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一一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从超越自我到贡献大美

张焱 刘亦凡

    1961年，刚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毕业的叶廷芳留任助教，三年后，又随恩师冯至从北大调任社科院外文所。

    在外文所，叶廷芳第一次从内部发行刊物上读到了在当时被视为“毒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包括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作品。

    “我看了这些‘颓废派’作品，觉得它们并不颓废啊，里头甚至还有些很健康的东西。”对当时主流定性的怀疑，促使叶廷芳萌发了翻译、研究现代派作品的念头。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以后，爱好诗歌的叶廷芳曾一度将德国诗人海涅作为研究重点，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提纲，请时任外文所所长的冯至给予指点。

    冯至浏览提纲后，向叶廷芳传达了一个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希望研究人员能研究一些新鲜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不要总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

    火花在叶廷芳的头脑中瞬间点燃：“卡夫卡、迪伦马特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比较生疏吗？大家对他们的作品甚至还有误解。”他思忖再三，决定放弃从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领域，转而关注小说与戏剧。

    1978年，叶廷芳在国内率先翻译了迪伦马特的戏剧代表作之《物理学家》，很快被上海的《外国文艺》发表，并迅速被上海戏剧学院采用，交给表演系毕业班排练、演出，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应。叶廷芳花费两个月时间，洋洋洒洒挥就一万多字，将介绍与小说一起，发表在1979年的《世界文学》第期上。

    叶廷芳认为，卡夫卡艺术上的深刻不仅在于敏感地觉察到了20世纪之后世界文学与哲学的潮流和走向，更在于怀揣着自身的负疚意识，写出了人性当中的多重可能。而后者，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乏的。

    叶廷芳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比如说《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本来是家里得力的生活来源提供者，后来他病了﹣﹣‘变形’是病的一种喻意表达﹣﹣不能再给家里提供生活来源了，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慢慢变了。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无孝子’，一个人病久了，对家里没有好处了，家人与他的关系也就慢慢淡漠了。”

    《变形记》里的情节时常让他感怀于年少时自己在家中的处境。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州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叶廷芳十岁那年的一次贪玩，断送了一条左臂。

    致残后，父亲对叶廷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有不高兴的事情就拿他来出气。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见父亲的表现，也慢慢改变了对待他的态度。“我在家里落到了最底层，谁都可以随便来骂我、歧视我。”叶廷芳说。

    像卡夫卡一样，叶廷芳越来越害怕父亲，畏父情结加上社会歧视，造成了他一度的自卑心理，同时又孕育着他的某种叛逆情绪。

    自卑心理转变的契机，是一次违抗父命擅自“逃家上学”的举动。

    1949年初，小学毕业后，叶廷芳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考虑升中学的事，因为当时社会对残疾人还抱有普遍的歧视态度，公立中学不可能接收他。

    解放后，考虑到自己以种田为生确有困难，叶廷芳决定去报名处一试。可是，老师看到叶廷芳的身体状况后连连摇头，拒绝他报名。叶廷芳在走廊里转了几个来回，心里不服气，就去问老师：“不是都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了，怎么对待我还是一样的呢？”这一问让对方愣住了，说：“让我们重新讨论一下。”讨论的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考。”

    叶廷芳终于走入了梦寐以求的课堂。此后的十余年，虽有挫折，叶廷芳再没有放弃过对学业的追求，一路读到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

    从初中起，叶廷芳就利用寒暑假组织村里的年轻人，为缺乏文娱生活的乡亲们建起了一个戏剧班子，叫“农村剧团”，利用当地流行的越剧曲调来填词，义务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改革开放以来，在德语文学研究之外，他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并尝试通过传播来启悟民众。例如在圆明园复建的问题上，叶廷芳曾连发数文，主张保持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原貌和“废墟之美”，强烈反对复建。他认为拼命花钱修旧如新、大拆大建，是对文物的破坏而非保护。

（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一直都在努力去做一切我能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会做可能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我还是要努力去做，因为这对于一个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叶廷芳

