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宵

张楚

    她刚搬到麻湾时，随行只有一只白鹅。她是王静生的远房姨妈，怎么想起要到乡下住上段时日，这才劳烦外甥在村西租了三间瓦房。

    好事的村妇们，借串门的名义在炕沿上东拉西扯。可这老太太，安静得像一只猫，也不插嘴。问她儿女几个？她说，两儿一女。问她老伴是否健在？她说，去世二十多年了。闲妇们渐渐没了兴致，不如何来往。

    那天从村西的土岗下过，见一孩子在前边跑，一帮孩子在身后追。那孩子蹽得比野兔子快，转眼就从她身边刮过，直刮到那岗上。那帮孩子呢，也就不再追，只在岗下骂个一通，才怏怏散去。老太太斜眼见那土岗上隐约探出个圆头，小心逡巡着岗下。见老太太望他，竟俯身捡起块土坷垃不偏不倚扔她额头上。老太太摸了摸额头，朝那岗上望去，孩子就不见了。午后，老太太喝了碗稀饭，猫进被窝，看电视。过堂屋传来电饭锅被揭开的滋啦声，饭菜入嗓猛然吞咽的咕咚声……她蹑手蹑脚踱到庭院，见岗上那个孩子在往外翻墙。老太太默然看了片刻回了房。

    翌日出门，买了冷鲜肉，切姜剥蒜，配了红椒、桂圆、八角、茴香，用高压锅将肉焖了。肉香四处散了开去，老太太眯眼打起盹儿来。等睁开眼，天已大黑，去过堂屋看炖的肉，明显是吃剩的。老太太竟有些隐隐的得意，方沉沉睡去。

    次日早起，坐到屋檐下晒太阳，晒着晒着有些恶心，吞了几粒药片，倒头睡起来。醒来时太阳已爬上屋檐，却发现老鹅没了。

    这老鹅，跟了她十三年，从小区门口捡的。小小一团鹅黄，谁承想竞长成偌大一只呢？儿女们是极少来的，通常只有她和它。想说话了和它唠叨两句，生气了就踹它两脚，它不记仇，依旧影子似的随着她，腻着她。

    老太太在院子四周搜寻一番，仍没得踪迹。猛然想起那孩子，心就咯噔了一下。

    那晚，她早早在过堂屋候了。果不其然孩子来了。当他在灶台上翻寻时，她一把就攥了他胳膊，问道：“是不是把鹅偷走了？”孩子点点头。她想也没想就在他后脑勺儿扇了一巴掌。“是不是把鹅给吃了？”孩子又是点点头。顺势拎了把刷锅的炊具，捋起他衣袖就抽打起来。抽着抽着便瞧得他胳膊上全是银元大小的红斑，一圈连一圈，看得心里麻麻幽幽，索性撒了他，一屁股坐在灶台上，默默盯了他半晌，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孩子一愣，没有动，只嘟囔道：“我奶奶死了……我杀了它祭祀……”老太太不再搭理他，转身回了屋，和衣躺下。

    一躺就是两天。再次睁开眼，屋里灯怎么就亮了。炕沿上摆着副碗筷，碗里尚冒着热气，是碗疙瘩汤。香油花浮着，白鸡蛋卧着。老太太心里热了下，吸溜起来。还好，病隔了一夜就痊愈了。

    那天晚上，老太太喝完了汤。耳畔便传来谁家的收音机正在唱《春闺梦》，是张氏与丈夫王恢互诉衷肠那一场。听着听着，她不禁轻声唱将起来：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到如今。

    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因何一去无音信？不管我家中肠断的人。

    “咕咚”一声闷响，她才猛然梦醒，身子打个激灵，朝墙边看去，那孩子从墙头跌了下来。

    “我……我……”男孩诺诺道，“我只是来瞧瞧，你的病好了没有。那天晚上，你的头比开水还热……”老太太领男孩进屋，给他热了排骨和米饭。

    随后几日，男孩都过来共进晚餐。孩子通常只闷了头扒饭，很少动筷子搛菜。吃一阵偶然抬头，老太太便往他碗里搛一箸菜，孩子也搛了肉丁或腊肠，犹犹豫豫着往老太太碗里塞。老太太就笑。

    当日晌午刚过，王静生就来了。王静生说，关于她跟孩子的事，他听别人说了。孩子爸妈、爷爷早死了，奶奶前几天也死了。孩子的病是父母遗传的艾滋病。那晚，老太太做好了饭菜，孩子却没来。

    儿子第二天到了麻湾。老太太正在炕上收拾皮箱，儿子说：“哎，我真是白着急了，原来你已经准备回去了啊？这个礼拜日就是你寿日，香港的李老板做了你一辈子的戏迷，专门从香港飞来给你庆祝，光赞助费就掏二十万。饭店呢，就定在凯撒大酒店，省电视台要全程录像呢。”

