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集体中的诺奖得主

    几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找她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这个世界瞩目的老太太卷着裤腿、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老人皱着眉头：“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社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近过，从早上开始，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饶有意味的是，屠呦呦参加的研发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正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展的。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这个率比打仗死伤还要高”，屠呦呦回忆，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越方向中国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项目。

     “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没有人比李廷钊更了解这个粗线条的科学家。她不太会做家务，买菜做饭都要丈夫帮忙。有一次坐火车外出开会，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下车走走，竟然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自从获诺奖消息传来，李廷钊还要小跑着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电话，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

    电视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李廷钊急了。“书在哪儿？”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儿离开电视，小跑着去找书。“你看，这是个分子结构，一加热就破坏掉了。”接过老伴儿递过来的书，屠老太太自顾自地指着封面上的分子结构对记者说。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从我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没有回答记者关于获奖感受的提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却听清了新闻联播中的句子。“200多种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老人认真地对记者重复道。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两口说自己小时候都染上过这种俗称为“冷热病”的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几十年里，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提及此事，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中，包括屠呦呦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这个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后，也时常被称为“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不是两院院士。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但眼下，她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重视”。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08日02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屠呦呦，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10月5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②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是从《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古人为何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

《钱学森传》序

【美】张纯如

    1914年，钱家举家从杭州搬迁至北京。耳濡目染京城恢宏雄伟的宫殿高墙，绚烂夺目的奇珍异宝，不可避免地在他心中打下以北京为傲的烙印，这种骄傲与他的自信合二为一，成为影响他终生人格的一部分。

    钱学森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在同班同学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极为聪颖的小男孩，叠的纸飞机比谁飞得都快都高。“他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飞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多年以后，钱学森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尽管年纪还小，但他做事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

    1929年秋天，钱学森直奔上海交通大学。“当时，钱学森以身为班级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而闻名。”一位校友回忆道，“我们都知道他的成绩，他总是第一。”他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一起做功课。看上去，他所要的只是独处和沉默——一个可以安安静静思考与做自己的事的环境。

    1935年，钱学森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着自幼一贯的优异出众，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所重视的除了考试和开创新理论，还有动手实践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就全然无助了。很明显，实验室操作令钱学森心生畏惧，而在车间工作则令他疲惫万分。与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拥有类似项目的学校只有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冯·卡门以秉承德国式的理论思辨传统而著称。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1934年，钱学森转投航空学领域的学术巨擘冯·卡门门下，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这里，也成为钱学森通往一个辉煌灿烂的职业生涯的起点。第一学年，他收集了可能找到的全世界所有与航空学有关的研究资料，系统性地加以阅读。他每天花在读文献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

    冯·卡门曾在自传中写到：“钱学森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时，正是冯·卡门和其他一些学者携手开创理论天体物理学新纪元的关键时刻，天时地利令钱学森得以参与到这个创造过程中。

    1944年，已经博士毕业的钱学森为空军和海军军官讲授特殊课程。钱学森会用细小而工工整整的板书将整块黑板逐渐填满，“没有擦写涂改，也不会更改哪怕是一个符号。”韦伯斯特·罗伯茨回忆道，“他总能正好在一堂课结束前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课堂上，钱学森的评语切中要害但又非常冷酷。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发问道：“我不明白第二块黑板上的第三个等式。”钱学森根本就不予回答。另一位学生问道：“喂，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只是说道：“那是个事实陈述，不是一个问题。”另一次，一名学生问道，钱学森刚刚提出的方法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刻薄地答道：“只有傻子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

    “学生们都害怕他的严厉古板，他看上去就像个中国皇帝。”汉斯·利普回忆道。

    然而，钱学森却对那些他认为智力上有潜质的人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钱学森不耐烦的根源来自那些他认为不合格的学生。“在钱学森眼中，愚蠢就是最大的犯罪。”钱学森的朋友安德鲁指出。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到中国，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只要看一眼中国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速度和提升幅度，就会明白钱学森的领军地位到底有多么重要。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庄逢甘说：“钱学森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火箭事业。”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将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颁与钱学森。

（选自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纯如导师库里顿的一个朋友苏珊是一家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她在199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钱学森的故事后，觉得他的生平颇有可写之处。纯如说，因为她的中国背景和科学写作能力，库里顿把她推荐给苏珊。在北京时，纯如有机会采访了钱学森的秘书以及一些政府高官和军方人士，开始他们以为纯如会按照他们的想法撰写这本传记，然而，纯如清楚地向他们表示，她必须收集到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然后从实描述。（张盈盈《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

②关于钱学森留美那20年中发生的事，资料并不匮乏：在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文献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也能找到大量有关他的文件。钱学森在美国的同事和学生都很愿意提供关于他的口头历史记录。钱学森回国后，也有大量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张纯如《钱学森传·序》）

