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低与俗，似乎也有不解之缘。但看生活现状，渐悟出，雅的未必就高 ， 低而俗的未必不跟“雅”搭界。于是有意给它们来个重新组合。

    不敢妄论，先看“实证”。

    其一，硬与软“两张皮”。

    超市自选算是雅，虽明示不许品尝偏下手抓则不高；封闭式空调车是为雅，其内散播尼古丁或摆臭脚则不高；公寓楼单元房亦为雅，以大杂院之习在公共楼道里大吼大叫则不高；出行乘自家轿车简直是大雅，一路车笛长啸则实在不高。此类雅高分离的实质是：物质硬件上去了，精神软件跟不上。

    “微博粉丝”的兴起与媒体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受“粉丝”自身心理因素的驱动。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认为：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心理需要。“微博粉丝”的出现也是源于这个群体的特定需求。“微博粉丝”对于名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粉丝”相类似，是为了追逐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和媒体人物等偶像。偶像的身上体现了大众的梦想，并且为大众建构了生活的幻象。“粉丝”通过微博通信进行信息沟通，不再单纯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名人信息，而是通过类似直接的接触途径为自身带来直接的媒介体验，甚至于对自己产生认同。所以，“粉丝”关注微博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满足情感的自我需求，并在名人偶像的形象中找到自我认同。

    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曾撰文指出：“‘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及身份进行情感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恐惧及厌倦。”换句话说，“粉丝”对偶像“评论”，为其争取人气，照亮星途，既能获得一种投射在偶像身上的替代性满足，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

    关注机构官方微博和权威人士微博的“非忠实粉丝”虽然不像其他“粉丝”那样狂热，但也是为了满足自身对信息的需求而成为“粉丝”的。我国几个门户网站微博开通以来，吸引了很多官方机构的入驻，这些微博上的信息无疑为关注它们的“粉丝”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同时也为“粉丝”节省了购买典类信息的人力和财力。而一些具有休闲娱乐特色的微博也为大众“粉丝”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传统的“粉丝”群体和社团要获得有关“粉丝”客体的信息，通常需由第三方提供，例如借助电视娱乐节目、广播和报纸的娱乐板块，或者是“粉丝”团能够接触到的明星的领导层提供的消息。微博的产生无疑舍弃了第三方这一环节，“粉丝”只需通过关注名人微博，就可以即时接收明星发布的所有消息，甚至可以在明星微博下进行“评论”，这就给“粉丝”创造出一种与名人直接互动交流的错觉。“粉丝”在这种错觉之下认为自己与名人多了一层社会关系，是熟悉的双方的彼此关注。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10周年。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启发民智，旁不可挡。之后的几十年，话剧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百余年来，话剧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艺术家、演出团体以及《雷雨》《北京人》《茶馆》等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扶持政策，对于当代本土戏剧的发展助力很大，形貌多样的演出剧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鼓励原创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戏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盘活了演出市场。同时，难免有各种力量争相加入戏剧的运作，只为资助和奖励，而置艺术于不顾。这也是全国上演的剧目数量虽多，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能够引人思考的佳作依然稀少，在舞台技术和表演、导演技艺大幅提升的同时，很多戏剧作品的精神品质反而下滑的原因之一。

    戏剧常常是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世态人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近年来，戏剧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戏剧乃至艺术的生存环境、审美情趣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放任票房、收视率成为作品效果唯一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对于制作方、创作者乃至观众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一些原创剧目舍本逐末，追求外在呈现形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的内涵和本质；一些剧目明知文本基础差、有硬伤，却由于种种原因仓促上马；盲目投资、拔苗助长等问题也陆续出现。精美的舞台呈现配上严重缺失舞台剧特质的电视剧化、空洞、平庸的剧本，都阻碍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戏剧作品若是缺失了精神世界、丧失了思想的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新形式都难逃被迅速遗忘和淘汰的命运。在舞台技术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戏剧返璞归真，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越发显得迫切。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戏剧人物的心灵碰撞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业和操守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创作者若果仍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作品就会在整体上缺少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多的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故事，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抓取，这就没有深入到塑造独特角色，探索人物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创作轨道上来。

    戏剧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破除创作上的僵硬化、同质化和模式化，从而让戏剧作品透过外在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找到到直抵人类心灵之路，焕发出戏剧创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当戏剧创作者自觉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更多关注作品的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提炼的时候，中国话剧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摘编自201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礼”，“礼”曾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礼节中的许多内容是靠形式来表达的，比如贺卡。在个人重大事情或公共节日前呈送贺卡，一来形式庄重，二来提早通报对方，于人于己均为方便。故汉朝以来，贺卡作为传统形式一直延续保留，只是名称有所变化。

    贺卡初期叫“名帖”，以介绍自己为主；西汉称为“谒”，今天贵宾相见还在说“拜谒”；东汉后叫“名刺”，名刺一词日本至今仍在使用，就是我们常用的名片。凡事先通报自己是尊重对方的必需，今天的社会有时并不注意这些传统了。

    唐宋以后，贺卡的名称及功能有所进步，称为“门状”或“飞帖”，到了明清，又叫“红单”“贺年帖”等等。听这名字就知功能越来越世俗化，文人之间的文雅逐渐远去。原因其实简单，古代教育不够普及，识文断字的人少。贺卡最初都是在达官贵人之间传递，起点颇高，进入商业社会，贺卡就多了一份热情，少了一份酸腐。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由于这一形式由帝王发明，迅速在民间普及。不过民间没有皇家那么奢侈，不敢使用金箔，改用梅花笺纸，竖写，右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传说南宋人张世南在著作中记载他家曾藏有北宋名家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贺卡，这绝对是一份经典收藏，如保留到今天也应该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了。

