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知识付费就是为获取特定知识而支付费用，是一种满足自我发展需要购买信息内容和服务的互联网经济模式。它不同于以往为获取知识而付费的方式：与网络服务紧密相连，有别于线下为参加培训的缴费；是特定人群为获取知识及相关信息、技能、经验等而实施的消费行为，有别于线上为娱乐消遣的付费；是知识经济时代特定主体在知识付费平台上购买特定知识产品的消费行为，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花钱买图书。

知识付费是新生事物，但实际上只是知识共享的一种新形式。知识共享有过两次升级。第一次由1.0版到2.0版。1.0版为静态（以百科为代表的静态知识，无互动），2.0版为动态（以社区论坛为代表的动态知识，有互动）。第二次为2.0版到3.0版，表现为进入付费问答与订阅的知识共享。在知识冗余与粉丝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这样的“知识”更接近于学界所称的“用户制造内容”。用户生产内容不再免费共享，而是创造价值了。在信息冗余与时间碎片化的背景下，知识付费就是为用户提供知识交换和提升知识储备的崭新渠道。

（来源：丁晓蔚、王雪莹等《知识付费：概念涵义、兴盛原因和现实危机》。有改动）

材料二：知识付费典型平台发展状况

（来源：王传珍《知识付费奇点与未来》，2017年1-2期《互联网经济》。有改动）

材料三：

    去年大学毕业后，姜女士一直准备着公务员考试。目前，网络上有许多和考试相关的付费学习平台，姜女士购买过不同平台的公务员备考网课。“我认为这个钱是需要投入的。一方面，网络授课形式方便，只要有手机或电脑就可以学习，如果错过直播，还可以看回放；另一方面，网课比一两万元高价的备考面授班，便宜多了。”姜女士说。

    大部分付费课程背后，有一个诸如教室一样的社区，报名后就可以在里面交流，也有老师在线答疑、布置作业等，就像上学时在学校的学习状态。像姜女士一样愿意在互联网上知识付费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付费知识省去了东寻西找的时间。

    市民林先生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平常会付费看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以了解先进的设计理念，“知识付费是以学习为主，如果你抱着猎奇的心态去提问或者去看答案，这本身就不存在知识一说。”林先生身边也有不少人爱看《月薪3000和月薪3万元的区别》《毕业一年如何赚到20万》一类文章，他说：“如果说你想通过一篇文章就能提升自己能力、开阔眼界，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来源：2018年4月25日《宁波日报》。有改动）

材料四：

    知识付费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危机。据“企鹅智酷”对1736名网友进行的在线调查，有过为知识付费行为的网民满意度为38%。对消费者来说，知识付费的内在驱动力是投入较低的时间成本，获取自己所短缺的专业知识，但不少人的体验是由知识短缺造成的焦虑并不能彻底消除。同时，一部分消费者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在知识付费中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显现。据统计，他们“对短视频的耐心已经下降到57秒”。在知识付费兴盛之前，消费者就有为娱乐付费的做法。由为娱乐付费到为知识付费是一种进步：知识进一步体现出其无可否定的价值；知识产品及其价值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尊重，知识付费体现的是对知识产品及其价值的社会认可。但在知识付费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局部性的变味：娱乐化程度日趋严重，猎奇之势愈发明显。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也屡屡发生。一些知识付费的平台及其经营者，常常将知识产品的原作者及其对知识产品享有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置之脑后，或者超越了道德底线，甚至超越了法律底线。

（来源：丁晓蔚、王雪莹等《知识付费：概念涵义、兴盛原因和现实危机》。有改动）

材料一：

    中央电视台与全国9家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这些国宝级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很多观众感叹：中国文物很丰富，中国文化有内涵。

