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分享经济又称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市场交易额较上年增长103%，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创新、带动就业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预计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分享经济领域提供服务人数有望超过1亿，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将成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重点领域市场规模及带动的就业机会

    分享经济将重新定义工作和就业：从全职全时工作走向兼职分时工作，从办公室与工厂走向更个性化的居家与旅途；“公司十员工”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平台十个人”所替代，参与者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减轻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程度。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劳动关系。一方面，劳动力的新流向会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招工难”现象，加大劳动关系运行风险。另一方面，劳动者就业从实体经济转向共享经济，也意味着从国家构建的劳动保护网络中脱离，不再享受劳动法律规定的劳动者的各种权利，从劳动关系转变为劳务关系或商务关系，以“自雇”的个体经济方式出现，这不仅是劳动者权益的一种损失，也使得劳动者面临更大的市场经济风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对共享经济带来的这些风险有警惕之心和防范手段。

（摘编自闻效仪《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享经济对劳动关系的影响》，2017年8月29日《工人日报》）

材料三：

    共享经济给我国就业形势带来了新变革和新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正在焕发“第二春”。目前国内为各类共享单车生产智能锁的制造厂商的劳动者大概有1万人，而老牌自行车制造企业如今有80%以上的员工在为生产共享单车服务。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改变了原有的个人与单位之间单一，排他的雇佣关系，带来了自雇型、多雇主的新就业模式，就业环境更加开放，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这种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流动。未来可能带来一部分结构性失业，但也会带来结构性就业。

（摘编自孙飞等《完善就业保障成共享经济发展新课题》，2018年1月1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四：

    随着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介入市场，传统业态受到严峻挑战。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等非常注重维护各方利益，常常利用现有法律进行干预。法国自2018年开始实行载人车辆新法规：除了传统出租车外，只有经过统一培训、通过考试获得载人资质者，才有权利用网上叫车平台或应旅行社等机构要求提供载客服务。舆论认为，法国这一法规是社会面临新经济形态的一种选择，也是听取各方利益诉求后推出的一项平衡措施。维护各方利益的平衡是各国都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中国也一样，甚至做得更好。

（摘编自张洽棠《共享经济“三伪”之辨：什么才是真共享？》）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文，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简称，它的理论速率可以达到每秒10G，特点是低时延高可靠高密度。工信部表示，当前，全球5G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5G产业已确立竞争优势。

    5G标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的统一国际标准，截至5月，在全球20多家企业的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我国企业占比超过30%，位居首位。目前，我国5G试点城市的应用大范围铺开。在上海，截至目前，超过2万个小区开通了以光纤为基础的千兆固定宽带，覆盖用户达上千万。中国电信上海公司5G专项推进办主任刘越峰说：“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整个上海两万个5G站点的规划，我们计划在2019年能够先期启动3000个站点的建设，到2020年，我们基本上会实现整个上海中心城区和主要城镇的5G覆盖。”

    工信部表示，在5G研究和推进中，我国一直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技术试验阶段，诺基亚、爱立信、高通、英特尔等多家国外企业已深度参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5G已经具备商用基础。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在产业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5G技术和产品日趋成熟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平，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

    （摘编自2019《新闻和报纸摘要》）

    材料二：

    5月30日，中国电信与上海市政府在沪签署加快5G引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电信方面向经济观察网确认，根据该协议内容，中国电信今年将在沪建设超过3000个5G基站，到2021年底建设超过1万个5G基站。

    为推进5G成功过渡到正式商用阶段，运营商正在大规模投资5G，包括5G网络的重点区域覆蓋，为整体5G产业链的形成打造基础设施，其中基站也是运营商5G投资的重要部分。集邦拓墣产业研究院资深协理谢雨珊曾对经济观察网分析，与4G相比，5G基站建设成本更高，资本支出要高于4G基站投入的1.2-1.5倍。

    对于该协议，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表示，当前上海正在强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核心能力，加快推进世界级信息通信枢纽建设。此外，该协议还约定了一系列内容，包括加快推进基于5G的创新和研发平台落户上海，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加快5G应用落地，助力上海打造全球领先的5G应用创新策源地等。

    （摘编自2019年《经济观察报》）

    材料三：

    网速变快，这应该是所有人对5G特点的最深认识了。到底能有多快?直观一点，你用5G下载一部高清电影，用时不会超过1秒。快是很快，资费方面，曾经有网友调侃：4G时代你一觉醒来可能是房子没了，但是5G时代，你一觉醒来是负债累累。

    对于我们来说，4G可能还是主要解决上网看电影、聊天玩游戏等，但是5G更多是解决数据问题。高速率对于云技术来说是很重要的，未来数据都上传云端，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都交给云。

    物联网和云计算一样，都是速率和容量的大户。5G发展后，物联网终端设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智慧城市、智慧家居、物流等等方面也会更加智能。就比如，我们以后的物流信息，可能就不是单纯到了那个城市那么简单，而是能具体到哪条街道这样详细的信息。

