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8月30日晚间，一款名为“ZAO”的AI换脸软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病毒式传播，用户只需上传照片，便可一键换脸影视作品明星，高度的趣味性、便捷性和社交性让这款软件在短时间内获得海量下载和转发，牢牢攥住朋友圈和热搜榜。然而，“ZA0在一夜爆红后，迅速遭到舆论反噬，其“霸王条款”和技术隐患引发全网声讨。

“ ZA0”引发争议的一个关键是其对用户信息使用权的过度索取。在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的“用户协议”中，“ZA0”运营者要求：“你同意或者确保实际权利人同意授予‘ZA0’及其关联公司以及‘ZA0’用户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责，不可撤销、永久、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 ”在引发网民讨伐后，“ ZA0”方面很快耐除了相关内容。然而，当媒体将这一条款摘出来摆在用户面前时，很难不引起用户的恐慌。

蚂蚁金服方面很快公开回应，支付宝的3D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人脸伪造带来的身份冒用情况”。至于用户肖像滥用问题，极棒实验室安全研究员宋宇昊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ZA0’从用户处获得的信息主要是肖像图片，从技术角度而言，它并不比其他上传照片的APP有更多风险，但 ‘ZA0’向用户索取了肖像使用授权，这意味着用户会暴露更多的风险。”

“ZAO”引发网络争议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版权问题，为了避免版权纠纷，“ZA0”在版权声明中表示：“短视频和表情素材，除了特别声明是‘ZA0跟合作方进行版权合作的之外，均来自于用户自发的上传，‘ZA0’不享有素材的商业版权。”而如果用户使用“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合法权利”，造成任何第三方损害，用户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要一并赔偿“ZAO”及其关联公司遭受的损失。

“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可以用它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去年，百度CEO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曾引起轩然大波。这一言论指向中国互联网用户在“隐私”问题上的的某种隐忍，也暴露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于用户信息使用的心态。

    材料二

我国法律体系中尽管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但是没有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及相应实施细则。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在2019年4月发布《2018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显示，个人用户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个人资产银行账户、地址等隐私遭到窃取的人数多达150万，移动应用APP在高权限下获取用户信息，假冒“热点”APP等诱骗用户下载并提供个人信息等，都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遭到泄露。2018年圆通快递公司外泄约10亿用户信息，华住酒店集团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万豪酒店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顺丰速运泄露约3亿用户信息，这些只是影响较大而被披露才为人所知，实际上被泄露的个人用户信息可能还有更多。而作为用户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信息何时被收集、何时被用于何事，除企业机构未能较好地保障用户信息原因外，无明确的可落地的实施细则也是重要因素。

此外，互联网环境本身是一个匿名化网络环境，尽管不像暗网、深网等对网络内容实施高度匿名化，但是也并非真实世界环境。由此也引发了如网络暴力、虚假消息传播、不良信息传播等负面影响事件。对此，因家通过网络实名制的方式，希望改善网络环境并为更有力的监管提供条件。

对于网络实名制，尽管中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但推行完全网络实名制还处于的        阶段。网络实名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网络环境更加健康，但是网络实名制需要考虑其推行程度，即权衡匿名化是否不能存在于未来网络之中。网络实名制也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网络匿名化并非一无是处。网络匿名化本身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更为理性的发表言论而无需担心遭到恶意报复，这在人民监督政府工作以及举报不良行为上有着积极作用：而实名制对于利用匿名网络而随意发动网络暴力、散播不良信息的行为有着遏制作用。因北，应在需要实名化监管的领域推行实名制，而对于容易泄露隐私信息的领域采取匿名化。当然，匿名化不意味着肆意而为，匿名表达也需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对于违反约束的匿名表达可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控制。

    材料三

大数据在深刻变革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伦理问题。“世界数据化”引发的伦理争议，对当代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伦理价值观亦遭受前所未有的解构与破坏。