    说来非常有意思，名帖贺卡一类原是本人亲自呈送，以示郑重，但到了宋朝，商业气息浓厚，人们也日渐繁忙，故不能亲送者遂仆人呈送，逐渐形成风俗。这样的好处是一人可以多送，如亲自前往，所送数量极为有限，朋友多的人恐有失礼；派人呈送好处多多，省去主人之间见面的繁文缛节，效率大大提高。

    明清时期，呈送贺卡名帖等更有一套礼仪，按规定仆人不能亲自用手呈送贺卡，故发明了拜匣。拜见时仆人所持长方形匣盒，大小正好容纳贺卡名帖，见主人后，仆人不能直接用手持卡或帖，必须打开拜匣，让主人取出。大户人家会制作自用拜匣，收藏专家马未都藏有明清紫檀黄花梨拜匣多个，其中清代红木制作的“福臻堂赵”的拜匣，制作精良，显示了赵家主人不凡的身份。贺卡的商业性邮递也从宋代开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中载，每逢冬至、元旦年节，“凡在外官，皆以状至（致）其长吏”，这应该是邮政作为贺卡的信使最早的记载了。

    传统纸质卡片，其材料多为高档木浆纸，而生产这种纸消耗的是木材资源。在提倡低碳环保的今天，传统的贺年卡在与现代的网络技术融合后，又在虚拟的社会里，创造了自己新的辉煌——电子贺卡（E-card）。电子贺卡以其快速便捷、节约环保的特点，迅速成为一种时尚。

    贺卡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此种交往又往往以短句表达，比如宋代常写“敬贺正旦”，今天一看亦言简意赅。久而久之，贺语就出现了程式化，讲究喜庆，互送吉语，传达人们对生活的期冀与憧憬。

    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

    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诗句。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些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材料一：

东方既白、海天霞、暮山紫、朱颜酡、天水碧……如果你被这些美丽的名字打动，那么你已经进入一个神秘美好的世界：中国传统色。所谓传统色，是中国人定义颜色的方式，更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国式审美的共情。

传统色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直观阐释。早在战国时期，五色就与五行相联系，成为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比如，红色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一直被视作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代表着热情洋溢。故宫红墙黄瓦，富丽堂皇；而江南民间粉墙黛瓦，素朴幽静，各有韵味。中国色始终能在大俗大雅中顺畅切换，形成了从庙堂到民间共同的审美观。

传统色更是中国人感情、心理、性格特征的视觉表达。生活中常见的红色、橙色、黄色为暖色；绿色、蓝色、紫色为冷色。服饰以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切，会给人以温柔、随和之感。若在一系列暖色中，又有冷色与之相调和，使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则会呈现出沉稳内敛、中庸平和之气。中国传统色中，青、黄、赤、白、黑五色被尊为“正色”。中华传统中重大喜庆场合必着吉服，古代百官朝服上百鸟禽兽无不锦绣成堆，均以青、黑、深红背景设色，就是为适应肃穆又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又严谨的态度。

传统色也是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见证。无论绘画、染织或者烧瓷，颜色的产生、流行、变化背后也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化。蜚声中外的元青花，因其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一直挥洒在笔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元青花中的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和、安详、深沉、朴素等独特的审美感受，既符合我国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当代审美的精神需求。宋以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元青花釉料配方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一抹青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天晴色”，再到浓烈的元青花，经历了釉料技术的不断改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审美的更替变化。历史映衬在中国色中，了无痕迹又千姿百态。

传统色，无论是矜持的单色，还是缤纷五色，都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色谱，是一个民族对荣光、对恭谨、对幸福的理解。读懂传统色，也就多了一份对中国的了解与自信。

（摘编自王海宁《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式审美的共鸣》）

材料二：

服饰审美是我们的精神反映和心理表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近年来，关于服饰与着装者心理的关系问题，许多领域的专家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心理学认为，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服饰的色彩、款式、面料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等。衣着打扮可以起到美化自己、表现内心世界和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服饰审美与心理密切相关，服饰行为可以从侧面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服饰审美大师。他出生于祖辈连任“织造”的家庭，且自幼饱读诗书，知识广博，这使他在服饰文化方面获得了精深的造诣。《红楼梦》全书涉及服饰描写的内容共51回。书中大量的服饰描写对表现人物性格、气质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情景，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单就款式来说，就有“窄裉袄”“比肩褂”“花绫裤”“绫棉裙”等50余种。其中“比肩褂”是清代女子常备的款式之一，俗称“背裕”。美学家樊美钧在《俗的滥觞》中指出，“为追求服饰的美丽，清人对于配饰也是从不掉以轻心的，十分注重服饰的搭配。一些心思缜密、善于观察的女性还常能巧妙利用配饰弥补身形之不足。譬如‘背裕’，其作用在于使体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另外，服饰色彩也是曹雪芹描摹的重点。《红楼梦》描述各种服装色彩的分类中，红色是被提到数量最多的颜色，大约有30处，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杨妃色等；明确提到绿色的地方有10余处，有水绿、葱绿、柳绿、闪珠绿、松花绿等。此外，还有多种黄色，如葱黄、鹅黄、蜜合色等。藕色、秋香色、玫瑰紫、月桂白、松花色等其它色彩，也在服饰或印染工艺品中常用。如此丰富而绚丽的颜色在书中的大量出现，无疑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染色及印花工艺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杨雪梅《论人物服饰与性格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