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欢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

    【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才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离开，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的。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

    【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在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材料一：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选自2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是，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

    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 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有删改）

材料一：

网红指的是在社交平台上具有一定量的社交资产，并且有能力将这些社交资产变现(变现方式通常包括广告与网红电商)的人。网红的商业价值正在被逐渐挖掘。相比较于粉丝经济的“漫灌”营销，网红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网红兼具广告或流量费相对较为便宜以及更为平民化的特点；二是网红们凭借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性，能够更精准地将产品导向粉丝需求，实现“精灌”营销，提高了消费转化率。

在网红产业链中，主要的成员包括小型社交平台、综合社交平台、网红、网红经纪公司、电商平台以及为网红提供产品的供应链平台或品牌商。

(摘编自《网红产业链深度解析：揭秘网红店为何成为热点》)

材料二：

2020年前全球的互联网活动90%将与在线视频有关，而超过70%的人将以在线视频替代电视作为观看影片的主要方式，庞大的在线视频商机将因之浮现。根据Go-Global的统计资料，中国是在线视频成长潜力最大的国家，2013年约有5.7亿在线视频的观看者， 2015年在线视频观看者已上升至7.1亿。2014年的在线视频产值约240亿人民币，预估2018年约900亿人民币，平均每年以超人民币，平均每年以超过35%的速度增长。

    (摘编自《2016年中国网红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三：

自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以来，借着“消费升级”的春风，相关产业链均展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动能。随着“双十一”的到来，在消费者欢快“剁手”的背后，更多的人看到了“新零售”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新商业机会、新岗位需求，其中，“电商网红”作为直接连接消费者和产品的一环，其巨大的流量价值和变现能力已经得到验证。而关于2016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的大数据报告显示，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中，“网红”以54%的惊人数据高居第一。

    (摘编自《齐鲁晚报》)

材料四：

自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微博直播观看人数迎来新一轮增长，除了秀场直播发展迅猛以外，多个垂直领域日均观看人数也成倍增加。其中，美食和游戏领域增长最快，分别为341.8%和342.6%，时尚、搞笑、母婴、美妆等领域增长率接近或已超过100%。日均观看人数增长较多的领域是美食、母婴等垂直领域，说明直播对用户渗透程度进一步加深，各领域内容与直播结合程度继续提高，网红内容开始向直播形式进行更深层次的转移。

2016年，短视频市场迎来爆发性扩张，网红短视频内容消费量也随之大量增加。从2016年5月起，微博网红原创视频播放量稳步增加，到2017年3月同比增长209.4%，这期间月增长率最高达75.4%，涨势喜人。网红短视频内容播放量的持续增长，意味着网红内容形式份额比例不断改变，大量图文内容被信息量更丰富的短视频所取代，短视频也开始相应地迎来网红数量与用户量的逐步增加。

    (摘编自《2017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

    材料一：

    一个庞大的“银发市场”正悄然降临。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还只有9亿；但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将激增至21亿，这意味着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将超过60岁。据美林银行预测，到2050年，全球5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0年的17.8%增长到33.5%，全球“银发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增加到15万亿美元。美国《财富》杂志指出，生物技术、智能设备、制药和护理服务领域的一系列新产品将重点面向老年消费者。

    互联网时代，银发经济越来越“智慧”，成为一大亮点。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院里，医疗机器人平均每天要行走185公里，不仅能为医院的病人远送药物和食物，为病人提供干净的床单，还能清理医疗垃圾。在日本，超过7万个家庭护理机器人在家中照顾老年人。此外，能够追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定位设备、检测老年人摔倒风险的可穿戴设备以及智能家居纷纷涌入市场，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为市场带来更多活力。

    银发经济也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新动力。日本银发经济的高技术、智能化程度已经在全球于领先地位，该国早在2016年就提出要建立“超智能社会”——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所有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以缓解少子老龄化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挑战。2018年2月，日本政府第三次修订完成的《老龄社会对策大纲》中还提出构建“无龄感工作社会”，指不以年龄进行区分，而是根据个人的意愿与能力选择生活方式，政府有必要通过完善雇用和就业环境来确保老年人获得合适的就业机会。无论是“超智能”还是“无龄感”，如果能够最终得到全面实现，受益的将不仅仅是老年人，而是整个社会。

