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

胡炎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我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仅高出本科录取线3分。如果幸运垂青我，我会走进大学的校门，而一旦稍有闪失，我就会名落孙山。

    我的忐忑在逼人的暑热里不断发酵、膨胀，我开始失眠。接着，我的饭量迅速减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久，我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父亲常年在外，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爸爸到乡下转转吧。”父亲说。

    我不大情愿，但又不愿让父亲失望。

    我们骑着车，穿过郊区，一直到了县城。

    父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总骑在我前面。后来，我们到了一条河边。说是河，水却枯了，裸露的河床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对岸一片树林，蓊蓊郁郁的。父亲说：“咱们到那儿乘凉。”沙子被日头烤得炭一样烫，脚刚踏上去，就被烧得跳起来。

    我唏嘘着，下意识地调转车头。父亲说：“都大男子汉了，还那么娇气？”说着，顾自在前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虽吃力，却沉稳。我无奈，只得跟随。脚上的感觉渐渐只剩下了热，后来，连热也没有了，只有麻木。半个小时后，父亲上了岸，我还有段距离。我不能不钦佩父亲。父亲向我招手，给我加油。我也上岸了，一霎间，我有点儿想哭。

    树林里的确是个好地方，荫凉很厚，而且有风，把疲惫一点点地舔了去。坐下来扳起双脚，才知父亲和我都有了轻微的灼伤。父亲说这算个什么呀，他小时候天天就这样光脚跑，一点儿事没有。但是父亲还是从附近掐了一些草，揉碎了，敷在我的脚上。过了会儿，父亲变戏法似的从沙子里扒出一个花生来。这是农民收割遗留下的。父亲说这么大的沙滩，再翻找一遍至少能装满一个麻袋。父亲剥开花生，露出粉白的仁，递给我。我放进嘴里，轻轻一嚼，由于沙子的烘烤，竟格外的香甜。

    我们拣了截树枝，不停地在沙土里翻拣着，果真找到了不少花生，品尝了一顿天然的美味。

    父亲说：“现在感觉怎样？”

    我笑了笑。我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了。

    父亲说：“再难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休息了一阵后，父亲还未尽兴。我们骑上车，又启程了。

    这次，我们进了一片农民收摘后的果林。父亲说：“这树上肯定还有果子，你能给爸爸摘一个解解渴吗？”我点点头，很快发现了一个果子，但长得很高。我不怕，脱下鞋子爬树。爬到了粗大的树杈上，再爬，树枝越来越细，心里越来越虚。我不能再爬了，但我多想把果子摘下来。这时，父亲在下边叫我：“下来吃果子。”我循声望去，父亲的手里竟托着好几个果子！我爬下树，心灰又自惭。父亲拍拍我的头：“长果子的树不止一棵啊，总有适合你摘的。人活着，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默然无语。

    第二天，父亲走了，我的心情却好了一些。我开始冷静地想一些事情，比如落榜后该怎么走，比如理想的院校未录取该怎么办。我有了思路，心中渐渐踏实了。

    一段日子后，父亲又回来了。父亲拎着网，说：“咱们去河里捉鱼吧。”父亲过去捉鱼捉得上瘾，只是这些年调往异地，少有闲暇，很少下河了。

    我们沿着过去经常捉鱼的河岸走着。该下网了，可父亲不下。父亲说：“走，往上游走。”这是我极熟悉的一条河，却又是我极陌生的一条河。人工的防护堤没了，花坛和草坪没了，代之以古朴的桑树、老槐，一人高的藤草，和愈来愈分不清路的小径。一股沟汊，两股沟汊……蜿蜒着，交汇起来。水清得像空气一样透明，螃蟹在临水的洞口和水中的石块上悠然地爬行……

    我有些沉醉了。

    父亲说：“多走几里路，不一样了吧？”

    我使劲点点头。

    忽然，父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一下子手足无措：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幸运之神站在了我这边！

    父亲说：“祝贺你，孩子！以后，还要走得再远一些，像这河，追求无止境啊。”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失语的秋天

符浩勇

    天才蒙蒙亮，老黄便起身打点行装。透过窗户，依稀可见小村高矮错落的瓦房升起的袅袅的炊烟，疲惫的脸孔不由掠过一缕悲哀，他感受到一阵迷惘、屈辱和压抑……

    两个月前，他作为县农业合作银行的信贷员，被抽调来到四英岭下小村蹲点扶贫。他的目光盯住了村后一片弃荒而又不可多得的红碱土地。年初，他看到一本科技杂志刊载红碱土地培植西洋香菇获高产的经验，他也去函联系购买了少许菌种，意想谋求推广。

    他不会忘记他发动大伙儿培植西洋香菇的那个夜晚。低矮剥落的村部小屋，人声嚷嚷，挤着村中的父老兄弟姊妹。

    村长姓李，睨着眼，干咳两声，说：“老黄是镇上营业所的，从科技兴农着眼，有心让大家脱贫致富，大家欢迎！”小屋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

