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鸟

冯骥才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比方贺道台这个格色的雅号——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但真人不露相，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一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贴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烦恼，那就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么？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就闭眼戗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他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贺道台用尽法子，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鬟把罩子摘去，它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得太太格格地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津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好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作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

    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

    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

    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抖，跟着全身黑毛全竖了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裕禄那王八蛋！”

    满厅的人全怔往。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

    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它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在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四家书楼

谈歌

    乾隆初年，保定读书风气渐盛，藏书风气空前。其中最有名声的藏书者是丁聚会，其次有郝伯力，王家惠，郑子森。四人从小一起长大，经常一起切磋，谈书论诗。四家人关系相处和睦，来来往往，应付唱酬，情感自然愈演愈深。丁家是保定城内藏书行里首推的第一，丁聚会的父亲丁延祺卧病在床之后，长子丁聚会便接手了这些藏书。丁聚会的同胞弟弟丁聚合，在北京做生意，据说生意很是红火……

    这几年丁聚会一改深入简出的习性，开始出入酒楼茶肆，又常常去城中的赌坊逍遥。据说他总是不计输赢地豪赌。发展到后来他便举债进赌坊，郝伯力、郑子森、王家惠三家都被丁聚会借过大笔银两，转眼两年过去，丁聚会已经债台高筑，至今也没有还贷的动静。三人深深叹息一向稳重持家的丁聚会如何走到这一步田地，商议既然劝解丁聚会无效，也应与丁延祺老先生讲明白，让此事有个了结。

    到了丁宅，门人传话只请郝伯力进去。一个时辰后，郝伯力冷着一张脸，闷闷地讲，丁延祺老人病得很重，有些神志不清了。三人商议求见丁聚会的妻子冯氏。冯氏木着一张脸，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听三人讲述。三人说过后，客厅一片沉默。三人好生无趣，便起身告辞。

    三人走在街上，郝伯力说道：“聚会败家，已成定局。我相信聚会是不会白白赖账的。只要催得紧，他必定将藏书抵债。再说聚会的胞弟丁聚合，只在银子上看得要紧，诗书上却无一点儿兴趣。丁老人朝不保夕，聚会已经变得这样，又没有后人，丁家藏书到此缘分便是尽了。若是到了聚合手里，岂不是要尽其所有货与了书商吗？”

    面对三人的讨债，丁聚会长叹道：“我往日待你们三个不薄，几十年的交情，书友一场，如此相逼，是否有些过分了？”郝伯力冷笑道：“谁不知道聚会兄家中藏书万册有余，如何不以此抵账？”丁聚会怔了片刻，哀哀地说：“我今日就与你们做一个了断，拿我的藏书抵账就是了。”说罢步子软软地向家中走去。

    城中飘起了雪花，渐渐地越下越猛。清点书册，谈好价钱，打包装箱，搬上马车，三人各自引领着装满书籍的马车走了。车载很重，车轮转动得吃力，压迫得积雪痛苦地作响。

    这一夜丁延祺老人去世，两个时辰后丁聚会去世。

    丁聚合匆匆赶回，他还带来一个姓李的书商，早已经将丁家的藏书讲好了价钱。丁聚合得知家中的藏书已经被丁聚会抵了债，气愤得说不出话来，书商也气急败坏地索回了定金，泄气地走了。

    郝伯力等三人吊唁后出了丁家，郑子森感慨万端说：“伯力兄，你催逼借贷，竟是为了保存那些藏书呀。”郝伯力叹道：“这是丁老人的一片苦心啊。那日我三人索债，丁老先生单独叮嘱我：逼迫聚会用藏书抵账。这些藏书丁家已经传了九代，他万不想被后人换了银子挥霍一空，他知道我等都是藏书之人，便要我等借着索债的口实收藏这些书继以传世，他唯恐你二人心慈面软迁就了聚会这才瞒过。”郝伯力接着郑重地说：“切记告诉自家后人，这些书传之后世，是我等的职责啊。”

    丁聚合将宅子卖给了族人，分给冯氏一笔钱，让冯氏回娘家，便回北京了。郝伯力等三人为冯氏送别。冯氏取出三张银票，淡淡道：“这些银子，还望你们收回去。聚会生前叮嘱我，一定要将这些还给你们。”

    三人张口结舌：“聚会兄的借贷，已经将藏书抵账了啊。”

    冯氏摇摇头：“你们有所不知，这些年聚会从未大赌，他只是虚张声势，只为从你们手里借贷银两。他三年前发现自己身有不治暗疾，公公当时也是人命危浅，他们父子都担心家中的藏书被聚合败了。思来想去，想把这藏书交与你们保存，又怕聚合从中作梗。便想出一个借贷不还、以书抵债的办法。”

