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店初尝竹叶酒，劝农曾入杏花村

赵树义

    有史以来，酒似乎天生就是文字的酵母，好酒的时代便多好文字，与酒有关的文字自然也多。宋人众多的酒文字中，朱肱撰写的《北山酒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酿酒工艺的专著，从酿酒专业的角度看，这部书便是最早的教科书了。《北山酒经》全面总结了历代的酿酒理论，论述了制曲和酿酒技术，并收录十余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在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堪称最具专业水准，也最具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人一向奉其为经典。汾酒博物馆藏有一幅宋代酿酒工艺图，便是根据《北山酒经》所记绘制的，这幅图完整再现了宋人的制酒工序，与前代相比，改进最大的地方是煮酒环节。正是掌握了煮酒工序，酒的度数才得以明显提高，中国白酒才从此进入高度酒时代。

    如果说《北山酒经》是一部实用教科书，《酒谱》则是一部酒文化大全。《酒谱》由宋人窦革编著完成，全书对北宋之前的酒文化进行了详尽汇集，资料翔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酒谱》认为，在当时所有可流通的酒中，惟有杏花村酿造的干酢酒被大家公认为上品，可见杏花村在酒业中的霸主地位。

    酒文化在宋代被上升到学术高度。欧阳修自称“醉翁”，他任滁州太守时作的《醉翁亭记》，堪称酒文中最出类拔萃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亭记》千古流传，说的是酒事，更是人事。

    尤其多才多艺的苏轼还会酿酒。苏轼是一个酒量很小的人，被贬湖州时，朋友贾耘老送苏轼一瓶好酒，苏轼独饮一杯便“醺然径醉”。不过，苏轼酒量虽小，酒性却豪放，贬谪期间，常“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东堂醉卧呼不起，啼鸟落花春寂寂”；“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苏轼除了喝酒喝到半夜三更外，还经常跑到田间河边向农夫渔夫请教酿酒的事，还亲自试造过蜜柑酒、松酒、桂酒等等。喝酒有心得，酿酒也有心得，苏轼便写了一篇《酒经》，寥寥数百字，从制饼曲到酿酒，无不备述，内容竟与今天南方的酿酒方法极相似。

    关于醉酒，古人也是有说法的，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酒作用于人体的解释，《酒谱》称：“凡酒气独胜而气劣，脾不能化，则发于四肢而为热，厥甚则为酒醉。”另一种认识则是从病理入手的：“酒味辛甘，温酿米麦之精华而成之者也，至精纯阳，故能经络路而入辏理。酒饮入口，未尝赏停留，遍循百脉，是以醉后气息必粗，瘢痕必赤。能饮者多至斗石而不辞，使者停留胃中，胃之量岂能容受如许哉？”这些解释显然是理智型的。还有一种解释则是直觉型的，更注重对醉酒体验的描述。苏东坡是智者，似乎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此状态高妙，如此才能“把酒问青天”了。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一词题跋中称自己是在“大醉”中“作此篇”的，此大醉显然是有所保留的。李时珍也深知酒醉之妙，他说：“美酒饮教微醉后，此得饮酒之妙。所谓醉中趣。”醉到有趣，自是境界，此时方有才思敏捷、才华横溢的事做出来，如果烂醉如泥，即使才华万丈，怕也是死狗扶不到墙上了。

    清朝大臣翁同酥曾手书一副对联：“野店初尝竹叶酒，劝农曾入杏花村。”前一句出自苏东坡《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后一句取自苏东坡《丰县朱陈村嫁娶图》。苏东坡一生与山西似无交集，却为杏花村造出如此美句，可见杏花村影响之远。

（节选自“网易新闻网”，有删改）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我国北宋时，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人们对“钱”的追求，促进了全球交往。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不仅繁殖了各行各业的商人，而且还呼唤着以“钱”为商业对象的商人——“钱商”，私人金融活动应运而生。这些私人金融活动的风险很大，但是，“钱”的商业利润实在太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私人金融活动继续发展，逐渐演变成前现代形式的银行。

    现在，钱的符号化电子化，让银行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社会的步伐加快，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效率。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又一次走到了前头。 金融电子化、货币符号化，是顺着使“钱”尽可能方便的逻辑往前走，但是“钱”方便到可以看不见的地步，越来越多看不见的“钱”在我们身边如洪水般高速流动，终于出现了一种比自然界灾害更为可怕的灾害——“钱灾”，如人们闻之色变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人们以“钱”炒“钱”，“钱”越炒越热，终于升腾为“泡沫”。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大肆购买某国的货币，然后，急剧抛出，足以使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索罗斯们就是这样，在制造泡沫和破灭之间逞能。许多年前长春“疯狂的君子兰”，就是古老形态泡沫经济的本土例子，在城市职工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时候，一株君子兰却居然可以炒至十几万元的价位。钱啊钱，认它贵，它就贵，不贵也贵，一旦泡沫破灭，认它不贵，它就不贵，本来不贵。

    经济发展怎样才有后劲？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内市场的容量，一个大国，只有当人民购买力得到普遍提高、市场整合得好的时候，国内市场才会显示容量优势。而且一旦形成优势，将长期发挥作用。靠这种“国家增长能力”的依托，钱，才真正成为有源活水。

    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固然曾经推动并且继续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需要必要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历史和现实都让我们看到，对钱和财富的追求也带来了以权谋私等许多丑恶的东西。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变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从兽皮到纸币，从纸币到电子符号，“钱”走完了一千年的历程。后一个千年，“钱”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钱”真正看不见，人类社会最终进化到不需要“钱”的阶段，货币最终消失。在此之前，人类如何在尽享“钱”好处的同时，能有效避免“钱灾”洪水来袭，将是后一个千年一开始就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王则柯《钱》）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题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税收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唐吉可德》中的故事是唐吉可德的行侠其余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录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质检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礼金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瓢泼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美美与共

费孝通

    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

    我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要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日本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