    他咧口一笑，从一只衣袋里掏出一把菌种，说：“这是西洋香菌种，一月余一个种植周期，希望大家都种上。五元一斤，不过现在不收钱，等秋天收获后再从菇菜款中扣……”

    “那样金贵的西洋香菇，恐怕我们侍养不活。”有人顾虑说。

    “种植技术，由我负责，种不活的不收钱。不过有个条件，菇菜收获了，一定卖给我，每公斤十元。”

    “哟，每公斤十元。”厘里人吵嚷起来。

    “老黄，真能那样，你算是为大伙儿办了件积德事！”

    “只怕嘴说不算，等种出菇菜，你不收，一拍屁股走了，怎么办？”

    他手一挥，说：“大家不要担心，种了菇菜，我哪有不收之理？告诉大家，菇菜收后还要经过加工、消毒……最后出口外销。为了慎重，我们还是订个合同吧。到时，我还怕你们不卖给我呢！”

    “不卖给你卖给谁？我们不懂得消毒，如何脱手？’’村长抢过话，笑开了怀，“你放心，有我在，菇菜一定能卖给你，不过履行手续，订下合同也好！”

    之后，他从县农业合作银行贷款一万元，亲自跑了一趟省城，买回了八百斤菌种。他跑东家、走西舍、去南院，订合同、核亩数，指导播种、点粪、浇水、遮阳、开光……

    月把一过，红碱土地长出了白花花的香菇菜，映照在一张张喜悦的脸上。

    收获季节到了，他估算了一下全村的菇菜收成，又跑了趟县农业合作银行，贷款十万元用来收购菇菜。

    他刚回小村，就踏进村长的家，说：“村长，你没白忙。你种香菇收成有四百公斤，可赚四千元呀。”

    村长却眨了眨眼说：“老黄，把这香菇每公斤十元卖给你，你转卖给别人每公斤多少元？”

    “村长，不瞒你说，我同别人订了合同，每公斤卖十二元！”

    “十二元？一公斤赚两元，全村有万余公斤，佧就赚了两万多元，好轻松呀。”村长打着哈哈说。

    “没有这么多，村长你也知道，我收了香菇，还要同别人联营过滤、消毒，除去贷款本息、过滤成本、货运杂费……能有三两千元就不错了。”

    “老黄，不是我作难你。我同大伙儿说了，香菇菜，我们自己联系自己卖，卖了后，菌种钱，我们给。待到你蹲点走时，我们再好好聚一餐……”村长盯着他像一个陌路人。

    “村长你怎能这样？我们订了合同的呀！”

    “订了合同有屁用，你上告，也没有人理。”

    村长嗓门提上来，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老黄知道拗不过村长，他跑东家，他走西舍，他去南院…

    他没有想到，大伙儿支支吾吾，都是同样的回答。

    转眼，香菇菜收获完了，村长派人外出联系，销路一直没有着落。

    等到有一天，村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找上门来。老黄跑去一看，愣住了：原先白花花的西洋香菇变质、长霉、褪色了，失去了销售的价值，他顿感一阵悲哀。

    一万余公斤的西洋香菇报废了，菌种的钱自然也收不上。他赔去了一万元贷款本息不算，没有想到，竟有人怨起他领着大伙蛮干了一番，毫无结果。

    昨天，镇政府来人，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农民脱贫致富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蛮干，一下子就想富起来……末了，调整他到别个村庄去。

    天渐渐地亮了。他拎起了行李，走出门去。门外，站了一帮憨厚朴实的农民，呼地围了上来，嘘寒问暖，他们仿佛欠了什么重债，负疚、惭愧、不安…“

    他心头一热，大步流星，离开了小村……

（有删改）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 ， 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

解放后第一次发作  刘澍德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牛筋的绰号还保留着，老牛筋的脾气却不轻易发作了。减租退押时节，他很积极；土地改革时节，他更积极——斗地主时斗得狠，挖底财时办法多。当时工作同志老于，准备培养他入党。他直截了当地说：“老于同志，你看我这份性子能够做党员吗？老天爷老大，我就是老二。别人做错事可以认错，我啊，硬是不行，干不来，心里明知干错了，急得想哭，可是嘴巴子抵死也不认。我这份人入了党，一定给党添麻烦。老于同志，等我改改再说吧。”因为翻了身，心情愉快，窝心事再不临到头上，十年以来，①他仅仅发过两次老牛筋脾气。