    老太太看他一眼，抽出皮箱拉杆，拍了拍儿子的肩，就朝土岗走去。儿子一见，蹙着眉喊：“妈！出租车在村东呢！”老太太大抵聋了，只顾弯着脊背拉着皮箱朝前走。儿子小跑着过去，在母亲身后边走边絮叨：“不瞒你说，赞助费说是二十万，其实给了五十万！不就听你唱两句《春闺梦》和《锁麟囊》？人家拿你当宝，傲气值几个钱呢？”

    老太太径直走到了岗下，伸手擦了擦汗，将皮箱扔在土岗那厢，朝坡走去。这条坡不长，但是陡。老太太弯下腰身，晃晃悠悠往上爬，当眼前蓦然出现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时，她不禁抬起脖子瞅了瞅。当孩子的小手紧攥住她的掌心时，老太太身上忽就有了气力，手脚在瞬间就热了起来。有那么片刻，老太太确信双腿其实就踏在棉花般洁净干燥的云朵里，每向上微微跨一小步，就离天空和星辰近了半尺。

（有删改）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说“忍”

陈子展

    ①孔子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话，这话本来不错。因为他只教人忍小事，当然权衡轻重，以成就大计划，忍耐小事件为是。倘若对方要使你的大计划弄不成，那就不是小事，只要你还有做人的血性，一定忍无可忍了。比如他看见鲁国当权的季氏在家里擅用只有天子可用的八佾乐舞，就气愤愤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②五代的冯道以孔子自比，他忍性的修养工夫，似乎要比孔子进步。相传他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在街上牵着一匹脸上挂着一块写有“冯道”二字布的驴子，这分明是在取笑他了，他看见了也不理。

    ③俗语道：“宰相肚里好撑船。”唐朝有一个叫做娄师德的宰相，就留下了唾面自干的故事，活活描出了为着做官，不惜忍受一切耻辱的心理。

    ④明朝大儒白沙先生有一篇忍字箴道：“不乱大谋，乃其有济。如不能忍，倾败立至！”他要学张公艺百忍，可惜他不曾做得宰相以忍治国，他只能学张公艺以忍治家。从家到国，都离不了一个忍字，中国民族算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伟大民族了。

    ⑤这个忍字，真可算得咱们唯一无二的国粹。忍的哲学，道家发明最早，老子的不争主义，就在于能忍。自从佛家的哲学传到中国，老子的哲学又得一个帮手。相传释迦行禅，在一棵树下兀坐不动。有鸟飞来，把他看做木头，就在他的发髻里生蛋。等他禅觉，才知脑袋顶上有了鸟蛋。于是再行入定，直到鸟蛋已生鸟儿飞去，他才起身。此故事虽未必为真，可是佛家忍性的工夫，实在比道家高了许多。

    ⑥六朝道家佛家的思想最有势力，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最倒霉。宋朝虽说好像是儒家思想最占势力，其实一般道学家戴着儒家帽子，却穿了佛家道家的里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也最倒霉。明朝道学号为中兴，而儒家贩的还是佛道两家的货色，即消极的哲学，懒惰的哲学，不求长进的哲学，中国民族又倒霉三百年。我虽然不一定要把两千年来受异族侵略倒霉的责任，通通推在道家佛家乃至号为儒家的道学家身上，但这三派思想浸透中国民族的血液，三派所最注重的忍性修养工夫做得愈精进，愈深湛，就愈成为牢不可破的民族性。因此这个在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民族，也就愈成为最适于被侮辱被侵略的民族了。

    ⑦记得清儒张培仁说：“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宝也。如与人相辩是非，这其间著个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凡世间种种有为，才起念头，便惺然着忍，则省事多矣。”

    ⑧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运忍，如刀割水无伤。和者，众人以为狂风骤雨，我则以为春风和气；众人以为怒涛，我则以为平地。这也像是说忍耐与和平两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难怪中国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民族，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伟大民族。

（原载《太白》杂志，有删改）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当清晨我苏醒的时候，我的脚异常疼痛，全身都僵硬了。我知道，我若想到达目的地，今天就不能再走那么多路了。因此我那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卖掉我的外套。我把外套脱了下来，试着学习没有外套应该怎么生活。我用胳膊夹起外套，开始挨个儿地去收衣服的店看。

那个地方可是一个最理想的买卖旧衣的地方，那儿的旧衣店多极了，而且店老板都站在门口等待着顾客。但他们的店门口大多挂着一两件威风的带着肩章的军衣，因而我被他们的排场给吓住了。我来回走了好几趟，也没敢把我的外套拿出来。

