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本报讯（记者于明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_______）》。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为155项，占总数的11.3%，在十大非遗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77人，占总数的3． 88%。民间文学还面临着继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曲艺有127项，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继承人，显示出曲种传承的不均衡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等20名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承带来了巨大损失。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2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发展，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在十大非遗门类中位居前列。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举办，络歌坛的迅速发展，观看民歌实景演出以及近几年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更加欣欣向荣。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占比16%和22%，领先于其他省市。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人。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速，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数目甚少。

（《新民晚报》2016年11月29日）

材料二：【济南6月8日讯（记者尹延杰）】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邮政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6月11日发行《文化遗产日》纪念邮票1套2枚，两枚邮票采取连印形式，分别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为中心，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项目，用线描的表现形式环绕展示在周围，以宣纸的纹理和残破的边框形式作为背景，整体风格古朴、简洁，主题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昆曲、珠算、剪纸、端午节、古琴；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长城、福建土楼、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

材料三：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专家认为，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无形或隐形，是人的精神创造，更凸显了对其保护抢救的重要性。它可以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可要可不要，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让其自生自灭，将给人类、国家、民族造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断裂。

（摘自200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道德与文化确实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短板，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短板之一。我们一直有敬畏老天的传统。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减少，那么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机制还灵不灵？替代性的机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先人，或说祖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上帝。祖宗意味着名誉和尊严，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监视和家族压力，多少能约束人的一些行为。现在，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祖宗这个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虚化。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然，对于道德管理来说，历史性变化也不全是负面的。以前的乡村人情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人情是把锯，你一来我一去”，隐含着一种先存后取的互助机制和期权关系。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也是道德和文化的关联条件。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

    如果说历史的坐标是纵坐标，那么世界的坐标就是横坐标。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都有巨大的贫民窟。因为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失地的农民无路可走，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而虚弱的城市和工业又吸纳不了他们，于是只能把他们排拒在城外，成了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些孤岛型城市的海洋。

    不少经济学家说，如果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立刻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可观的原始资本，就可以自主创业，进城做生意等，促进现代化和城市化。但海南不少发了土地财的郊区农民，很快就挥霍一空，重新成了需要社会救助的穷光蛋。所谓人们都是“理性人”的启蒙主义假设，以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财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大半是想当然，具有极大风险。只有从实际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为什么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却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是给一大半老百姓社会保障托底。为广大农民工留一条谋生的后路，这种安排也为工业经济应对波动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压能力，形成另类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事实上，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风险的。大体上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农业发展相对成功，日本、韩国的有关经验值得借鉴，比欧美经验更重要。欧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为它们碰上历史机遇，抢上了工业化的早班车，已把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当成它们的“农村”，自己当好“城里人”就行了。欧洲多是“雨热不同季”，土地好，气候不好，即气候不大宜农，因此历史上从未有过东亚这样深厚的农耕传统。这样，它们的经验离我们太远，参考价值不大，更不可作为发展范本。

（摘编自韩少功《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

    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的格局不同，在儒家学说系统中与道德层面相关的要素共有三个，即欲性、仁性、智性。欲性负责人的物质部分的生存；仁性指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传统中所说的道德本体；智性原本指孔子学诗学礼学乐的思想，泛指人与道德相关的一种认知性向。在这三个要素中，与成就道德直接相关的是仁性和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学说即是如何处理仁性与智性相互关系的一种学说。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首先要关注的是仁性。创立仁的学说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孔子关于仁的论述非常多，但这些论述只是随宜指点，并没有说明仁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讲清仁究竟来自何处。这两个问题是由后来的孟子解决的。孟子以其大智慧，创立了性善论。性善论表面看只是讲人性之善恶问题，其实是要解决仁是什么以及仁来自何处的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这就是“良心”。“良心”一词尽管在《孟子》全书中仅出现这一次，但意义重大。良心即是道德的根据，又是性善的根本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良心，性质并无二致。我将其统称为仁性。

    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伦理心境”。所谓“伦理心境”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一种心理境况和境界。这是我在孟子研究中独创的一个概念。我创立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说明：人的道德根据主要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是后天，而非先天的。要对道德根据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必须承认这个前提。虽然“伦理心境”来自后天，但又具有先在性，即所谓“后天而先在”。但光有“伦理心境”还不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也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为什么对人天生有吸引力的问题。为此我又提出，仁性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我将其叫作“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简称“生长倾向”。所谓“生长倾向”是指人作为一个生物天生具有的一个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保证人可以成为自身，同时也有利于其族类的健康繁衍。“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不同，完全是先天的，因而是先在的，我将这种情况叫作“先天而先在”，以与“伦理心境”的“后天而先在”相区别。一个是“伦理心境”，一个是“生长倾向”，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对仁性提供合理的说明了。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同样不能忽视智性。仁性和智性的关系之所以要紧，一个重要原因是智性对仁性既可以有好的作用，也可以有坏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如果智性发达了，不仅可以认识道德的法则，而且可以“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对仁性进行反思，使之达到自觉的程度。康德在建构其道德学说时，希望将普通的道德理性上升为哲学层面，提高到形而上学的调试，所蕴含的意义正在于此。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智性对于仁性也可能发生坏的影响。智性与仁性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智性必须在仁性的基础上进行，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超越仁性的范围，达到更高的程度，但仁性这个基础一刻也不能脱离。如果没有仁性这个基础，智性就没有了凭借，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很可能会对仁性造成根本性的损害。