我们已经知道：老牛筋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他一辈子不服软，不认输，不向贫苦低头，不对阔人说小话。他挨过反动派的毒打，瘫在地上不求饶；受到荒年的饥饿，蹲在家里不讨口，耿直，真诚，不小气，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合作社土地入股，高级社土地公有，他从没闹过情绪。但是到了1957年，松青社展开粮食大辩论，他的老牛筋脾气又发作了。右派分子社总支副书记谢林，趁社主任和总支书记不在家的时候，居心不良地煽动群众叫粮。在社员大会上，富裕中农王长海，端来一甑子蒸菜放在院心，老婆淌眼抹泪地说，他们早就没米吃了。王家两口一出头，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也跟在中农屁股后面“叫苦”，一时间，弄得乡政府乌烟瘴气。谢林为了“壮大”声势，想再找个能放大炮的社员，接着再轰一下，来一个火上加油，让叫粮的劲头达到“高潮”。他向群众当中看了一眼，立刻找到了老牛筋。他觉得老钮是个有威信的社员，又是农业模范，如果戳他一火，让他在会上吼上几声，大辩论就会出现个新的热闹场面，县委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他以为这个主意和这个对象都不错，当即站起喊道：

“老钮大爹，你家缺多少粮，可以当众说一说。”

他脸上做出关心的表情，②两只小眼睛，闪着鬼祟的亮光。

老钮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一些颠倒黑白的叫喊，气得他眼珠子快要翻转过来。几次想要发作，看见社干部、党员们都没出气，他认为，也许运动刚才开头，所以咬紧牙关忍住了。听到谢林点了他的名，知道找他当炮手，再也压不住心头的冲动。他站起来，拨开人群，几大步走到甑子跟前，抬起黑道道的眼睛，眼眉毛像两条毛辣虫似的，直向一起鼓拥。他大声大气地说：

“你问我吗？告诉你：我们完全够吃，一点也不缺！”他大喊着重复一声，“一点也不缺！”喊完，眼睛向叫粮的人们闪电般一扫。

这时，人群中有人小声咕啷着：“看，老牛筋要发作了。”

谢林吃了一惊，想道：“我把对象找错了。”立刻说，“这可真怪！人家许多户都缺，只有你们……”

③不等谢林说下去，老牛筋大手一举，插上来说：“这有什么可怪的！不缺就是不缺！”

“每人粮食四百斤，是大家同意，会上通过的。可是有些人，白天三顿不饱，要吃上四顿；晚上开开‘消夜’，就是五顿。有些人，卖去粮食换酒喝；有些人，拿着粮食整黑市，粮食是这样不够的。你这支书可好，不问大家为什么缺粮，单问大家粮食不够吃！我敢说，你整错了！”说着，猛然一转身，一脚把甑子踢得满地乱滚——

谢林又急又气，跳起来指着老钮大喝：“好哇！你扰乱会场，破坏辩论，民兵呐，来！维持秩序！”

老牛筋并没被他吓倒。④他像一座雕像似的，屹立在谢林面前。民兵走到身边，看到老牛筋眼中迸着火星，攥紧的两只大手，生仿两个大铁锤，哪里还敢捆他。他们说了不少好话，让他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老牛筋仍然出现在会场上，仍然坐在原来的老地方。谢林看他重又到会，为了争面子，要老牛筋当众检讨，并且威吓他：如果不肯检讨，就把他送到县上。那些叫粮的人，也帮腔助威，喊着要他检讨。老牛筋站起来，走到台阶下面，指着上面的谢林，厉声问道：

“是你让我检讨吗？告诉你，谢林，你整错啦！我钮进金活了五十三岁，在反动派面前也没认过输，现在是人民当家，我没有错，不能检讨！就是错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要我检讨，我也不在你面前检讨。我敢说：将来我两个说不定是谁来检讨！”

钮大妈站在一边，吓得全身打抖，死拖活拖地把老倌牵出会场。

第三天晚上，老牛筋还是大摇大摆地在会场上露了面。人争正气，鱼争上水，老牛筋可不是临阵退缩、胆小怕事的人。临来之前，大妈看见老倌又要闯上乡政府，她横拦竖挡了好一阵，不但没起作用，反倒遭老倌大吵一台；既然拦挡不住，只好陪着他来“冒险”了。走在路上，大妈一个劲劝说：“小新他爹，今晚如果让你检讨，你就检讨吧。”老钮回转身来，道：“你当我故意跟谢林扯筋捣蛋吗？我是为了‘三定’！他说粮食不够吃，我偏要说够吃！我要跟他见个实。他再让我检讨，我背起家里的余粮，跟他到县委会上去讲理！我检讨个球！”他又理直气壮地闯进乡政府。

走进乡政府一看，会场上的气候变了。今晚上主持会场的是总支书记，县委副书记也在场。谢林气瘪瘪地坐在一边，脸色白沙沙的，脑壳垂在胸前，好像不敢看人。那些叫粮最凶的人，一齐躲在人背后，缩头缩脑的，不像前两天那样眉飞色舞了。

今晚发言的，是另一派人。他们说出的话，又直道，又真实，而且每个人在讲话里都提到他——老牛筋，说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老钮长长吁了一口气，立刻心平气和了。

辩论的结果——不缺粮。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