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贫穷的挥霍者
      ①就水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挥霍者。
      ②联合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现有12亿人面临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压力，80个国家水资源不足，20亿人的饮水得不到保证。预计到2025年，形势将会进一步恶化，缺水人口将达到28亿至33亿。世界银行的官员预测，在未来的5年内，“水将像石油一样在全世界运转”。
      ③我国属于缺水国之列，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淡水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人均水资源方面，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淡水资源的1/4。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一半以上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沿海城市也不例外，甚至更为严重。目前我国城市供水以地表水或地下水为主，或者两种水源混合使用，有些城市因地下水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有的城市形成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大漏斗，使海水倒灌数十公里。由于工业废水的肆意排放，导致80%以上的地表水、地下水被污染。专家们警告：“20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美国民间有影响的智囊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中国城市地区和工业地区对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国将长期陷入缺水状况。”中国的黄河在过去的10多年间，年年断流，其中1997年断流226天。流经中国一些人口稠密地区的淮河去年也断流了90天。从卫星拍摄的照片看，数百个湖泊正在干涸，一些地方性的河流也在消失。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其中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1/13，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④但是，广大老百姓能感受到我们如此的窘境吗？没有。
      ⑤就生产用水来说，在宁夏的一些地方，每亩水稻一年大约需要浇2000多立方米水，一亩小麦要浇1200多立方米水。中国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在宁夏，每公斤大米耗水超过2吨。大水漫灌如果真的对庄稼有好处，倒也罢了，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引起土地盐碱化的最根本原因。
      ⑥工业用水方面，我国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不到发达国家的1/3。
      ⑦觉醒吧，国人！如果这种用水状况还持续下去，那么我国水资源枯竭那一天必会来临！

H7N9是禽流感

      ①H7N9是禽流感病毒的一种，流感病毒可分为甲（A）、乙（B）、丙（C）三型。其中，甲型流感依据流感病毒血凝素蛋白（HA）的不同可分为1﹣16种亚型，根据病毒神经氨酸酶蛋白（NA）的不同可分为1﹣9种亚型，HA不同亚型可以与NA的不同亚型相互组合形成不同的流感病毒，而禽类特别是所有这些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H7N9禽流感病毒是其中的一种。

      ②流感是一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目前尚无H7N9人传人的确切证据。H7N9亚型流感病毒既往仅在禽间发现，在荷兰、日本及美国等地曾发生过禽间暴发疫情，但未发现过人的感染情况。1996年～2009年间，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曾报道人感染甲型H7流感病例，病毒亚型分别为H7N2、H7N3和H7N7.此前，我国从未发现过H7亚型流感病毒感染病例。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指出：此前从未出现过人传人的H7亚型禽流感病毒。

      ③H7N9的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典型的病毒性肺炎，高烧38℃以上，咳嗽。目前确诊病例主要表现为典型的病毒性肺炎，起病急，病程早期均有高热（38℃以上），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起病5﹣7天出现呼吸困难，重症肺炎并进行性加重，部分病例可迅速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并死亡。目前对该疾病临床特征的认识还很有限，该病毒感染能否引起轻型病例或其他临床表现尚不清楚。随着更多的病例信息的积累，对该疾病的认识将会发生变化。

      ④H7N9的特异治疗手段仍在研究之中，目前尚无针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基因序列分析显示，该病毒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流感病毒药物敏感。根据其他型别流感抗病毒治疗的经验，发病后早期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流感病毒药物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人类新发现的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特异性治疗手段仍需观察研究。

      ⑤对H7N9无需过度恐慌，采取一定的措施，这种流感也是可以预防的。首先，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气、注意营养、保持良好体质有利于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其次，还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病死禽、畜。此外，出现打喷嚏、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时，要用纸巾、手帕掩盖口鼻，预防感染他人。确诊病例接诊的医务人员中均未发现感染病例，但由于医务人员比普通公众接触患有感染性疾病病人的机会更多，建议医务人员在诊治病人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应采取标准预防加飞沫传播预防和接触预防。目前，H7N9仅在局部地区发现少数病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经医学观察未发现续发病例，根据目前有限证据推测，公众感染该病毒的风险较低。

