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欣赏对象时，我们对于形制的重视还是倾向于大江大河，峻岭崇山，长篇巨制，富丽堂皇。由于形制巨大，决眦而入，砉然映现，使人大为震惊。今日之欣赏语言常有“太震撼了”一词，用来表达内在情感的一时之震动。如果是小形态，小丘小壑，小虫小草，断然不会有如此惊兀。譬如观齐白石笔下小昆虫，那么细微而薄的翅羽，那么细腻的触须，是不会惊呼震撼的，只是暗暗叫绝，对如此笔调细细把玩。

    大小只是空间形式，物质形制而已。明人谢榛认为：“大篇约为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为大篇，敷演露骨。”可见，大未必佳，小未必不佳，不可执著于外在的恢宏与浩大。禅语云“芥子足以纳须弥”，这就是小的魅力。有的书法作品实在很小，这是它的规定性决定的，如一枚木牍书法。一枚信笺纸，就是以如此尺度示人的。一个人在如此小的空间表现，同样是一种精神需求，同样需要技法的力量、审美的力量，能够表现到何等分寸，并不可因为小而轻视。但我们往往会提出小中见大的意见，以为这是小作品的高境界。其实小就是小，未必见大。小而精致、灵动、巧妙，如此持守于小，已经足够。震撼是一种美感，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力量，使人猝不及防，魂魄失守，惊谔无措，一时身心悚动，难以自持。唐人论书诗中常有这种观赏的效果，书者执笔疾驰，观者激动失色失声，整个场面互动，一时鼎沸。这种美感是明显的，由此更易于表达、渲染，更令人倾倒。这使得表达时落了俗套，所谓“太震撼了”，千人一词，似乎不如此言说不足以表现心灵状态。那么，震撼之后有多少人细细把玩，将其放在平静的心态下呢?所以清人张向陶问得好：“听到宫商谐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

    相比之下，更有悠长意味的是那些细流涓滴不绝如缕的幽微之美感，它们不动声色，细细诉说，让人激动不了，无所谓震撼、震惊，似乎寻常之至，甚至还有一些柔软、微小，倘若心情粗糙匆匆而过，还真的把它们忽略了。这一类的小作品，有着江南那般的秀气、秀色，以韵行于婉曲，深婉不迫，不冲动、兀傲，具备平静温和之致。在缓慢的生活节奏时代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细细品咂，没有急匆匆赶路的焦灼，更没有一次性消费的决断。那么，那个时代那些人，就有可能去发现那些婉约、细腻之美。有古典诗词欣赏者提出了欣赏的“弱德之美“，想一想还是很有道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固然有豪迈之美，“大江东去”也有关西大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做振聋发聩之声，但是我们去读姜白石的词，那词中经常出现的暗水、坠红、冷香、淡月、寒蛩，笔致清虚，意境空灵，善于以冷色调来处理炽热，使之雅化弥漫。初始时阅读是会脱手放过的，再读时就有了睹水中花影、帘里美人之感，如微风花上过，冷香疏影时隐时现，反而不能释卷了。由于作品不正面地给欣赏者强烈冲击，反而使人生出好奇，经婉曲小径引导，走入幽僻处，注意到了大场面所没有的景致。

    宋人包恢说：“隐然潜寓于里，而其表淡然若无外饰者，深也。”

(节选自朱以撒《优婉不迫》，有删减)

    莫言的小说语言风格独特，里面所隐藏的力量感、速度感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很多人批评他，觉得过分粗糙，远谈不上精粹、谨严，这些都是实情。莫言喜欢放纵自己在语言上的天赋，他似乎也无兴趣字斟句酌。但莫言语言的粗粝、驳杂，未尝不是他有意为之，他似乎就想在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语言洪流当中建立起自己的叙事风格。莫言是北方人，正规教育只读到小学毕业，如果要他和别的作家，尤其是南方作家比精致、优雅，这绝非他的长处。况且，文学语言的风格是丰富的，精致只是其中一种。

    莫言的长处是他的激情和磅礴。那种粗野、原始的生命力，以及来自民间的驳杂的语言资源，最为莫言所熟悉，假若删除他生命感觉和语言感觉中那些枝枝蔓蔓的东西，那他就不是今天的莫言了。莫言所追求的语言效果正是泥沙俱下的，普通话中夹杂着方言、土语、俚语、古语，极具冲击力和破坏力。有些作品由于过分放纵，节制力不够，也未必成功，但无论你是否喜欢，都能令你印象深刻。有些作家一天就写千儿八百字，他习惯慢，细心琢磨，一字一句；有些作家则崇尚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收拾。莫言显然属于后者。