由于胆怯，我只能更加注意那种不起眼的店铺。终于，在一条肮脏小街的拐角，我看中了一家店。店旁的围墙边长着有刺的荨麻，店里到处挂着旧水手服。此外还有几张床、生锈的枪，还有一些用油布做的帽子和几个装满了生锈钥匙的盘子，那些钥匙什么样的都有，足以打开这世间所有的门。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这间又低又小的屋子，屋子里有一扇窗，但上面却挂着衣服，反倒让店里的光线显得更阴暗。我的心从进来时就一直打着鼓。突然，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头从一个很脏的小屋中冲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他长得实在是太可怕了，他的下半截脸上长满了斑白的胡子，身上的法兰绒背心脏得要命，而且带着一身的酒气。在他刚出来的那个像窝一样的屋里，放着一张被缝满了补丁的床单盖着的床，屋里也有一扇小窗子，窗外是荨麻和一头病了腿的驴。

“喂，你进来干什么？”那老头龇着一嘴的牙问我，那难听的鼻音让人毛骨悚然：“喂，你进来干什么？喂，噜噜，噜噜！”

他一连串的话，把我吓呆了，尤其是他从嗓子眼里冒出的最后那几个让人听不懂的词，我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可是老头却依然揪着我的头发说：“喂，你进来干什么？喂，噜噜！”他好容易才说出最后这个“噜噜”，他的眼睛差点也给憋出来。

“我想问您一下，”我一边发抖一边说，“您要不要买外套？”

“喂，让我看看吧！”老头叫道，“喂，我的心烧起来了，把外套给我看看！”

说着说着，他放开了鸟爪一般抖动着的、抓着我头发的手，然后戴上了眼镜，我觉得那眼镜也并不能让他的眼睛明亮多少。

“喂，你准备卖多少钱？”看完后他叫道，“喂，噜噜，你准备卖多少钱！”

“半克朗。”我定了定神说。

“喂，我的心肝，”老头叫道，“喂，我的手和脚，不可以！十八便士。噜噜！”

每当他说这两个字时，他的眼睛都有掉出来的可能。他说话总用一种腔调，就像一阵风，先从底下刮上来，然后再从上而刮下去，我觉得这么比喻是最恰当的。

“行，”我说道，我为能把衣服顺利卖出去而高兴，“那就十八便士吧！”

“喂，”老头一边把外套扔到架子上，一边叫，“你给我出去！喂，噜噜，别想要钱，换东西吧。”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害怕过，可是我还是苦苦哀求他，说我只需要钱，不需要东西。我可以出去，像他要求的那样，在外边等。我出了房子，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坐了下来。我在那里坐了不知有多久，那个角落从阴凉变得有阳光，再从有阳光又变得阴凉，而我就那么呆坐着，等着他出来给我钱。

我现在想，希望再不要与什么酒鬼做生意了。从孩子们写他的话中我才知道：他正是以酒鬼之名名闻当地的。那些孩子一会儿一会儿地来找他，大声地骂他。这让他非常气愤，于是时不时地冲出来追那些孩子，而孩子们一见他出来拔腿就跑。他有时气极了，就把我也当作那群孩子中的一个，嘴里嘟囔着说要把我撕成八块。可忽然又想起我是谁，便又重新返回屋里。那些孩子看见我衣衫不整，而且又那么耐心和老实地待在店外面，以为我是这间店里的人，总是朝我扔石头，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我。

那个老头用各种方法想让我跟他换东西。他要么拿出根鱼竿，要么拿出一把提琴，要么就是一顶尖尖的帽子，要么就拿出一根笛子。但我只是那么坐着，对他的要求一概不接受。而且每次都泪流满面地要求他要么给我钱，要么还我衣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从门口露出那张可怕的脸喊道：“喂，再给你两便士，行了吧？”

“不行，”我说，“那样我就要被活活饿死了。”

“喂，我的心肝，那给你三便士，你该走了吧？”

“我真是在等着钱用，要不然你不给都行，”我说，“可我真的需要钱呀！”

“喂，噜——噜！”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他这时的样子，他那奸诈的脑袋从门后探了出来盯着我：“四便士，总可以了吧？”

我那时是那么的疲惫与困乏，听他说给四便士，便答应了。我用我那发抖的手从他爪子一样的手里接过了钱。太阳已落山了，我是那么的饿和渴，于是又花了三便士，才恢复了过来。我趁着精神不错，于是又跛着腿向前走了七英里。

这天晚上，我仍然睡在一堆干草上。我先在小河里泡了泡我的脚，然后用一些凉爽的叶子把它们包好。然后就躺在草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走的路两边都是蛇麻地和苹果园，那正是一个苹果成熟的季节，而在一些蛇麻地中，已经有人在工作了。我被周围的环境深深吸引住了，我决定今晚就睡在这蛇麻地中，我觉得那一排排被绿叶缠着的杆子就像我的一个个伙伴。

（有删改）

【注】本文选自《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三章。本章内容是，大卫·科波菲尔逃离伦敦，历尽种种坎坷，最终到达了姨奶奶贝茨小姐的家，并受到了热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