分水制虽然是一种抽象概念，但它与分水木刻有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内容与其外在形象的相互统一，不可避免地以技术美的形态表现出来。分水制度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哈尼人代代相传，凝聚的已经不仅仅是生产技术，而是人的情感，对待分水制已经不仅是对实用功能的欣赏，更是对对象存在的审美。在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分水制还一直在沿用，它一方面使生产劳动的效率得以提高和完善；另一方面使分水的模式更趋于合理、更具有系统性和易于管理，给哈尼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符合哈尼人群体共同利益诉求。因此，分水制也渐渐和审美主体使用上的满意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愉悦感和轻松感，构成了技术与审美的有机统一。

    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民主制时期。《礼记•礼运》描述当时情形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的“选贤与能”即当时自然而然形成的选拔公职人员的规程。中国古代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具体反映了当时选拔人才的情况。

    夏商以来，开始了“家天下”。（《礼记•礼运》记述当时“大人世及（即宫位世代相传）以为礼”。《尚书•盘庚》云“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官吏“世及”的制度，即世官制。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那些担任王重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均遵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制度。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惟功惟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为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在选官方面创立了察举制。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荐举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汉武帝以后，此制逐渐向规范化发展。东汉未，由于“天下兴兵，衣冠世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通典•选举二》），故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乃立九品中正制。这实际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其具体做法就是各州郡县的地方长官，将本地的人才按照丸种不同的等级推荐上来，政府据此授以官职。应该看到，九品中正立制之初，具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

    隋唐之后，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所谓科举制，是一种考试选官的制度。它的基本特点；即“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就是说白了能否释褐为官要凭考试成绩。此制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大发展于北宋。明清时期，科举制达到了极盛。作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全合流。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而科举必由学校。

    这种“学校一科举”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加上八股文内容空虚，形式呆板，所以科举制也开始走向没落。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便宣告终结。

（节选自黄留珠《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删改）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今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画展中，署名“夏雨冰”的多幅绘画作品引起关注。近日，这位创造力不遑多让的“夏雨冰”身份被揭晓，原来它就是以会写诗闻名并且已经出版诗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据研发人员介绍，该智能机器人在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化作进行学习后，原生绘画创作能力已经具备一定水准。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文艺领域之后，凭借超强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迅捷高效的创作优势，正在拿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果，显露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生产和文化市场方面的诸多可能。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具备人类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感、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之千里。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促使我们反观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越是面临技术冲击越要端正和坚定本体价值，同时在文艺观念和创作实践上越要有新的突破和追求。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诗人徐志摩，它需要做些什么？它要拥有徐志摩的阅读量，最大限度接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因为徐志摩的诗歌特色是在与其他诗人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掌握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不，它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徐志摩的人生经历。所谓“功夫在诗外”，人工智能只有具备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类似徐志摩的诗来。

    没有人生，我们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尽管人工智能具有令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仿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世界，人工智能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艰难训练，甚至即便如此也未必学会。

    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人生际遇和内在情感，基底是整个人生和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深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优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没法与人类相比。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尊严。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好。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优劣，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让人类创作如虎添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推动艺术创作革新一样，这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接触到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对我们的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正视挑战，在挑战中发掘价值、抓住杋遇，必将带来艺杺创作的新变化新收获。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7日《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