（摘自新华网）

教养是一个人最好的名字

    ①有一年，一夜秋风劲，郭德纲家的柿子树叶子落尽，红红的柿子，就像院子里升起的灯笼。很快，就有喜鹊登枝，一口一口地啄食柿子。家中小儿急了，不由分说，就去驱赶。老郭看到，急忙拦阻，道：“别这么独，让它吃！”

    ②接着，老郭对儿子说：“人的一生很长，不差这一个柿子吃。而这只喜鹊这辈子顶多吃这么一个柿子。看它有东西吃，也是种快乐。”

    ③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好的教子素材。“别那么独，让它吃！”天下的父母，若都把这个故事借过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孩子的教养一定不会差。

    ④前些日子坐火车，四个铺位的软卧包厢，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空着。车开动不久，老人说，咱们早点儿休息吧。是啊，这几天玩累了，我们倒头便睡。车过嘉兴，上来一位女士，轻轻敲门，见包厢里黑着灯，她便借着走廊里的灯光，放妥行李，整理好床铺，然后关好门，蹑手蹑脚上了自己的上铺。直到躺下，她都没有开灯，哪怕是自己的床头灯。

    ⑤而那时，也就是晚上7点多，列车里还播放着音乐。

    ⑥一夜无话。早上列车员来换车票，通知她该下车了，她便窸窸窣窣地整理。起初，我认为她是在收拾自己的行囊，哪料，她是叠被子。出了无数趟门，坐了无数次车，阅了无数的人，哪里见过这个被子还需要叠的？只见她耐心地把被子舒展开，换了好几种方式，终于叠成昨晚展开之前的模样。然后，她还把两个枕头的每个角都抻平了，抻舒展了，那“唰唰”的抻枕头的声音，听着真悦耳。

    ⑦她下车的那一站是山东德州。不管她是不是德州人，因为她，这个地方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你说，还需要知道女士姓什么叫什么吗？教养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名字。

（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6日）

       记得有次我把一堆水鸭蛋拿给一只麝香鸭代孵，小凫的羽毛一干，也是马上就逃走了，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们抓了回来。又一次我让农场里的一只胖大白鸭代孵，那些小家伙却高高兴兴地跟在她后面，好像她是它们真正的母亲似的。我猜想关键一定在母鸭的叫声上，因为从外表看来，不管是那只家养的白鸭还是麝香鸭，都和真正的水鸭长得大相径庭；不过白鸭的叫声却和水鸭一样——这是因为农场的家鸭原是由野鸭驯养而来的，在这段驯养的过程之中，野鸭羽毛的颜色和身体的形状都已大变，但是叫法却还保持原样。

       我因此得出一个颇为清晰的结论：如果我要小凫跟着我走，我得学母凫一样叫才行。“他在脖子上挂个铃铛，嘴里发出哞哞的叫声，小牛就以为他是母牛。”布什的诗句正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

       于是我立刻着手去做这个实验。就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天，我把一窝待孵的水鸭蛋放在人工孵卵器里。小凫一出壳，羽毛刚干，我就学着母水鸭的叫声，不停地唤着它们。果然，这一次这些小鸭子一点也不怕我，它们信任地望着我，挤成一堆，听任我用叫声把它们带走。我的猜想因此完全得到证实：新出世的雏凫只对母凫的叫声有本能的反应，却不知道母亲该像什么；只要会像母鸭一样叫唤，不管是只肥胖的北京鸭还是一个更胖的人，都成了它们的母亲。

