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琴操

邓跃东

    祖父会拉琴，好事者命令他带上两个会拉胡琴的侄儿一起演出。在邻村第一次巡演时，我大伯父刚拉开过门，台下就扔来一只鞋子，砸在他头上。他们指责大伯父的胡琴有问题，硬是逼着他锯掉了琴杆上的龙头……

    这件事我是听一个叔父说的，几个伯叔不愿回忆这些旧事，唯有我堂二叔反应异常，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说：“琴头是我砍的！”我知道二叔一直钟情于胡琴，没想到他竟是这件事的亲历者。透过浓浓烟雾，我看到了二叔眼里流露出的几丝幽怨。

    那晚他们受到了批评，被要求将琴头处理掉，否则后果难以想象。祖父答应一定处理好，但不是当场锯掉的。这把琴是大伯父在县城读中学时带回的，却成了二叔的至爱。那时祖父被贬职从学校回乡，思虑最多的是要保住侄子们的性命，要不就对不起大哥。祖父就给二叔做工作，二叔十五六岁，很不配合。祖父发了怒，责问他：“是人头重要还是琴头重要？”二叔噙着泪、含着怨气，在祖父的逼迫下锯下了琴头。祖父说：“这个琴头雕刻得精致，你先收着，日后可能会用上。”二叔不吭气，捡起琴头一把甩进了灶膛。

    丑琴无头，祖父他们也无脸面，操琴的模样十分滑稽，总不被人正眼看。当然，心里最憋屈的是二叔。他很年轻，无端被人嘲笑，其实他拉琴是很有水准的，但是心里不平，音色起伏大。丑琴让二叔的脾性也丑了起来，他变得十分倔强，不太理会祖父﹣﹣以前他们经常一起谈琴论艺，慢慢地不怎么说话了。

    没过多久，伯叔姑姑们不能读书了，因为村里不准。二叔二次被生产队长从中学赶回，他聪颖好学，无奈初三未读完，就再也未进过学堂的门了。二叔积下一肚子的愤懑和怨恨，别人拈轻怕重，在生产队混工分，他年纪轻轻就去学泥水匠的手艺，每天用砖刀砍砍剁剁，其实是在发泄不满，他要砍平种种崎岖。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感到轻松，他的虎口被震烂，血流不止，也不能释放心中的怨气。他又想起了无头琴，每天劳作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丑琴懂他，眼里的泪、虎口的血，遗落在琴上，他浑然不知。

    二叔独自拉琴，长夜不息。祖父知道他心里苦闷，就开导他说：“拉琴可以消解磨难，但不能宣泄情绪，你指上的怨气太重了。”二叔说：“你不是说琴音传递的是心声吗？”祖父反问：“你心里向往的是什么？”二叔不吭声了。听琴知音，得失寸心。二叔对祖父的视听修养极为钦佩，他为自己更名为“清明”，自此静心练琴，研习音律。

    清明通透，方有流音。二叔反复体悟，寻求彻悟﹣﹣人跟丑琴一样，没有脸面，可琴还是琴，心里有音，仍可自然地发声。他的心慢慢地融入了丑琴，琴声开始从心里流泻出来，没有了早时的发泄，音色一片柔美。

    二叔认真地看着我说：“琴已无头，人得有名。”

    二叔那时带着这把丑琴，一次次地参加上级安排的演出。他用丑琴发出的优美琴声征服了众多同行，感染无数心田。有一次，上级首长要来观看，领导提出给他换把琴，说这琴太丑了，影响县里的形象。二叔说，人能换但琴不能换。

    在本村的一场集会上，全家人都被责令到场陪斗，批斗的对象是二叔的母亲。大冬天里她被拉到学校操场上，被风车对着猛吹，她不服软，直挺挺地站了一夜。有人起哄要我家的人拉琴造势，祖父跟他们交涉能不能换人，他们说不行，故意要我二叔拉。祖父尴尬不已，二叔却轻松地拉开了弓子。凝望着受难的母亲，他如入空谷，心若止水，怀中丑琴一如惜日，不动声色。后来我得知，二叔拉的是刘天华先生的《光明行》，他心里存有光亮！