一方面大数据造成的“数据垄断”无处不在，导致信息侵权与权益分配不公。首先，大数据的挖掘和使用被行业巨头、政府主导，如国内的百度、腾讯，国外的Facebook、微软、谷歌，这些公司牢牢把握数据源与技术优势，几乎垄断了大数据市场。无论个体还是国家，皆有可能成为垄断的牺牲品。“棱镜门”事件即是一则典型案例。事件被揭露后，美国政府及谷歌等几大公司，都没有进行有效回应，且有迹象表明这一监控他国的“棱镜计划”仍在继续，这严重破坏国家间的互信；其次，一些公司或组织通过大数据深度加工，精确地了解市场需求、用户心理，预测竞争者动向，使公司业绩突飞猛涨。

然而这些“数据红利”源于所有用户数据信息的让渡，先不论已享受智能化便利的人群，那些偏远山区的民众也在忍受各类推送信息干扰，成为大数据营销下的广告靶子。此外微信6.1版本为展开广告营销的背后，不少用户更不情愿忍受屏蔽之苦，这些都折射出数据垄断背后的应用伦理困境。

另一方面，大数据带来的“数字记忆”或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无时无刻不令人忧虑。所谓数字记忆，即指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下，所有行为留下的数据足迹，会被永久记忆，一般人无法删除，“遗忘的权利”被剥夺，这颠覆了生物规律。甚至可以说，这一“数字记忆”模式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数据的奴隶”。英国的维克托·克托舍思伯格在《删除》一书中也提到，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正在瓦解我们天生的遗忘能力，“数字王国”记住了那些有时最好被遗忘的信息，如Facebook 照片上会被网络永远铭记，谷歌记得所有我们搜索过的信息和时间，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职业发展。

    材料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部分。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如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包括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雾霾等污染因素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调查显示，除了领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和资源、躲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三年国家旅游局关于春节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表

材料三：

    建设好慢游基地，让游客尽享“慢游”乐趣。最佳慢游旅游区呈现“众星捧月”的空间格局。经过多年的培育，贵州旅游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明亮的“月亮”，如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镇远古城、百里杜鹃等等，但是这些“月亮”缺少“众星”产品的陪伴，游客当天看完，当天离开，而无法实现对周围辐射型的消费。贵州是国家公园省，山地度假、乡村度假、气候度假资源优势突出，处处有美景，既有诸多区域的“小月亮”，也不缺少捧月的“星群”资源。因此，加强“伴月星群”的打造是建设慢游产品的基础工程。要树立大旅游区概念，依托核心度假基地，综合利用周边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把景点串成景区，打造品牌慢游旅游度假区。

实施“众星捧月”工程的关键之一是对“月亮”和“星群”的识别与筛选。作为区域慢游度假基地的“月亮”应该是以城镇为依托的大型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它应具备以下特征：拥有舒适的自然环境、舒适的住宿、丰富的夜间产品、康益的人文环境。基于度假需求的慢游产品。“星群”应具备以下特征：依托慢游度假中心，拥有发达的辐射型短线游，时间上能满足求“深度”和“休闲”的需要。

    （摘编自《打造贵州“快旅慢游”产品体系》）

材料四：

    今年春节返程最堵的地方无疑是海南。到目前为止仍有超过万辆外地车辆滞留海南。从大年初三开始，受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雾天气影响，琼州海峡出现反复停航。

    事实上，前些年春节期间，在海南的一些热门景点游客蜂拥而至，人挤人、人挨人、大堵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照理说，海南是离岛，有多少车辆进入海南，港口方面能够充分掌握，这也为限流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优势。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些车辆进行限流？如何限流才会确保更好的旅游体验，不至于堵在囧途？特别是，根据气象特点，琼州海峡每年12月至3月雾较多，且多为平流雾，是否应该为极端天气的可能发生留足运力余量，根据运力的余裕程度来考虑接待游客的数量？这些课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摘编自2018年2月“央视新闻”）