    三人都怔住了，郝伯力仰天长叹：“聚会兄，你如此费尽心机，将这万余册藏书交付于我们，真可谓至情至义的藏书圣人啊。我们岂敢稍有懈怠啊。”

    第二天，三家便将藏书拢在了一起，一个月后，三家人出资在保定东大街盖了一栋阁楼，上面题的匾额是“四家书楼”。

在途中

【美】兰斯顿·休斯

    这是经济大萧条的年代，一个傍晚，大雪纷飞。萨劲特从一辆载货卡车上跳下来，面对满天飞雪，反应麻木，视而不见。他实在是饿极了，困极了，累极了。

    多赛牧师拧亮门厅的电灯，打开住宅的大门，他看到外面正下着雪，然而他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个一脸粘满雪花的大个子黑人，显然是个夜游人，一个失业者。

    萨劲特还未意识到自己是否已开口说话，牧师先生就抢先说：“对不起，不行。你顺着这条街往前走四条马路，往左拐，再走七条马路，就看到收容所了。对不起，这里不行。”

    牧师关上了住宅的大门。

    萨劲特想告诉那虔诚的人，他已经去过那个收容所了，在这萧条年代，他被迫去过上百个收容所，而每到一处，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床位、晚饭已供应过、地方已被占满。不管是真是假，他们反正歧视黑人。可是这位牧师先生，他竟然也说声“不行”，便关上了大门。显然，牧师不愿听他诉说这些，而人家也确实有扇门可以关啊！

    大个子黑人转身走开了。满天飞雪，他依旧漠然地直冲冲往雪中走去，或许他已感觉到在下雪了。他停下脚步，在人行道上弓下身子，他饥饿、疲倦、寒冷。他望望天，看看地，忽然发现，他正站在一座教堂前。是啊！一座小教堂，就在牧师住宅的旁边。没错，是教堂。

    教堂有两扇门。

    在夜色中，宽宽的石阶上铺满了白雪。两扇高高的小圆顶拱门，门两旁各有一根细细的石柱支撑着。正对面有一扇圆形的窗，里面衬着挑花纱窗帘，窗格中间镶着十字架，上面钉着石雕的耶稣基督。这一切在街灯下显得那么宁静，那么殷实。萨劲特眨眨眼睛，抬头望望，雪花飘进了眼里。这个晚上他第一次注意到了雪。

    他感到饥饿，感到寒冷，感到绝望，而又存着一线希望。他走上石阶，敲了敲门，没有回音。他转动了一下门的把手，门是上了锁的。他就用肩膀顶门，他有节奏地哼嘿着，就像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在干活时喊着号子那样。

    门给撞开了。

    正当门板要往后倒的一刹那，两名警察乘着警车刚好赶到，他们手持警棍，跑上石阶，一把抓住了萨劲特。这一次，萨劲特有了反抗意识，他抓住门边的一根高石柱，抱紧不放。两个警察使劲拉他，他死死抱住石柱，街上过路的行人都跑到两个警察的背后，抱住他们的腰，帮着一块儿拉。萨劲特仍死抱住石柱不放。

    接着，教堂倒塌了。把两个警察和其他所有的人都埋在砖块、石头和瓦砾堆下，整个教堂都倒在雪地里。

    萨劲特从瓦砾堆中爬出来，一个劲地朝大街走去。

    萨劲特起初还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在走着，可是，他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在跟他踩着同一个节拍。他回头看看，看见耶稣基督就在他身旁，和他齐步走着。他就是教堂圆窗格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他仍然是石刻的，表面粗糙，好像就在教堂倒塌那会儿，从十字架上脱落下来，在他身边跟着走的。

    “真见鬼，”萨劲特说，“我这是头一回看到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是啊，”耶稣说，他的脚步把雪踩得沙沙作响。

    “天啊！我明白，你一定乐意从十字架上下来。”

    “当然乐意。”

    “你真的在十字架上给钉了两千年？”

    “一点儿没错。”

    “唉，我身上要是有几个现钱，我就带你到处逛逛。”

    俩人继续在雪地里走着，一直走到铁路旁。铁路上的红绿信号灯，被黑夜中的飞雪半遮着。铁轨一边的远处，有一堆篝火，是一些无业游民点燃的。

    “我可要歇脚了。我实在累了。”萨劲特说。

    “我要继续往前走，到堪萨斯城去。”耶稣说。

    “好吧，回头见！”