    莫言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但中间夹杂着民间大量的口语、俚语，但又不是刻意的方言写作。保存在山东方言里的一些古语，譬如锋利说成“风快”，漂亮说成“奇俊”，天气很热说成“怪热”，这些词，现代人也能理解，用在小说中就显得古雅而有趣。莫言的小说语言是多重的、混杂的，未必规范，但有活力，而且狂放、恣肆、汹涌，这是在别的作家身上未见的。有些作家崇尚精雕细琢，譬如汪曾祺的小说，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装饰性，也很少用形容词，但你能感觉到他的语言是讲究的，用词谨慎；格非的小说，书卷气很浓，他用书面语，有时还旁征博引，但也不乏幽默，这和他一直在大学教书有关；苏童的小说语言你能感到南方生活潮湿、诗意的氛围；贾平凹的小说语言有古白话小说的神韵，也有民间的土气。莫言的语言风格比他们更为驳杂。莫言的语言有时是对生活的模仿，充满聒噪的色彩，有时是对传统语言的挑战，是一种狂欢。莫言并不愿意守旧，他在语言上，更有狂欢精神，亵渎的、嘲讽的、滑稽的、幽默的、庄重的、深情的，汇聚于一炉，斑斓而驳杂，有时也会令人不快，但这就是莫言，一个为他自己的语言世界所塑造的莫言。

    这种写作风格、语言风格的不同，和作家的气质、个性相关，甚至和作家的身体状况也有关系。鲁迅写不了长小说，他的文章越到后来写得越短，这和鲁迅所体验到的绝望感有关，他从小说写作转向杂文写作，就表明他对小说那种迂回、曲折、隐蔽的表达方式已感不足，面对深重的黑暗现实，他更愿意用短兵相接、直抒胸臆的方式把自己所想说的说出来，所谓“放笔直干”，就是这个意思。这不仅和鲁迅的思想体验有关，也和鲁迅的身体、疾病有关。莫言的小说则有大量的长句子，这点和鲁迅不同，他体魄强健，气息是不同的。

（选自谢有顺《莫言小说的特质》，有删改。）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最关键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1956年，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明确把什么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依据和前提。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以后，我们党一再强调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并且都是将其同国情、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同国情问题、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紧密联系的。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领域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拓展。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指面对新的社会需要，我们的供给还有许多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新时代凸显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所谓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有城乡发展不平衡；有供需结构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后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有群体发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质量和效益还需要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这就要求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成为我国制定各方面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这个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因此，应把对最大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与时代同行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节选自2017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①我国花卉栽培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花卉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被不断注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断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逐渐形成了极具东方神韵的花文化。

    ②中国人赏花讲究人花交感、心物相通，把花视为人的精神品格的化身。自古就有屈原滋兰九畹，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陆游以梅言志，林逋以梅为妻，苏东坡“唯恐夜深花睡去”等佳话，有一种“为爱名花抵死狂”的味道。画家们画花，也不是简单的再现，他们追求的是情注丹青。他们的“画意”是由自然形态引发的一种艺术感受，是一种美的升华。欣赏他们的作品，能让人产生许多美妙的【A】遐想（联想），沉醉在浓郁芳馨的情韵之中。

    ③以梅花为例，苏东坡有诗云：“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开天下春。”崔道融也有诗云：“数萼初含雪，孤标画自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由于梅花能在春寒料峭时独放，夏秋时又【甲】果实累累，人们便以其高雅、刚毅、圣洁的“梅格”来比德、畅神，视梅花为“国魂”。由于人们爱梅花，梅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由最初的植梅、食梅、用梅，演变成艺梅、器梅、颂梅：由梅林、梅景而触发爱梅、赏梅，变成“梅痴”，进而把“梅品’’等同为“人品”。于是，梅花成了坚贞不屈的象征。历代梅文、梅诗、梅画等【B】层出不穷（络绎不绝）。文人墨客喜欢以梅为友，将梅列为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之首、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

    ④本来花中“君子”只有梅、兰、竹、菊，但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为莲花争得了第五个君子的席位。周敦颐写道：“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于是，莲花成了圣洁的象征。周敦颐被尊为莲花的守护神。

    ⑤其实，花文化并不全是由文人墨客们“创意”出来的。在民间，花文化也很流行，并融入传统的习俗中。

    ⑥比如石榴，因其多籽，送给新婚男女，可祝愿多子多孙。又因其花红似火，可寓意生活红红火火、事业兴旺发达。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中，在为人祝福、祝寿时常以牡丹、松柏、石榴寓“多福、多寿、多子”。