慧眼识英才

    在“两弹一星”之后，中国又向新的目标迈进——载人航天。钱学森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在载人飞船工程立项之后，谁来挂帅？

    在航天工程上，我们有众多的专家、院士，然而，这些专家、院士们都已经上了年纪。要实行庞大、艰难的载人航天工程，应当由年富力强的人来挂帅。

    钱学森举荐了王永志。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

    王永志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  风二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二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四十多摄氏度。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

    要加大火箭的推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起初攻读飞机设计，后来改学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他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主张应该卸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卸掉推进剂呢？于是，没有人理睬他的不同于众的建议。

    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坐镇指挥，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到底是高人，他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二号”导弹在卸下600公斤燃料之后发射，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在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1992年当载人航天立项上马，钱学森又一次推荐王永志担当重任。

    果真，王永志不负钱学森的期望，领导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后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曾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王永志则深情回忆说，每次重大发射，钱学森都亲临现场坐镇，决策重大技术问题：“1966年2月下旬，戈壁滩正是最冷的时候，我在发射场远远地看到钱老走过来，赶忙迎上去，只见他就穿了一件单薄的呢子大衣。他想问我任务准备得怎么样了，可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寒风呛回去了。”

    王永志还回忆， “钱老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钱老强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钱学森指出：“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正是因为钱学森一手提拔许许多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了许许多多“钱学森”，才有了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

（摘编自叶永烈《钱学森传》）

相关链接

①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选自《呼唤新时代的大师——钱学森遗言》

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在钱老的身上，我们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所获得的成就，是由他的思想品格和人生境界决定的。一切为了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信念，让钱学森拥有广阔的胸襟，使他的思想，能轻松地超越私利所设下的藩篱。   

选自《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

李安，一辈子拍同一部电影的世界级导演

    李安的电影很难说风格。首先，他不是那种影像多彩的导演，包括新片号称“120帧4K”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竟然不是一个视觉大片，他用最新的技术找回了演员脸上的戏。也就是说，李安理解的“技术”的作用不是立体效果、宏伟主题、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戏回到“每个眼里的血丝、每个演员脸上的雀斑之上”。

    提及李安导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外表收敛、内心激越的人。我特别喜欢他的“父亲三部曲”。李安把他的家事搬进电影，有些对白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喜宴》里包括评字、做菜，甚至婚礼前新郎新娘跪在父母前听训的情景、对白都是他经历过的。据他说：“以前，爸爸对我电影中的这些情景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本以为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抒发。”而这些抒发也促使大家开始思索父子关系。

    我认为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主题不是反战，而是现实中的理解，从开始到结尾都在探讨彼此的理解。 首先是主人公林恩姐弟之间的理解，其次是“英雄”与身边经理人或者大众的理解，还有拉拉队女孩对林恩的理解，士兵对死去班长的理解……甚至包括李安对战争的态度。李安对电影怀有真心，或者可以理解成“电影”里蕴含着一个“自己”——他始终面对自己。

    2000年的《卧虎藏龙》让好多熟悉他的人都会惊讶他改变了伦理片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电影主角俞秀莲说过一句话，“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道路，都要对自己真心相待。”此话里提到的“道路”、“真心”道出了李安从未变更过的追求。

其实，这次的李安和以往一样，同样站在东西方立场上寻找答案。涉及战争，却没有拍主流观众所期待的反战主题。所以，我说李安的导演风格较为特殊，谦卑地正视未知。

    老话说：“好多作者一辈子写同一个小说。” 我想说的是李安导演也是一辈子在拍同一部电影。

    李安有句话是“没有事物是不变的，这是我电影的重心。人们希望相信某件事物，希望抓住某件事物，以获得安全感，希望彼此信任。”同一个场合，他又说：“寻求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将成为我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这部电影的张力在于以林恩为代表的士兵们的战后焦灼，包括他“普通人”的一面被遮蔽。这点尤其明显的是：爱情来了，他本想留下来，女孩却说你是英雄。多么悲哀：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忽因英雄之名，而变成了类似幻想与现实的对立——女孩对林恩的认识一开始就是“这是一个英雄，他要回战场上去”，而林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女孩心中只是一个“英雄”。

     “如果你想了解我，一切尽在我的电影中。”李安与他的电影像他说的一样，不仅是制造剧情，还有鲜明的人格。随着他的电影旅程，这种力量将不断在生活与电影风格中展现出。

     “电影与镜子”不是新提法，一些人照进了现实。但李安这面镜子却闪耀着本质之光，如信任、情感、关系、真诚、勇气、信仰、牺牲。这引导着他穿越人性的迷林。他关注着人类情感道路上，每一个动人的灵魂，如果有人理解了他的作品，就会理解他的为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安会是一位世界级导演。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7日）

一个时代的斯文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也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当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着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着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