    不仅是《国家宝藏》，近年来，电视综艺节目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出现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一大批“现象级”作品。这些节目就像一股清流，让曾经浮躁的电视沉静下来，悄然涵养出优雅的文化气质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这些节目成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契合了全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文化自信。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的观众更加渴望找寻到内心的精神归属，扎牢自己文化上的根。因此，当战火中辗转守护先秦石鼓的故事被深情演绎，当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徐徐展开，当有着“瓷母”之称的各种釉彩大瓶震撼亮相……观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责任感被一一激发，产生强烈共鸣。一方荧屏变幻，历史使然，时代使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一段时间里，电视曾被各种真人秀“霸屏”，过度娱乐化的现象让人不安。《国家宝藏》等一系列文化类节目的探索强有力地表明，观众需要娱乐，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我们的需求远比“明星蹦蹦跳跳”来得更多。关键在于，如何在文化的内核和创新的表达中找到结合点，让诗词、文物、书法等传统文化“活起来”，变得更有故事、更有感情、更有温度，易于接受、易于感知、易于亲近。

（摘编自2017年12月27日人民网《<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观众不只需要“更快的马”》）

材料二：

    近日，位于故宫文华殿内的清乾隆各色釉大瓶前人满为患，很多中小学生拉着家长专门来观看这件有着“瓷母”称号的文物。在《国家宝藏》中，各色釉大瓶因被戏称为乾隆皇帝“农家乐审美”的象征，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学生刘晓在各色釉大瓶前驻足许久，看了又看不愿离去。他是《国家宝藏》的“铁杆粉丝”，电视上看完后又上网找来节目视频反复看了几次，“既爱听文物背后的故事，也爱看自己喜欢的明星”。

    “原本怕影响孩子学习，挺反对他看的。跟着看了一集后就放不下了，一到播出时间就陪孩子一起看。”刘晓的母亲于女士说，原本对历史兴趣不大的孩子自此迷上了历史。

    “历史节目也能真实又轻松好看，这样寓教于乐的节目应该大力提倡。”一位带学生在故宫参观文物的初中历史教师说，不仅自己爱看《国家宝藏》，在课堂上向学生大力推荐，还计划结合课堂教学把节目里涉及的知识点融入期末考试试题中。

    北师大历史系学生刘媛更关注每件文物背后守护人的故事，尤其令她感动的是节目第一期的最后，梁家三代故宫人接力守护“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的故事，“感谢每一位文物守护者，是他们将中华民族的信念留存下来”。

（摘编自2018-01-09中国网《评：历史文化课需要怎样的“打开方式”》）

材料三：

    一档综艺节目又一次带火了旅游，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旅游类真人秀，而是一档“正经到骨子里”的文化节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自12月初《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骤然上升了50%。有旅游网工作人员预计，随着该节目热度的攀升，尤其寒假临近，不少有亲子游和游学计划的家长，已开始把目光转投“寻宝之旅”。

    在经济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经济”的说法，它是指以博物馆或博物馆群为依托，通过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特有优势和经济价值，将博物馆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有机融合的一种经济形态，能带动区域软实力提升和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博物馆事业功能发挥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国家宝藏》所“意外”带动的博物馆旅游热，也就是对博物馆经济的一次间接激励。

    《国家宝藏》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让国宝重器“说话”，其实就是拉近文物、历史与公众的距离，将文物的魅力、历史的细节以恰当的方式展示、诠释给公众，告别了过去的“高冷范”和“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它的成功，既实现了一种高效的历史文化科普，也为发展博物馆经济乃至整个文博、文旅产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启示，那就是要有“受众意识”，要创新展现和供给形式，找到市场的“痛点”。

（摘编自2017年12月26日中国新闻网《国家宝藏》走红博物馆经济大有可为）

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5时7分，科技人员发送指令，两器分离开始。22时22分，巡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踏上月球表面。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表示：“飞几十万公里，关键是着陆，要不翻车，月球车要安全走下来。苏联连续失败16次，主要是下去的瞬间翻车了。”

（摘编自《半月谈》2019年1月3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登月是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不只涉及技术，嫦娥四号的成功就像伴随登月向世界分发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张名片。只有坚定地自上而下制定目标和指挥实施项目和推进进程，才可能成功。

    中国人隐忍而系统地为这次成功做了准备。他们先发射了绕月运行的探测卫星。成功后，又于5年前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上了月球面向地球的一面。嫦娥三号甚至还携带了名为玉兔的月球车。

    航天业迄今的重要参与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正是这种持之以恒行动的反面教材。它们费力地说服政府提供太空任务所需的预算，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航空航天署只能惊讶地旁观中国人的太空行动。虽然单纯从技术角度看，它们也能做到。