    大约清晨六点，有一列货车经过，萨劲特沿着铁轨飞跑过来，紧接着一跃身抓住了货车，想翻进一节敞顶煤车。说也奇怪，那节煤车里全是警察。靠近他的那个警察用警棍狠狠地朝他手指节上打。

    他设法想翻进去，他直着嗓子嚷： “妈的！让我进车厢！”

    “住嘴！”警察咆哮着，“你这疯黑鬼！”

    忽然，萨劲特意识到，他确实在监狱里，哪来的什么十字架上下来的耶稣、火车。晚上流的血，现在都干了。结在脸上，头痛得厉害。过道里的那个警察在狠狠地用警棍打他的手指关节，因为他抓住监狱的铁栅门死劲地摇晃，想把这扇门撞开。

（入选时有删改）

鱼儿

冰心

    十二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儿，绕着丝儿，挂着饵儿，直垂到水里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钓丝。

    礁石上倒也平稳，那边炮台围墙的影儿，正压着我们。过了半天，这丝儿只是静静的垂着。我觉得有些不耐烦，便嗔道，“到底这鱼儿要吃什么？ 怎么这半天还不肯来！”奶娘笑道，“它在海里什么都吃，等着罢，一会儿它就来了！”

    我实在有些倦了，使将竿子递给奶娘。两手叉着，抱着膝，一层一层的浪儿，慢慢的卷了来，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随着这浪儿，直到水的尽头，掀起天的边角来看一看，那多么好呵！不过掀起天来的时候，要把海水漏了过去，把月亮濯湿了。不要紧的！天下还有比海水还洁净的么？它是澈底清明的……

    “是的，这会儿凉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来玩来了。”奶娘这句话，将我从幻想中唤醒了来；抬头看时，一个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边，正和奶娘说着话儿呢。他右边的袖子，似乎是空的，从肩上直垂了下来。

    “他是谁？他的手臂怎……”

    奶娘笑着拍我说，“不要紧的，他是我的乡亲。”

    他也笑着说，“怎么了，姑娘怕我么？”奶娘说，“不是，姑娘问你的手怎么了。”他低头看了一看袖子，说，“我的手么？我的手让大炮给轰去了！”

    我望着他说，“你的手是让这炮台上的大炮给轰去的么？”

    他说，“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时候，受了伤的。”我想了一会儿，便说，“你们多会儿打仗来着？怎么我没有听见炮声？”

    他不觉笑了，指着海上，——就是我刚才所想的清洁光明的海上——说，“姑娘，那时还没有你呢！我们就在那边，一个月亮的晚上，打仗来着。”我说，“他们必是开炮打你们了。”

    他说，“是的，在这炮火连天的时候，我的手就没有了，掉在海里了。”我呆呆的望着蔚蓝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说，“那一次你们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记得……”他说，“可不是么，我还是逃出命来的，我们同队几百人，船破了以后，都沉在海里了。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同伴，上了这炮台了。现在因着这一点劳苦，饷银比他们多些，也没有什么吃力的事情做。”

    我说，“他们那边也一样的死伤么？”他说，“那是自然的，我们也开炮打他们了，他们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沉在海里了。”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呵！”

    炮台上的喇叭，呜呜的吹起来。他回头望了一望，便和我们点一点首说，“他们练习炮术的时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着他们，再见罢！”

“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

    海水推着金赤朗耀的月儿，从天边上来，可我的心却沉了下去。

    “海水里满了人的血，它听凭飘在它上面的人类，彼此涌下血来，沾染了它自己。”

    “月儿是受了这血水的洗礼，被这血水浸透了，他带着血红的光，停在天上，微笑着，看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清洁！光明！原来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说，“姑娘，晚了，我们也走罢。”

    我慢慢的站了起来，从奶娘手里，接过竿子，提出水面来，——钩上忽然挂着金赤的一条鱼！

    “‘它在水里什么都吃’，它吃了那兵丁的手臂，它饮了从那兵丁伤处流下来的血。它在血水里养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摘下那鱼儿来，仍旧抛在水里。

    奶娘却不理会，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子，一手拉着无精打采的我，走回家去。

（有删改）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 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

（德）海因里希·伯尔

    在我爷爷的故乡，几乎人人都靠在亚麻作坊里干活糊口，天天吸着轧亚麻茎时飞扬的尘土，身体受到摧残。孩子都要在放学后去森林里采蘑菇。亚麻作坊是巴莱克家的，森林也是他们家的。他们还有一间小铺。不知从什么年月开始，巴莱克老爷家给全村订了一条规矩：哪户人家都不许有磅秤。这条规矩可得小心遵守，谁若违犯了就要被赶出亚麻作坊，邻村也不敢雇这个人干活。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偷猎者，也从未想过要去买一台秤。我爷爷是第一个有胆量检验巴莱克家买卖是否公平的人。