（选自《读者》2015年第9期，有删改）

杭州巷10号

夏  阳

    幸福路作为一条商业步行街，每天人流密集，左边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小岔路，叫平安街，顺着平安街进去百余米，一拐弯，眼前生出一条南北向小巷，便是杭州巷。

    杭州巷狭窄细长，仅容得下两人并行，麻石板铺就的巷道，伴随着墙脚一线湿湿的青苔，一直延伸到尽头。巷子两边的建筑，古朴、荒凉，被圈在高高的院墙内。透过门缝，可隐约窥见一些雕梁画栋，当然还有断壁残垣。小巷里，渺无人烟，只有寂寞的风，顺着寂寞的巷道穿过，轻轻吹拂着墙头几株寂寞的茅草。步行在小巷里，抬眼望去，四周就像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沉睡不醒。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杭州巷10号，那也是整个小巷唯一的住户。我去的时候，正值深秋，碧空如镜。上午的阳光嫩黄羞怯，在墙头瓦瓴上探头探脑，却无法照进小巷。行走在小巷里，头上是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人却站在岁月的阴凉中。驻足10号门前，我感慨颇多，犹豫良久，那两扇厚重的木门还是被我轻轻地叩响了。

须臾，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她的目光和善，完全没有都市人惯有的那种警惕。我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摄影发烧友，爱好用镜头来捕捉历史。老太太把我迎进院内。院子很大，里面种了不少花草。秋天的菊花开得正艳，五彩缤纷，白如雪，粉似霞，而黄的，则黄得热闹，亦黄得伤感。院内飞檐斗角，回廊石阶，曲径通幽。难以置信，在现代都市林立的高楼大厦脚下，竟然藏着这样的深居大院。

    老太太说自己有八十高龄，有个留学海外的儿子，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明年也将花甲之年了……老太太说她姓李，从十八岁结婚那年起，已经在这院子里生活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里，女儿夭折，儿子客死他乡，佣人被遣散，老伴过世，一个个亲人相继离去，昔日门庭喧闹的大宅子里，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了。老太太说这话时表情恬淡，似乎是在谈论别人家的事情，看不出有任何的悲伤。

我问：“这巷子为何叫杭州巷，和杭州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老太太说：“现在知道这巷子来历的人应该不多了。说来话长，早在清朝末年，有一批杭商集体迁移来此，他们开茶庄、丝绸店和当铺等。买卖做大了，赚钱了，在这里扎根，抱团买地置业，于是就有了这杭州巷。你可别小看这巷子，它可是当年这座城市的心窝窝呢。巷道之所以修得这么窄，就是为了减少闲杂人员的进入。无论多大的官来访，文官落轿，武官下马，就是皇帝来了，也得老老实实从巷子口步行进来。”说到这里，老太太得意地笑了。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杭州巷在当年是如此的尊贵显赫。望着老太太一脸甜蜜而略带羞涩的回忆神情，我依稀看到了当年一个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被浩大的迎亲队伍捧进了这杭州巷。

    在杭州巷10号，如置身于山野的一处宅院里，都市的喧嚣和车流的嘈杂似乎远去。空气里，有花的阵阵清香，在明朗的阳光下，微微发酵。和老太太坐在一块儿喝茶聊天，真是一种享受，仿佛在翻阅一本厚厚的历史书。

    我拍了几张照片后，告别老太太，告别杭州巷10号，重新回到巷子里。我默默退出杭州巷时，一个磨刀师傅正挑着担子站在巷子口，高声叫喊着：“磨剪子嘞，戗菜刀！”他抑扬顿挫的叫喊声跌落在小巷里，溅起一巷子清脆的回音。磨刀师傅喊了数声，站了片刻，却没有走进小巷。

我回到单位。主任问我：“老太太同意拆迁了？”

    我默默地望着主任难看的脸色。他的身后，悬挂着这座城市的规划蓝图，上面一条条粗大笔直的线路，纵横交错，气势凌厉。

    我向主任建议道：“按照老太太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很难熬过这个冬天的。要不，我们等到明年开春再说，如何？”

    主任沉默不语。

（有删改）

千叶瓶

刘心武

    ①那只花瓶是他二十几年前从农贸市场买来的。造型一般，素白，底部连瓷窑标志都没有。花瓶陪伴他度过整个青壮年时期。见证了他娶妻生子，也接受了他“哎，我退休啦！”的招呼。花瓶随他搬了两次家，在家里的位置多次变易，近些年则一直搁放在书桌一角。花瓶插过鲜花、干花和假花。最后所插的是三根孔雀翎。