（《云南大学学报》）

    以“意象”为本体的中国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与美学,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的属性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实体性对象,而是看成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意象所呈现的是一个有情感、有意蕴的感性诗意世界,是以“象”为载体、以“意”为主导的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意象所创造的世界不同于现实,它不是让人们满足于眼前、当下的东西,而是超越现实,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诗歌艺术创造的本体即是意象。王夫之正是在诗歌艺术创造实践中总结出“诗”既不等于“志”（意）也不等于“史”,而是情与景的融合,即“诗”的本体是意象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普遍看法。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兴象、情景、虚实、比兴、气韵等,都直接指向了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另如中国戏曲艺术、书法、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模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虛实相生,体悟道的生命节奏,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

    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特色,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视野中。张世英先生说,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是吸收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美于“美”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象）想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意）。它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使你的生活充满诗意。

    传统意象美学在当代美学领域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对人们的精神和艺术创造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认真汲取意象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

（节选自毛宣国《意象理论与当代美学艺术实践》,2017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①理念中的“霍姆斯马车”堪称世界上最理想的设计。它所有部件的选材都能相互匹配，做到恰到好处。以致当马车使用大限来临之际，它的轮子正常转过最末一圈之后，车轮、车辕、底盘、弹簧、车轴……一下子全都同时崩坏，没有哪一个零件比其他部分设计得更为牢靠耐用。

②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搅扰了人体原有的“霍姆斯马车”式的均衡。

③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衡量咱们人类自身机体的构成，就可以发现，在总体设计绝妙完美之余，尚存几例明显的不谐之处。我们的身体虽然进入了高度文明的电子时代，但我们的牙齿依旧停留在原始文明的石器时代。我们人类到现在还只有一套恒齿。对应于石器时代的人均寿命，这一套恒齿的使用期该是足够了。由于医疗的发达，现代人的寿命延长了，按照人类现在的平均寿命，我们至少应该进化出第二套恒齿，才能符合“霍姆斯马车”的设计原则。人类大脑开发很超前，而牙齿的进化滞后。每一位杰出人物的死亡都是一件独特“文物”的毁灭。有一些伟大的学者、科学家、思想家，他们的去世无异于大火焚毁了一座藏有大量孤本、善本的图书馆。诚如老子所言——“大成若缺”，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常常因为人类身体与头脑的不匹配而来不及完成。超越了“霍姆斯马车”原则的先进大脑让人类损失了多少比钻石还要宝贵的智慧啊！

④人体器官不谐之责在人类自身，人类文明进化真的必须以人体机能退化为代价吗？食物变得越来越好嚼，让咱们的牙齿越来越省力，这难道不会让人类的牙齿出现退化倾向？我们又怎能再奢望人类牙齿与躯体寿命的延长而同步进化？人类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人工制品，人类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些人工制品才能生存。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迅速扩展，人类对自己文明产品依赖程度的日渐加深，我们人类的某些机能是否也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相应的退化呢？

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已经能够读写的各民族中，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的现象。而收音机和电视机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被应用后，读和写的能力似乎又有衰退的趋势。”人类各民族确实都有过一段超强记忆时期。许多民族都拥有过大部头口头传说的史诗性巨作，如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国藏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在文字尚未流行的年代，一些来自民间的“荷马”，全凭记忆就能胸藏二十几万行史诗，连续传唱几个月不竭！享受现代文明之人，又有哪一个能做得到？

⑥早期，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赫尔佐格说：“电影是文盲的艺术。”现如今，不是文盲的人也乐于花两三个小时观赏一部由名著改编的影视快餐，而不愿去啃长篇原著。长此以往，读的功能又怎能不退化？人类文化由原始的岩画、图形文字发展到现代文字，而今天的现代人却又躲避文字，回归画面，总不能说这也算是“返璞归真”吧。倘若今后电脑准确高效地实现了“人机对话”，由人口授，“电脑小姐”就能自动将声音变成文字，哪一个作家还肯用笔？到那时候说不定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有小说集问世。

⑦每一种人工制品的出现都会引起我们机体功能的部分退化。除了上述牙齿、记忆的例证外，每一类机器的发明都会带来人体相应部分的机能衰退。人类用自己创造的人工制品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甲壳”——人类只能生活在这个“甲壳”中，我们的子孙也许永远离不开这个“壳”了。

⑧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多少有点像传说中的“狗熊掰棒子”，新穗不停地更替腋下的旧穗。问题在于，我们所丢弃的旧物有没有某些独特优点是新物难以取代的？汤因比对此作了清醒回答：“新的能力恐怕不可能有全面地代替旧能力的作用。”事实上，人类取得每一项新进展都要面对一次“熊掌”与“鱼”的选择。“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必须作出某种放弃。用惯了电脑打字的子孙后代，他们之中很难再出怀素、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了。电脑合成技术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天衣无缝地制作自己火箭登月或是与总统亲切握手的“历史镜头”，这个越来越虚幻的世界还有什么东西具备值得你充分信任的可靠依据？尚“真”的科学却为做“假”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

⑨变革自然是人类的天性。完全不触动自然就不成其为人类，但我们必须遵循对大自然的“尽少触动原则”。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展都会扰动大自然的固有和谐，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心中有架“霍姆斯马车”也许会使我们主动地顺应自然，有意识地从另一面做些补偿，尽量减免人类由于自己的浅薄任性、短视愚昧而带来大自然的鞭笞。

（摘编自詹克明《“霍姆斯马车”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