    ⑦芒种祭花神，在民间也一直流行。芒种为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提醒农民加紧田间耕作，否则将影响一年的收成。中国民间非常重视芒种祭祀花神。在这一天，人们一定要把各种花树用红带子系上以祭祀花神，【乙】(qí)   福迎祥。

    ⑧中国人对花的颜色也很【C】讲究（考究）。同样一种花，因颜色不同所表达的花意也不同。色彩艳丽的花卉大多用于喜庆场合，而白色的或全黄色的花卉适用于悲伤悼念的场合。

    ⑨红色的山茶花则是胜利之花，在胜利者凯旋之时向英雄献上一束火红的山茶花以表示祝贺。山茶花也是爱情花，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小伙子向姑娘求爱要送上一束红色的山茶花，若遭到拒绝还可以送上一束白茶花以示发问：“你为什么不爱我？”

    ⑩可以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花文化密不可分。花卉参与中国民间风俗的形成，极大地开拓和扩展了民俗的内容和范围，给人带来了很多精神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

（取材于青萍《花之美》）

材料一：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的了解，都需要对人性进行理解和把握。对人性论的关注在中国哲学史上较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举凡于中国哲学稍有了解之人，便能体会人性论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史上之基础性地位。张岱年曾指出，对于人性论之注重是中国哲学特点之一。故此，古往今来之大哲硕儒无不对此一问题格外关注。

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要通过历史文化以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文化中其他的现象，尤其是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只有与此一问题关连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比较深刻而正确的解释。基于对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重要地位的认识，徐复观写下了专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在徐复观看来，性善论实际上是儒家人性论的正统和主流。这一传统从孔子，经《中庸》，到孟子始告完成。

关于孔子的人性论，有人根据“克己复礼”的说法将孔子定性为性恶论者。这绝对算是石破天惊的观点，却是最缺乏说服力的观点。“克己复礼”并不意味着孔子认为人性中有恶或者说人性是恶的。人当然会作恶，但是这是否属于人性的范畴，是需要厘清的。孔子当然是主张以礼去约束人们，但是这个礼，“在孔子已转化为人所固有的德性及德性的表征，'复礼’是恢复人所固有的德性以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即便承认“克己复礼”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克制与约束，也不意味着礼是违逆人性的。因为所谓“克己”的主体还是人自己，而不是外在的神、君、师、亲。如果说人性恶，那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克己”的主体意识？孔子所谓“为仁由己”，恰恰可以说明他承认人具有这种“为仁”的人性基础。

为什么说孔子对人性的看法倾向于性善？这是由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所决定的。徐复观先生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徐复观先生曾明确提出，孔学即仁学。孔子乃至孔门所追求的、所实践的都是以仁为中心。《论语》一书就是一部“仁书”。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徐复观先生反对以“爱人”来诠释和界定仁。他认为仅从爱人的视角来理解仁，是对仁内涵的窄化，把握不到仁的真精神。他解释“天下归仁”时说：“天下归仁，即天下皆被涵融于自己仁德之内，是人在自己生命之内所开辟出的内在世界。而人之所以能开辟出此一内在世界，是因为在人的生命之中，本来就具备此一内在世界（仁），其开辟只在一念之克己，更无须外在的条件，所以接着便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以，“孔子既认定仁乃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内，则孔子虽未明说仁即是人性，但如前所述，他实际是认为性是善的。在孔子，善的究极便是仁，则亦必实际上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亦即认为仁是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仁学的确奠定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总体逻辑构架”。

（摘编自宋立林《隐性的性善论：孔子的人性论再审视》）

材料二：

不可否认，卢梭的哲学继承着西方哲学“认识你自己”的学脉。其《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开卷就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这里所说的“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就是为苏格拉底所特别珍视的“认识你自己”。

但卢梭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的理解，却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的末尾，卢梭写道：“德行啊！你就是纯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吗？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返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他认为道德的科学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德行的原则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主张返求诸己，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并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哲学。这段话与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何其相似！

良知先于理性，是因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以前就存在着”。在这一点上，卢梭思想明显地受到孟子的人性本善学说的影响。他宣称，“人生来是善的，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由此来批判社会制度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扭曲。更重要的是卢梭对性善论的论证方式与孟子的论证方式的一致性，如休斯所指出：“孟子和卢梭的观点中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巧合：人不光被赋予了理性之外从善的直觉、能力和倾向，并且卢梭的主要论证正是孟子所采用的——也就是人类无法对他同伴们的痛苦和危险袖手旁观。理性的反思可能会揭示伸出援手所带来的利益但施助的冲动往往首先到来。这一点在人对动物和对人时都成立。呵护心中善的萌芽即是‘为人’而放任它们枯死便不足以为人。”

（摘编自许苏民《卢梭与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