    爷爷十二岁时，巴莱克家族受封成贵族，要送给全村每户人家一份巴西咖啡。在庆祝宴会前一天，他们在小铺里发咖啡。他们现在叫巴莱克·冯·比尔甘。

    爷爷为自己家和另外三户人家取咖啡。使女格特鲁德数了四包咖啡给他，每包八分之一公斤，由工厂封装好的。格特鲁德要拿一块糖给我爷爷时，发现瓶空了。格特鲁德转身去拿糖了。那时爷爷看到台秤左边秤盘上，放着一个半公斤的砝码。爷爷把四包咖啡放在右边的空秤盘上。当他看到黑色的公平针指在公平线的左边不动，放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斜在下边，半公斤咖啡高高翘起。那时他的心怦怦乱跳，就像他躲在森林树丛后等着传说里的巨人出现时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子儿，在盛咖啡口袋的秤盘里，放上三颗、四颗、五颗小石子儿，指针总算稳稳地指在黑线上。格特鲁德回来了。我爷爷，脸色苍白的小家伙，站在一边，不动声色。他只拿了三包咖啡。更使格特鲁德惊奇害怕的是，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把她给的糖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一边说：“我要找巴莱克夫人说话。”但是格特鲁德只是放声讥笑他。

    他把咖啡送给那三家人后，便揣着用麻袋片包好的五颗石子儿，走向茫茫黑夜。他知道在布劳高村，在伯尔瑙村都不会有谁家有秤的。他穿过森林，步行两小时来到名叫迪尔海姆的小城镇，那里住着一个叫霍尼希的药剂师。霍尼希为那个冻僵的小男孩开门。我爷爷解开他的麻袋片儿，取出五颗小石子，说：“我要把它秤一秤。”这时我爷爷才感觉到自己进了暖和的小屋子，他的脚已是湿漉漉的，雪融化在他的那双破鞋里。他饥饿疲劳，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有多少蘑菇、多少野草、多少干草花在那台秤上秤过。这台秤每半公斤就要缺五颗石子儿的重量。愤愤不平的巨浪袭击他的心头。霍尼希对他说，“五十五克，不多不少。”我爷爷才停止哭泣。

    爷爷又走了两小时路，穿过森林回来，在家里挨了一顿揍，问他为什么不把咖啡拿回来，爷爷死也不开口。他想起自己的哥哥，他采过很多蘑菇，想起了姐姐，想起了成千上百的孩子，他们为巴莱克家采的蘑菇、野草、干草花。这一次他不哭了，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元旦那一天，巴莱克一家来到教堂做大弥撒。他们本来以为吉兰登村的人们会向着他们高呼万岁，欢呼他们荣升。但是人们扭过苍白的脸，怀着无声的敌意盯着他们。年青的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看到我的爷爷——小弗兰茨，在大庭广众前问他：“你为什么不替你母亲把咖啡拿回去？”我爷爷站起身来说：“因为您吞没我的钱足够买五公斤咖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石子儿，递给那位太太看。爷爷说：“这是五十五克。您家的台秤每半斤就缺这些分量。”这位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教堂里的男男女女齐声唱起一支歌：

    “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正当巴莱克一家在教堂里的时候，一个偷猎野兽的人钻进小铺，把台秤和厚厚的皮面大账本偷了出来。元旦的整个下午，村子里男人都坐在我曾祖父家里算账，按巴莱克家收购东西的十分之一计算，已经有几千塔勒。但是还没有算完，区里宪兵队的宪兵冲了进来，一边打枪一边用刺刀乱刺。台秤和账本被抢走了。爷爷的姐姐中弹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受伤。

    附近的布劳高村和伯尔瑙村也发生了暴动。亚麻作坊停工了一个星期。大批大批的宪兵赶来镇压。后来，村里的人们又去亚麻作坊做工，孩子们又去采蘑菇了。但是每逢星期日，只要巴莱克一家走进教堂，人们就唱起歌来：“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我爷爷的父母在埋葬女儿后，被迫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他们看到，各地各村地主家秤上公平正义的指针都是虚假的。他们的老牛破车在泥路上慢慢爬行，车后面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羊。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听到巴莱克·冯·比尔甘的故事：他们家的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吞没人家十分之一的钱。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述。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