    李白凤1914年3月出生于成都。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1925年，李白凤进入天津扶轮中学读书。不久他又随长兄来到青岛，在铁路中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凤因参加学潮运动，加上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非议时局，被勒令退学。当时青岛有个传播进步文化的“荒岛书店”，他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不少进步书籍，还认识了常来书店看书的臧克家、崔嵬、于黑丁等文化人士。1934年李白凤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师从林庚。戴望舒1936年10月创办了《新诗》杂志，李白凤在上面发表不少作品引起诗坛注目，并与施蛰存、戴望舒、吴奔星等现代派诗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李白凤一度靠写诗文为生。李白凤的夫人后来在书中写道：“1941年初秋，白凤离开南宁来到桂林这一大后方的文化名城……使他的文艺创作更贴近火热的抗日斗争。”在桂林，李白凤结交了端木蕻良、田汉、安娥、尹瘦石、陈迩冬等文化界名流，又经端木蕻良的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柳亚子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此时的李白凤满腔热情地搞起文艺创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46年6月，李白凤来到上海暂居柳亚子家中，后在朋友介绍下到财政局工作并找到住处。当年他是中国诗歌协会理事，工作之余全力以赴搞文艺创作。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多发表在《诗创造》《新诗》《大公报》等报刊杂志上。由于上海物价飞涨，李白凤曾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挂牌为人治印来补贴生活。

    1949年夏季，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李白凤拒绝了本家侄子送来的去台湾的船票。李蓉裳记得李白凤当时说：“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怎能走啊！”1950年，李白凤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支援东北建设。

    佟培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7年春夏之交，在高校“大鸣大放”中，李白凤贴出《长歌当哭》一组18首七律，受到批判。佟培基教授从一个文件盒中拿出一份1957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的一篇李白凤的文章《给诗人们的公开信》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当年8月李先生被错划为“极右派”，隔离审查后于1958年被送往西华县农场劳教。1963年4月李白凤劳改期满，失职居家，只靠夫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他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回家再开始读书、练书法。佟培基教授说，李白凤走遍开封的古旧书肆，寻搜南明野史笔记约97种，深夜挑灯相互校勘比对，渐渐草成《小腆纪年校补》《明史校补》《张苍水集笺注》等。这个时候他和施蛰存又开始了通信，两人探讨学问，互通有无。

    1966年夏，“文革”冲击到了开封，“破四旧”的时候，李白凤苦心收集的书籍、资料被红卫兵拉出4车全部焚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李白凤仍然不坠青云之志，他刻制一方“十年不制衣”的石印用以自勉。

    1969年，青年佟培基在桑凡先生的介绍下认识了李白凤。佟培基教授说，李先生平易近人，那种高雅的气质和文人风骨让人心存敬意。孙作云先生曾说：“像白凤先生这样的人还如此醉心于学术事业，足使当今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者耻。”

    1978年春天，李白凤被平反。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却于当年8月18日病逝于开封。

（摘编自刘海永《诗剑平生任我行，困顿流离栖汴京》）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童话

李墨波

    2013年7月19日，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任溶溶以90多岁的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以真挚有趣的童心、炉火纯青的诗歌技巧征服了评委，无可争议地获得诗歌奖。

    说任溶溶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并不为过。他翻译过《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他写过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他写过儿童诗《我的哥哥聪明透顶》《强强穿衣裳》《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足够了，当我们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于是明白了这位老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

    鲁迅曾将好的翻译家比喻为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任溶溶正是这样一位盗火者。尤其是他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给正处于转型期的儿童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长袜子皮皮》的主角皮皮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9岁的小姑娘，她天性喜欢自由，古灵精怪，常有奇思妙想，缺点不少，喜欢恶作剧，但更多的是优点，制服过坏人和恶兽，干了很多好事。这个个性鲜明、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得到中国小朋友的热烈欢迎，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任老通过林格伦的作品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一股新风，结束了之前教训意味过重的儿童文学创作，而代之以充满儿童视角和游戏精神的全新的儿童文学。