    目前无人驾驶汽车虽然已经上路，但相对来说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跟网络有很大的关系。上面我们也说到了，5G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低延时，这对于自动驾驶来说至关重要。想象一下，一旦前方发生危险，如果网络环境达不到要求，导致系统无法快速响应，车毁人亡的悲剧不可避免。

    5G的频段虽然快，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穿透力不强。电磁波有个特点，频率越高，它的绕射能力就越差，传播过程中的衰减损耗也越大，所以覆盖能力就大大降低。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面积的地区，4G只需要1个基站，而5G却需要多个基站，而基站的数量，决定了投入成本。

（摘编自《解读5G：和4G相比有哪些变化?对生活有哪些改变?》

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材料一：

古代小说因地位卑下，作者常攀附经史等强势文体以自高，并在小说中谈文论艺，以示博学，提高小说的品位，因此，小说中蕴藏着丰沛的文论资源，值得挖掘和利用。钱锺书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可惜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谈文论艺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诗文曲赋、小说戏曲、书画篆刻等无不应有尽有，或由作者直接介入发表，或借小说中的人物代言，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论和艺术两个方面。

文艺理论价值可从三个方面去认识：其一，发表创作观点。如小说的虚实问题，吴娥川主人《生花梦》第一回中说：（小说）“然不必尽实，亦不必尽虚。虚而胜实，则流于荒唐；实而胜虚，则失于粘滞。”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合理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度”。《海游记》第一回卷首诗云：“说部从来总不真，平空结撰费精神。入情入理般般像，闲是闲非事事新。”明确说“不真”就是小说的本质，只要描写“入情入理”，就自然新颖有趣。

其二，品评作家作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但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斥责“历来野史”和才子佳人小说内容“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千部共出一套”；又指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宣称《石头记》乃“实录其事”。徐述夔《快士传》第一回中则分别指出当时佳人才子、神仙鬼怪等小说有“套语”“虚谈”“太腐”“太俗”“太杂”等缺陷。这些评论都目光犀利，首次揭示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形成的深层原因，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学人所取资。

其三，传述创作技巧。如《儒林外史》中多次论及八股技法，马二先生称“（八股）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从时代背景而言，八股是士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必须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其他。《玉娇梨》中杨御史说：“诗词一道，固是文雅，文人所不可少，然最于举业有妨，必功成名就，乃可游心寄兴。”所以，站在当时的角度，马二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顾炎武亦称明代士子除八股外，“他书一切不观”，北人能诗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

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谈文论艺描写的艺术功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将理论价值与文学功能完美结合的，《红楼梦》堪称典范。如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黛玉称自己喜欢山水诗人，主张写诗不必有太多的束缚，立意最为要紧，若“意趣真”，平仄可以不拘，词句不必修饰。她的文学主张与宝玉相似，宝玉创作《芙蓉女儿诔》，“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这些诗论继承明人“意趣”至上的主张，又表现了宝、黛的率真个性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儒林外史》蘧太守和鲁编修的文学观念截然相反。蘧太守教蘧公孙作诗要“吟咏性情”。而鲁编修则从小教女儿做八股，鲁小姐每日涵玩，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它”。这样，就为后来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姻不幸埋下了伏根。明末清初的很多小说都提出诗贵性情，虽是老生常谈，但置于当时的语境中，具有挑战八股和理学的进步意义。

  总之，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描写，是古代文艺理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总体成就虽不能与专论比拟，但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创作经验，比一般的学者之论更切合实际，既可丰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可借此考察文论的传播和接受状况；而且，一般作为小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刻画人物性格等艺术功能。因而值得学界关注。

（摘编自万晴川《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

材料二：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这时月光照的满地的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边上面，构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闷闷的回到店里，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闲着无事，到城里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几家铺面，其余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个荒凉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诧异。回到房中，打开书筐，随手取本书看，却好拿着一本《八代诗选》，记得是在省城里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当谢仪的，省城里忙，未得细看，随手就收在书箱子里了，趁今天无事，何妨仔细看他一遍？原来是二十卷书：头两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体诗，十五至十七是杂言，十八是乐章，十九是歌谣，卷二十是杂著。再把那细目翻来看看，见新体里选了谢朓二十八首，沈约十四首；古体里选了谢朓五十四首，沈约三十六首，心里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与那十二卷同取出来对着看看，实看不出新体古体的分别处来。心里又想：“这诗是王壬秋闿运选的，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的委实是好，有目共赏，何以这诗选的未惬人意呢？”既而又想：“沈归愚选的《古诗源》，将那歌谣与诗混杂一起，也是大病；王渔洋《古诗选》，亦不能有当人意；算来还是张翰风的《古诗录》差强人意。莫管他怎样呢，且把古人的吟咏消遣闲愁罢了。”

（摘编自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