    老年人群体不等于落伍群体，他们不仅需要更多智慧产品，还在呼唤更多智慧的社会管理方式。

    （摘编自白阳《银发经济越来越“智慧”》）

    材料二：

    其实，当下年轻人喜欢的很多消费模式，都可以为老年人所用。外卖订餐服务可以解决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网购快递服务可以解决老年人购物不便的问题，网络约车可以解决出行问题。除此之外，智能手机的各类辅助功能，比如手写、语音等，智能家居的各种便捷功能以及家庭智能监控系统等，都能在方便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同时，也便于子女亲属与之联络。

    既然互联网能够方便老年人，那么为什么鲜有老年消费者网上点外卖和购物呢？这是因为，当下许多互联网服务，在设计之初，其目标消费群体就是年轻人，操作模式也是针对年轻人，并非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互联网产品及服务的智能化门槛过高，这就是说，老年人需要的智能消费，不是和年轻人一样越智能越好，而是需要“智能+人工”式的服务，智能是为了少跑腿，人工则是补上老年人的短板。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持续上升，“银发经济”将是新的市场增长点。平台和商家不妨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开发相应产品和服务，千万不要因为无人化的噱头，看似节省人力和经营成本，其实反而在老年消费市场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摘自《“银发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智能模式？》）

    材料三：

    随着全球数字技术更迭，互联网步伐并没有适当地为中老年用户慢下脚步，在整个社会迈向老龄化的同时，互联网的设计更加需要关注老人需求，避免将他们遗弃在科技的洪流中。

    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架构，老年人逐渐拉近与时代的差距，但在互联网方面依然处于相对弱势。老年人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他人传授的经验构建了独特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形成了区别于年轻人的互联网文化。因此，打造老年人智能产品时要注重老年人的用户体验，为老年人带来良好的服务体验，促进新技术在养老方面的应用。此外，除了用户体验，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需求，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研发更加适合老年人的智能产品，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体验丰富的网络生活。

（摘编自战钊《老年人上网是种怎样的体验？》）

材料一：

夏曾佑以猫论虎之说其实与金圣叹想象小说家“解衣踞地”作扑、掀、剪一样，都无法解决打虎的知识性难题。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正因为这是读者无法印证的知识，所以才使他获得了发挥的空间。《水浒传》“武松打虎”这个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段，所谓一扑、一掀、一剪的三段式打斗过程，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三拳是异曲同工的，后者用油酱铺、彩帛铺、全堂水陆道场的生活知识唤起读者的真实感，武松打虎则用人虎相搏同样“事不过三”的过程感营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真实感，并成就了《水浒传》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的艺术魅力。

    《西游记》也善于运用日常知识进行戏谑性描写，以达到绝佳的娱乐效果。如第三十九回写太上老君很不情愿地递与孙悟空一粒金丹去救活乌鸡国王，孙悟空接了金丹，就往口里丢，慌得老君揪住孙悟空就揝着拳头。作者写道：“原来那猴子颏下有嗉袋儿。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里。”点出了孙悟空戏弄老君的生理特点亦即这一描写的知识点。又如第六十八、六十九回在朱紫国的描写，将中医诊脉、医药知识真假参半地糅和在一起，娱乐效果也极强。

    当然，为了不影响小说的娱乐效果，一些小说家在纳入知识性内容时，还会根据情节展开的需要进行适当的安排。也就是说，娱乐化的知识要素，不一定都是准确无误的知识。关键是，知识性不应成为娱乐性的障碍。而在一些小说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知识的生硬或过度阑入，也可能会降低小说的“易读性”和“可读性”，进而降低小说的娱乐性