    ①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涌现出《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②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目前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现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③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诘屈聱牙的文化知识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最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合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④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⑤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⑥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编自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

    《草堂诗余》是南宋何士信编辑的一部词选集，其中词作以宋词为主。《花间集》是后蜀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经典作品。明代词选的编纂与这两部词选集关系密切，以此为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词选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明前期《草堂诗余》不大被人们重视，词学发展与其关系不大。明中期词选的编纂很是热闹，人们唯《草堂诗余》是尊，对《草堂诗余》奉若典范，或奉其为填词之法式，或视之为“宋人风致”“宋词精绝者”“古之佳制”。明代后期，《草堂诗余》所呈现出的柔艳婉约之风，与明人的审美理想相契合，使之在明代后期伴随着心学思潮、文学复古思潮，在词选编纂史上成为靓丽风景；而《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中的词在某些方面同调，再加上明代后期复古思潮的进一步深入，它也成追摹范本。明末选家从《草堂诗余》《花间集》中突围，打破了婉约词独占天下的局面，选词范围有所扩大，形成了婉约词，豪放词并重的局面。

①第一阶段：明前期“草”色凋零，不为所重。

②第二阶段：明中期{#blank#}1{#/blank#}。

③第三阶段：明后期{#blank#}2{#/blank#}。

④第四阶段：明末期{#blank#}3{#/blank#}。

材料一：

    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

    品牌时代的来临，承载的是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梦想和使命，需要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也需要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过程也是质量升级、品牌壮大的过程，德国专注务实的工匠精神，美国高度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韩国成立国家品牌委员会的推进机制，都给我们以启示。当C919国产大型客机翱翔蓝天，当中国高铁“扬帆出海”，我们不只有品牌之梦，更有品牌之力和品牌之智。

材料二

材料三：小仙炖、钟薛高、ito、北鼎……一批兼具好设计和高品质的国货品牌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并正逐渐成长为“中国制造”的新门面，成为新消费的代表。比如刚诞生两年的雪糕品牌钟薛高，凭借标志性的瓦片造型和不断迭代的口味类别俘获了大批年轻人的芳心。 事实上，90后和00后务实消费的理念，也为服装制造、电子信息制造等传统产业的牌国货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机会。

    2018年，国产运动品牌李宁首次亮相纽约时装周，以亮眼新潮的设计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此后推出的球鞋系列“悟道”，以大胆的配色和解构设计，准确切中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迅速走红。

    在产品优质的基础上，用设计感打动年轻消费者，回力、飞跃的帆布鞋，波司登的羽绒服，包括华为近期和眼镜潮牌GENTLEMONSTER跨界推出的智能眼镜，都延续这一套路成功转型，焕发新的活力。

老摘编自《毛文超乌镇演讲：新消费的机会将在细分领域迎来爆发》

材料四：

    中国造，正当“潮”。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传统文化消费，新生代消费者为了彰显自我个性、打造个人属性标签，日渐乐于使用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以故宫推出的彩妆口红为例，一经推出，仅用一晚的时间即预订超过一千支，而这源自于消费者对于产品背后的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而晨光文具则与京剧“联姻”，将生旦净末丑的扮相绘于文具之上，瞬间火爆市场。因为文创的融入，晨光把看似几元钱的小买卖做成了年营收80余亿元的大生意。

    与此同时，一批电商平台纷纷“造潮”，孵化出一个又一个国潮新品。据了解，近年来，京东、唯品会、拼多多、天猫等电商平台都开始了对国潮市场的开拓。天猫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国潮的策划和重视，2018年更是在国货跨界、文化营销、国潮出海等各个方向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摘编自《颜值与性价比兼具，国货当潮源于创新彰显自信》《南方日报》)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小，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来是从示从豊。示是指一种仪式，豊是一种祭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师徒用“克”字、用“事”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