    ②退休以后，他试图圆多年来写回忆录的梦。为此他专门购置了一个精美的十六开簿册，还准备了一盒十二支的绿色签字笔。为什么要选择绿色？完全是下意识驱使。在出售文化用品的货架前，他本是要拿黑色签字笔，忽然眼睛扫到了这种绿色的，好奇地抽出一支，在店里提供的试用纸上画了画，笔尖滑动的感觉和呈现的绿色都让他愉快，于是买了下来。

    ③但是，翻开簿册，拿起绿笔，郑重地宣布：“别打扰我，我要开笔啦！”却愣在那里，满脑子飞花飘絮，却不知该如何写出第一句来。好不容易写出了几行，却实在不能满意，狠心用左手撕下那一页，却不料纸张一剐，反弹力使他握笔的右手杵到花瓶，花瓶一斜，忙去扶正，结果签字笔笔尖就在瓶体上画出了一个弯线。拿抹布擦，去不掉，又找来去污粉，还是没用，涂上衣领净再擦再用水冲，那道绿痕似乎更加分明。

    ④传来了妻子的声音：“你把弄脏的一面朝墙，不就结了吗？”又传来正好回娘家的闺女的声音：“爸，又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您干吗着那么大急？还是写您的回忆录吧，写出来，我给您录入电脑……”他望着破了相的花瓶，只是发愣。

    ⑤第二天他用绿色签字笔，把那涂不掉的一个弯道，勾勒成了一小片绿叶，看上去，顺眼点。但瓶体和那么小一片绿叶，在比例上实在不相称，于是，他决定从那片绿叶开始，再连续勾勒出更多的、形态并不雷同、而又凹凸锯齿互补的叶片。勾勒第一个叶片时，他当然是一种后悔的心情，责备自己把素白的瓶体，不小心给玷污了。后来，不知怎么的，心理态势的惯性作用吧，勾勒别的叶片时，接二连三，全是后悔的思绪。后悔小时候，不该为了贪摘树上的果子，急躁地把整个枝丫扯断。又后悔上小学时，同桌向自己借圆珠笔用，死活就不借给人家。再后悔上山下乡的时候，队里培养自己当“赤脚医生”，却没有能把常见的草药形态认全。回城进工厂，先开大货车，后开小面包，再当上司机班长，更调进科室，好赖算是个干部了，就不免神气活现起来，给一起进厂的“插友”取不雅的外号大呼小叫，后来人家下了岗，找到自己借钱，虽说也拿了一千给人家，却又跟人家说了一大车便宜话，仿佛人家困难全是不争气造成的……

    ⑥闺女又回门，小声在问妻子：“爸的回忆录写出多少了？怎么抱着个花瓶在鼓捣？”妻子小声回答：“着了魔似的，每天总得花两三个钟头在瓶子上画树叶……不过他脾气倒好多了，下楼一块遛弯儿，还总跟我回忆以往的事儿，动不动还说，哪件事上对不起我，哪回的吵架请我原谅……咳，其实我早忘啦！不过听他那么说，心里倒是挺舒服的……”

    ⑦渐渐的，他那只花瓶，半壁外表都画满了绿叶，那些单线勾勒的叶片，大大小小，连续不断，看上去，仿佛当初入窑出窑时，就已经有了，而且，是工艺师事先就构思好，精描出来的，显得非常自然，也非常和谐，堪称雅致秀美。

    ⑧他继续在花瓶另一面上勾勒绿叶。妻子说：“难道你非得把叶子画满吗？铺满怕得上千片叶子，你累不累啊？”他边慢慢画，边沉吟地说：“我还真怕那画满的一天到来呢！”

    ⑨有一天，一位现在迷上古玩收藏的“发小”来看望他，忽然眼睛一亮，吼出一声：“老兄，你从哪儿收来这么个千叶瓶？”他不做声。那“发小”走近，小心捧起细看，哑然失笑：“原来根本不是古董，连当代高级工艺品都不是啊！”他让来客小心轻放，说：“对我而言，这是无价之宝！”他只简单解释了几分钟，来客便肃然起敬，并感叹：“如果那些对社会负有更大责任的人士，都能有你画千叶瓶的心思，该多好啊！”