（摘编自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9年1月3日）

材料三：

    欧阳自远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曾成功推动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此后，“嫦娥计划”从一号到五号探测卫星，全都离不开他的参与和推动。

    中国的探月准备工作做了35年，其中仅是论证，就整整10年，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更难的是如何赢得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初面临的质疑很多，近20年来没有其他国家提过探测月球，为什么中国要去搞探月？尤其令欧阳自远感到压力的是，国人只愿看到“嫦娥”系列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成功，无法想象一旦出现失败会是怎样。“开汽车有时都会遇到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的状况，对于如此复杂的探月工程，问题怎么可能没有？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要出去就必须成功！”

    回忆往昔，欧阳自远仍然心情激动：“当卫星上轨道，我从来没那么激动过，抱着孙家栋（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我们两个七老八十的人说不出话来，眼泪一直在往下流。”

（摘编自《环球人物》2019年1月4日）

材料四：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玉兔二号巡视器成功实现月表“越野”，令无数中国人激动不已，而 “嫦娥登月”背后的航天人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与过去不同，与国外不同，中国飞控中心坐着的几乎全是年轻人：一群80后、90后，筑就了这条长达38万公里的奔月路。

    航天队伍的年轻化，已然成为中国航天的独特优势。今天，中国航天15万研究员中，10万人属于“80后”，平均年龄为31～33岁。这样的年龄优势，让国外同行感到“恐怖”。美国宇航局研究员平均年龄是42岁，欧洲和日本科研人员年龄更大，俄罗斯还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

    更值得称赞的是，这群献身航天事业的年轻人的意志品格丝毫不输老一辈。他们既有初生牛犊的闯劲，又有拓荒牛的冷静，还有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摘编自《长安观察》2019年1月5日）

材料一：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新华网4.16

材料二：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人民日报4.16

材料三：《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北京财经4.13

材料四：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人民日报4.15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出现要早于官方组织。从源头上讲，民间组织促进和推动了官方组织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化；从实际运行看，官方组织出现之后，便开始组织引导、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到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管理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官方组织管理体系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形式屡有创新，呈现出强烈的自我发展态势和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

    民间组织是由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非官方组织，到明清时期它们的存在便已无法与官方完全脱离，即便是一些看似与官方毫无关系的民间组织，实质上仍是在官方的允许或默认之下存在。明清时期没有普遍设立县级以下机构，所以发挥民间组织的管理作用极为重要。其基层组织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半官方和民间组织都具有广义上的民间组织性质，比如里甲、乡约、社学等，都属于半官方性质，因为它们虽然主要是由民间群体来组织运行管理，却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接受考核、监督和管理。比如社学，它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教育组织，明清时期各地普遍设立。明初天下既定，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就下令地方政府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倡立社学，但效果不佳。清朝明确规定社、义学教师可免差役，体现了半官方性质。各地民间学校的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和地方乡绅的重视程度。

    极具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善堂善会，以及兼具地缘和血缘的会馆、公所等组织的民间属性更为明显，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官府而存在，它们同样在国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之下运行。这类民间组织的产生动力主要来自强烈的自我需要，以及地方精英的积极推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传统经济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城市繁荣，城乡各类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商业会馆和商帮就是典型的民间组织。一些商人为方便在外地的经营，多以地域为单位，与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联合起来，捐资兴建会馆。它们各有组织章程，保护入会者的利益，研究经营对策，举办联谊活动和公益事业等。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商业组织，即便是商品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会馆，也是同籍官员私下聚会场所，在联络亲情和关注家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在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方面作用最为突出，里甲、保甲和乡约等组织实际担负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里甲组织，主要职能是编查土地，催办钱粮，完成官府交办的各项公事。比较而言，保甲组织在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功能更突出。两套地方基层组织交叉使用，在稳固国家政权基础、确保赋役征收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行会、慈善会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民间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的民间组织复杂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城差异大，原生性强，决定了它的自发无序和泛滥性质，难免与“官方”组织利益不一致，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朝廷对其加强了管理。

（摘选自彭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那些民间组织》）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如果不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都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一直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一直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如果不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倘若无人乐于充当评价者，那社会性道德评价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前两个条件缺失其一或全部缺失，只是会不同程度地减弱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