    在从事翻译工作之余，他非常愿意去参加孩子们的集会，把国外新奇好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故事讲得多了，任溶溶觉得不过瘾，国外的故事同中国孩子的生活毕竟有些“隔”，于是他开始自己编创故事。他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与《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堪称姐妹篇。作家在其中构置起一种喜剧和荒诞，让人物身上的缺点在哈哈镜中显形，“用夸张来刻画童话形象，有鲜明的意蕴和佳妙的喜剧效果”。虽然只是初试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臻成熟，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之后，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这些诗歌大都构思巧妙，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这些儿童诗同样延续了他善于在夸张和喜剧中传递教育意义的风格，而有的作品，甚至干脆放弃掉所谓的教育意义，直接将生活中的童趣瞬间呈现出来，“将童趣推向一种极致”。

    他认为，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就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而在写作的时候，又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尽量使用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们要做什么，这才是全面的儿童文学”。

    任溶溶说：“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1968年，任溶溶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分配到饲养场养猪。他说很“幸运”，“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可以不用了。猪要吃东西的时候喂一下，其实呆在饲养场蛮开心的。”任溶溶非常喜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之前曾译过他的《洋葱头历险记》和儿童诗，但是是从俄文转译的，实属遗憾。在牛棚里正好有大把的时间学习意大利语和日语。当别人在“十年动乱”中身心俱疲时，他却收获了两门外语，为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做好了准备。这样乐观和豁达的心态，其实正是儿童文学之于任溶溶的馈赠。

    任溶溶曾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他用一生的努力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构建起一个让人仰望的高度，高山仰止。他在我们心中真正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相关链接】①渴望母爱与家庭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林格伦的作品都贯穿着这两个母题，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是林格伦的这些作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刘绪源（当代作家）②老人又望着我女儿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看不看课外书啊？”我夫人脱口而出，说刚买了任溶溶翻译的《夏洛的网》……正在看着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揺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陈贤德《巧遇任溶溶》（《新民晚报》2013年4月1日）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雕刻火药一把刀——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发动机推进剂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燃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

    徐立平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精准度，“而与精准相比，这个岗位的高危险性则更令人生畏”，他介绍说，固体燃料的特殊性，使得操作人员在整形时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人员一丝安全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1987年，我不到19岁，从技校毕业后，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装药整形车间工作，虽然心里做足了准备，但进厂第一课的点火试验，现场巨大的轰鸣声和腾起的蘑菇云，还是把我看呆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危险。”徐立平回忆道。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规避危险，唯有胆大心细，练好手中这把刀。

    由于固体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道很难把握，一刀切下去，药面很难保持平整，一旦切多或者留下刀痕，药面精度与设计不符，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药面平不平，每次用刀切多少，都靠技术人员自己判断。为了练好手上功夫，徐立平就不停地琢磨和练习怎么用力、怎么下刀，比划着切、削、铲等基本功，揣摩着刀具切削量、切削角度、切削力度，手臂酸痛还不放下。上岗操作时他更是一丝不苟，虚心请教，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多年下来练坏了30多把刀具，手却越来越有感觉，药面整度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用手摸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修整出符合设计要求的药面，经过他整形的产品保持了100%的合格率。选择整形岗位，就意味着选择与危险为伍，与死神做伴。

    “有一次，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进入研制攻坚阶段，连续两台发动机试车失利，又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再次出现药面脱粘”，徐立平回忆道，为了彻查原因，当时在没有先进检测设备的条件下，专家组毅然决定，就地挖药，寻找“病根儿”。

    就地挖药，意味着要钻进已经装填好烈性推进剂的发动机燃烧室内，挖出浇注固化好的火炸药，而且挖药量极大，这在工厂历史上是头一次，艰难可想而知，危险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一支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突击队迅速组成。经验丰富的班组长打孔探明位置，车间主任当起了“首操作”，徐立平也主动请缨加入，成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

    狭小的空间，半躺半跪在成吨的炸药堆里，忍着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突击队员们用木铲、铜铲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抠挖。高度的紧张和缺氧，使得每人每次在里面最多只能干上十几分钟。而作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徐立平每次进去总要多坚持几分钟，“当时，在里面除了挖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

    就这样，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历时两个多月，突击队挖出300多公斤推进剂，成功找到了故障原因，修复后的发动机地面试车圆满成功。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只要组织和任务需要，我仍会毫不犹豫地上!”

【相关链接】①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药面整形工，航天特级技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摘自《百度百科》）

②…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像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