垫底的人

陈大超

    终于调到一个局机关，吃上朝思暮想的“财政饭”，徐芳高兴得一天到晚都是笑盈盈的，可是等她醒过神来，她就发现在这个既讲级别也讲资历同时也讲能力的机关里，她原来是个垫底的人，谁都可以指派她，谁都可以指责她，谁都可以对她垮下脸来。人到中年、在原来的单位里大小是个头儿的徐芳，心里的高兴劲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没过多久，局里又来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基本上就是个只能拖拖地夹夹报纸冲冲厕所的傻瓜。虽然傻瓜来头不小，但徐芳仍然可以把他当作垫底的人，只要她受了谁的窝囊气，她立刻就找到傻瓜，或者说“把地再拖一遍！”或者说“把报纸都好好夹起来！”或者说“帮我捶捶背！”傻瓜简直像个一摁按钮就立刻动作起来的机器人，不论你的脸色多难看，不论你对他的指使多么不合情理，他都是一点反应一点想法也没有。

    这个名叫闵天飞的傻瓜，考大学时离读清华的分数仅仅只差一分，一阵狂笑就变成了一个痴不痴呆不呆的傻瓜了。徐芳也挺同情他的，但她一旦受了谁的气，仍然要把他当作出气筒，恶言恶语地把他使唤一通，让自己产生某种虚幻的优越感。她甚至觉得在这个机关里，对她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局长科长们，而是这个傻瓜——没有这个傻瓜给她垫底，她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过下去。

    这天上班，她居然没见到天飞，楼上楼下各个科室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一问，原来是他家里人领着他到上海治病去了。她听了心里猛然一惊，接下来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心神不宁的。她就总是下意识地跟人家讨论：“你说天飞的这种病真的能治好吗？”“你说天飞的病治好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还假惺惺地说：“要是真能治好那就太好了啊！”其实她潜意识中非常害怕他真的给治好了。

    一个星期后天飞出现在局里的时候，仍然是那副呆不呆傻不傻的样子。徐芳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她也仍然常常在背后整他、吼他，拿他垫底、出气。后来她竟然发展到敢用鸡毛掸子打他了。也就有一次，她一失手，竟然将鸡毛掸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后脑勺上。打得他当时猛地一激灵，全身仿佛触了电似的一抽搐。谁也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使天飞的智力因此而恢复了。

    天飞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再到局里上班的时候，脸上就再无半点呆气傻气了，局长也不让他再做那些杂事了，而是要他在秘书科“适应适应”。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天飞就给人一种英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感觉了。自然，在这个局里，徐芳又成了一个垫底的人了。她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自己竟然用鸡毛掸子去打他——这一打，又把自己打入了度日如年的冰窟里。

    她常常幻想在天飞独自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时候，悄悄地出现在他的后面，用一个暗中准备好的小木棒，对着他的后脑勺乒乒乓乓地从各个角度猛敲一气——再把他脑子里的那个开关敲关上……

（原载《金山》2003年第2期）

星空

何君华

    巴音诺尔苏木实在太小了，在这个人口还不到三千的小地方，你甚至找不到一个诗人。满都拉便是我在巴音诺尔见过的第一个诗人。“诗人”是我对他的称呼，他其实是苏木派出所新来的警察。

    不值班的时候，满都拉喜欢带我去查干敖包读诗，读惠特曼，读狄金森，也读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

    查干敖包距离巴音诺尔苏木有十几公里，满都拉说他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方。他说，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朗读诗歌的地方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诗？”我问满都拉。

    满都拉没有回答我，他只给我朗诵了几句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也一样适合你，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邀请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遨游，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的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在这里生长，我的父母在这里生长，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在这里生长，我现在三十七岁，身体纯然健康，我希望继续不停地唱下去直到死亡……”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诗了吗？”满都拉问我。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没有明白。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入，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准则。在我看来，头顶的星空就是诗，心中的准则便是法律。”

    满都拉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我只好似懂非懂地问他：“如果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准则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一样？”