节选自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

材料二：

    赛珍珠以亲身感受准确、贴切地阐明了这样一种事实：“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是只是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我指的是鼓舞人们的志气，但不是凭经验谈论艺术，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使人们觉得是在谈他们自己”。与说教、解忧和劝谏都不同，在民间，小说是人自然性情的流露和外化，能给人以快感，在认识、娱乐、教育、交际、陶冶、启迪、审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功效。她进一步从本质上提示了民间小说与圣贤哲人著述的相异点：“中国学者的态度终究未能压制住故事在民间的‘生长发育’……文学这一样式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贴近生活，着实让人吃惊。中国人生哲学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均是中国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模样，换言之，那是理想的境界，而在故事和小说中，人们发现的才是真实的中国人。”这与黑格尔所谓欣赏者“按照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他自己，而且能和所表现的对象起共鸣”的理论表述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刘澍芃《赛珍珠论中国传统小说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可以说，娱乐性是中国小说与生俱来的美学特征，娱乐性并不能使小说思想更深刻、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与境界，但可以使小说更好看，更具可读性，构成小说更丰富的内涵。即使在小说更多元发展的今天，娱乐性极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的小说给人的整体感受是太沉重，作家背负的精神压力太大，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娱乐精神。要么在急于批判现实中迷失自我，要么被世俗利益牵制，被低俗趣味蒙蔽。近些年，又呈现出小资化的写作倾向，缺乏对来自土地、来自于生活一线的、来自底层的鲜活生辣的生命状态的书写，而这恰恰是娱乐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现在很多小说，无论作者如何吹嘘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妙，尽管理伦家如何去阐释它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但普通老百姓并不买账，这个事实，即便在我们著名作家中并不少见。譬如莫言，获得诺奖，按理应该是一时洛阳纸贵，然市场销售并不好。我想，或许文学的娱乐精神的缺失，没真正唤起底层的阅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节选自周明全《中国小说中的娱乐精神》

材料一：

    在数字技术、网絡技术、移动技术、智能技术不断革新的大浪潮中，实体书店该如何作为，才能彰显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拥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阅读，正确认识阅读人群。凡是用眼睛与耳朵去做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阅读。承载知识与信息的各种纸质与非纸质媒介形态，都是人们赖以阅读的工具。因此，阅读人群应该是所有拥有视觉、听觉等能力的普罗大众。其次，我们要认识实体书店在人们阅读选择中的正确地位。原来人们几乎100%依靠报刊围书获取知识与信息，现在这一方式可能仅占比10%，甚至还会更低。再次，我们要正确认识实体书店的社会价值与人类价值，把它做成融通各种阅读社会心理的文化空间。

(摘编自刘建华《实体书店，通向文化空间》，《人民日报》2019 年07月18日)

材料二：

    自互联网进入围书行业以来，处于作者与读者中间环节的实体书店，逐渐被拥有同等功能的网络平台所取代。此外，由于图书行业的利润原本就较为稀薄，再加上阅读方式改变、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冲击，许多以卖书为主业的实体书店越发举步维艰。但是，在政策和资本的助力下，实体书店在销售服务、空间体验等方面转型升级，逐步摸索出“图书+餐饮+文创+休闲”的多元业态融合经营模式，实体书店的整体行业发展有了回暖趋势。

    目前，新型实体书店的经营产生了新一轮同质化倾向，小清新风格外观、咖啡茶饮、文化创意产品，似乎成为新开书店的“标配”，基本体现不出书店的个性以及与主打图书的联系。可想而知，时间的流逝会使“高颜值”带来的引流效果不断减弱。

    在大众产生审美疲劳之前，“高颜值”的新型实体书店必须紧密围绕书店的文化特色和图书的选品特点，开展多元混合业态经营，让图书售卖从边缘回到中心。此外，新型实体书店可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对不同消费者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获取每一位客户的深度需求，从而为消费者画像。当前，一个书店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已成为衡量其附加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新型实体书店还应通过业务交流和培训，构建起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书店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水平，让其深度认可书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自觉成为书店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政策及资本助力之下的实体书店“开店热”，无法让实体书店真正“脱 圈”，因为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实体书店，而是国民阅读的氛国和环境。

(摘编自张华、刘满元《实体书店终究还是要把“顾客”变成“读者”》，《光明日报》2019年09月25日)

材料三：

    在电子商务和网络书店的挑战下，传统店铺和实体书店面临种种经营困境。但与此 同时，一批隐身街区巷弄、藏匿地库阁楼的独立书店，却由于坚持特色定住、多种经营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独立书店正作为一个微型文化综合体，通过特色的文化定位和环境打造，以书籍展售、主题展览、演讲座谈、读书沙龙等多元经营，在激烈竞争的商业实践中勇敢探索互联网时代“书店+”模式的生存法则。纸质阅读是网络阅读的有益补充，独立书店成为精英文明、经典文化守护者，是传统阅读文化和社区邻里文化的捍卫者。独立书店彰显的不仅是小众市场的精英目标和特立独行的文化定位，更是一种对独立的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坚定守卫。独立书店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核心依托，通过空间生产的多重场域建构，实现空间生产的多维拓展，展示独立书店的“书店+”模式的经营力量。

(摘编自向勇《独立书店的价值定位与营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