    满都拉想了想，没有回答我。

    “我再给你读一首诗吧！”说着满都拉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其中页大声读起来：“这一刻仿佛一生/这一生我总是一个人/走在这黑暗中/曾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走在略上/但走着就丢了/有很多条路就这样被我走过/走过就消失了/路是否有尽头，我并不确定/但一直在走，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事物/穿越一路的黑与暗/仿佛并不是为了抵达/仿佛并不是为了/远处的光……

    “写得真好”我赞美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满都拉说：“你猜。”

    我说：“我知道的诗人太少啦，猜不出来。”

    “是我写的。”满都拉说。

    哇，想不到你也会写诗！”我抢过满都拉的笔记本，上面满满当当全是诗。

    “都是你写的吗？”我一脸惊诧地问满都拉。

    满都拉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都是我写的。你拿去看吧，看完了记得还给我，将来还要出版呢。”

    满都拉说他的梦想是像惠特曼一样一辈子只写一本诗集，一本不断往里添加作品的诗集，满都拉告诉我说，惠特曼的诗集叫《草叶集》，他的诗集名字也起好了，被他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也是三个字，叫《星空集》。

    可是，滿都拉来不及看到他的诗集出版了，他手写的那本诗集一直留在了我手上。

    满都拉牺牲了，就在他为我朗诵诗歌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我将满都拉的诗歌一首一首地整理出来，它们便像雷花一样飘洒到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无数的读者惊叹中国诗坛又有一位天才诗人横空出世，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读到这位诗人天才的诗作时，他已经不在世上，就像生前籍籍无名的艾米莉·狄金森一样。

我只是一直不明白，满都拉为什么从来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读到《自我之歌》的最后几句：“我要像空气一样离去，我对着夕阳甩动头发，我把我的血肉投进涡流让它在镶嵌花边的步履中漂流。我把自己馈赠给泥土，以期从我心爱的草叶中复苏。你若想再见到我，可以看看你的足迹……你若一时找不到我，请仍然保持勇气，一处不见就到另一处寻觅，我总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我仿佛明白了满都拉的选择，他用生命热爱头顶的星空，也用生命捍卫心中的准则，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下来，我想将来一定要将满都拉的诗集出版，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他们热爱一些崇高的事物，就如同热爱生命一样。

（《微型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

菜单上的春天

欧·亨利

    那是三月的一天。

    萨拉正对着一份菜单哭泣。

    你能想象吗，一个纽约市的姑娘竟会对着一份菜单掉眼泪！

    这位美丽的姑娘有着不逊于商学院毕业生的速记本领，然而世界只认他们，她只好四处奔波找点零碎的打字活。她同这个世界作战的最辉煌的业绩就是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签订了协议。这家餐馆在她寄居的一座旧楼房的隔壁。一天晚上，萨拉在这里吃完了一份廉价的快餐之后，找到了工作：萨拉负责为餐馆每天安排的菜肴打印菜单，报酬是每天的三餐饭。

    在严寒而又沉闷的冬天有饭吃了，对萨拉来讲，这是至关紧要的。

    后来，日历上说春天已经来了，这真是谎言。春天可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冰雪仍然像坚硬的石头一样冻结在横贯城市的街道上。萨拉坐在吱吱作响的柳木摇椅上望着窗外。除了为舒伦伯格准备菜单，她并没有别的事可做。墙上的日历冲着她不停地吼叫：“春天来了，萨拉——我告诉你，春天来了。看看我，萨拉，这儿的数字就是证明。你有这么优雅的身材，萨拉，这么美好的春天的外形，为什么还要这样忧伤地望着窗外呢？”

    萨拉的房间在这座房子的后部。朝窗外看，她恰好能看到邻街的制箱厂后面没有窗户的砖墙。砖墙非常干净，亮堂堂的。再往下看，萨拉看到了樱桃树和榆树掩映下的绿茵茵的小道，道旁还环绕着一片蒲公英。

    去年夏天萨拉去了一趟乡下，爱上了一个农夫。

    萨拉在桑尼布鲁克农庄待了两个星期，在那儿她渐渐爱上了年轻的沃尔特。就是在这样绿树成荫、蒲公英环绕的小道上，沃尔特向她求婚，赢得了她的芳心。他俩坐在一起，沃尔特为她编了一个蒲公英花冠。他还热烈地赞美过金黄色的花朵衬上她棕色的长发有多么的美；后来她把花冠留在那儿，手里轻摇着草帽走回了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萨拉对那个美好日子的回味。服务生送来了家庭饭馆第二天的菜单。萨拉坐到打字机旁，把一张卡片卷进滚轴里。她很灵活，通常只要一个半小时，二十一张菜单就全打好了。

    这一天菜单上有不小的变化，上面充满了春天亲切的味道。刚刚还在青草坡上嬉戏的小羊羔，眼下也配上了煮过的水果，让人忍不住记起它曾有的欢乐。牡蛎的歌声尽管还没有完全沉寂，也慢慢地削弱了。煎锅只能在仁慈的烤炉炉条后面安静地休息。馅饼的品种多了起来，油腻的甜食不见了，香肠裹在包装纸里，和荞麦、香甜的枫糖一道在菜单上流连，却也时日不多了。

    萨拉的手指欢快地舞动着，像夏日的溪流上翩翩起舞的小矮人。打了一道又一道菜，她按照菜名的长短给它们每一个都安排了合适的位置。

    甜食的上面正好是蔬菜，胡萝卜烧豌豆，烤面包片加芦笋，四季不断的西红柿加豆煮玉米，利马豆，卷心菜——还有——

    萨拉对着菜单哭了起来。发自心底深深的失望让泪水涌出了心房，聚集在她的眼眶里。她的头伏到了打字机的架子上，键盘随着她的抽泣发出单调的嗒嗒的伴奏声。

    她已经有两星期都没收到沃尔特的信了，而菜单上的下一道菜却正好是蒲公英——蒲公英配什么蛋——谁管是什么蛋呢！一一蒲公英啊，沃尔特就是用那金黄色的花冠为她加冕，封她为爱的女王，未来的新娘——蒲公英啊，春天的信使，叫人伤心的花冠，她那最甜蜜时光的见证。

    萨拉渐渐地止住了泪水。菜单必须得打完。然而，还沉浸在闪着淡淡的金黄色光芒的蒲公英梦里，她的指头心不在焉地敲打着打字机键盘，有好一会儿，她的心仿佛还同她那年轻的农夫一起依偎在绿荫小道上。

    晚饭恰巧有一份蒲公英的美味，她根本吃不下去。这盘黑色的东西从光艳夺目的爱情象征变成了一分可鄙的菜肴，她夏天的期望就枯萎死亡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楼下的门厅里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萨拉跳了起来，冲到门边，跑到楼梯口，她的农夫一步三级地跳了上来，像收割庄稼那样一把把地紧紧地接在怀里，捡谷穗的人这下可什么都别想得到了。

    “为什么不写信呢——哦，为什么？”萨拉叫着。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啊，”沃尔特说“一星期前我去了你的旧地址，才发现你星期四就搬走了。幸好不是倒霉的星期五搬走的，我总算安心了些。那以后，我可一直都在通过警察局什么的想尽了法子到处找你。”

    “可我给你写了信！”萨拉激动地说。

    “从没收到过！”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年轻的农夫露出了春天般的笑容。“晚上我碰巧走到隔壁的家庭饭馆，”他说，“管它是家什么样的饭馆，这个季节我只想吃点绿色蔬菜什么的。我在那张打印得很漂亮的菜单上扫来扫去，想找点什么。当我着到卷心菜的下面，差点掀翻了椅子，大声嚷着叫老板过来。是他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我想起来了，”萨拉高兴极了，“卷心菜下面是蒲公英。”

    “我知道全世界恐怕只有你的打字机会打出那奇特的大写了字母W，总是跑到一行字的上面。”沃尔特说。

    “可蒲公英里并没有W这个字母呀。”萨拉惊奇地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了菜单，指着那一行。

    萨拉认出了那是下午她打的第一张卡片，右上角还留着一点闪亮的泪痕。但在那原本该看到绿色植物名称的地方，却因为金黄色花朵的回忆老是在她眼前飘来飘去，她的手指不知怎么的就敲了些别的什么键。

    于是在红卷心菜和带馅青椒之间就出现了这样道菜：“最亲爱的沃尔特，配水煮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