       不过，这个代替物却不能太高。在实验开始时，我原和小鸭子一样匍匐在草中，后来我逐渐换成坐的姿势。可是，等我一旦站起来试着带它们走，它们就不动了；它们的小眼睛焦急地向四周探索，却不会朝上方看，没有多久，就像被弃的小鸭子一般，发出细细的尖叫，哭起来了。因此，为了要它们跟着我，我不得不蹲着走，这自然颇不舒服。尤其糟的是，做母亲的水鸭子得时刻不停地叫唤，只要有半分钟的时间忘了“呱格格格、呱格格格”地唱着，小凫的颈子就拉长了，和小孩子拉长了脸一样。要是这时我不继续叫喚，它们就要尖声地哭了。好像只要我不出声，它们就以为我死了，或者以为我不再爱它们了。这真是值得大哭特哭的理由呢！

——选自《动物笑谈》（劳伦兹）

      【链接一】我很少笑话动物，有时笑过，后来总是发现其实笑的是自己，或者也是因为动物的某一种滑稽样很像人才笑的。我们总是站在关猴子的笼子前面笑，但是当我们看见一只毛虫或蜗牛的时候，就不觉得那么可笑了。如果我们觉得公雁鹅追求雌鹅时的举动滑稽得不得了，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恋爱时，也一样做过许多荒唐事啊。

       凡是有经验的观察者都不会随便取笑动物的奇形异相。我每次看到那些去逛动物园或水族馆的人，站在一只因为演化的关系而变得奇形怪状的动物面前大声嘲笑的时候，就觉得生气；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在嘲弄一些神圣的东西——生命的来源，创造和造物者之谜。我一点也不觉得变色蜥蜴或是河豚、或是食蚁兽的样子有什么可笑的，每次看到它们，我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惊奇的敬意。

——选自《所罗门王的指环》（劳伦兹）

      【链接二】人吃蝗虫需要有非常健壮的胃，而这样的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我只能说，蝗虫是老天爷赠给许许多多鸟类的食物。

其他许多动物，尤其是爬行动物都喜欢吃蝗虫。我曾多次看到小壁虎的小嘴叼着一只蝗虫的残骸。甚至鱼如果幸运能吃到蝗虫也会很高兴。蝗虫的跳跃是没有明确目的的。它盲目地跳就随便落在什么地方，如果落到水里，鱼就立刻把淹死者吃掉。

用不着进一步列举吃蝗虫的动物，我已经清楚地看到它的用途了，它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把植物变成佳肴给人享用。只有一点我还说不准，那就是直接吃虫。人是不是讨厌直接吃蝗虫呢？我曾经抓了一些肥大的蝗虫，裹上牛油和盐，简单地煎一煎，晚餐时大人小孩分着吃，它比亚里士多德吹嘘的蝉好吃多了，有点虾的味道，有点烤螃蟹的香味，我甚至可以说滋味鲜美，不过我根本不想再吃了。

——选自《昆虫记》（法布尔）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汪曾祺

    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她拟的。只有四句：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少年当兵，漂泊转徙。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后来，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

    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师母后来不许他改了。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他不大用稿纸写作。在昆明写东西，是用毛笔写在当地出产的竹纸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钢笔，蘸水钢笔。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写的是行书。他晚年写信写文章爱用秃笔淡墨。用秃笔写那样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顿挫有致，真是一个功夫。

    他很爱他的家乡。他的《湘西》《湘行散记》和许多篇小说可以作证。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先生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八十岁那年，他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他的家乡每年有人来看他，沈先生非常亲切地和他们谈话，一坐半天。每当同乡人来了，原来在座的朋友或学生就只有退避在一边，听他们谈话。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沈先生对青年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自己出钱为一个诗人出了第一本诗集。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家中拉了一笔债，沈先生提出卖宇来帮助他，价款直接寄给诗人。他对学生的作品细心修改，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宇。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

    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有一阵住在呈贡新街，后迁跑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课时进城住两三天。他进城时，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宝贝，借书。沈先生的书是为了自己看，也为了借给别人看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可不多。有些书借出去一去无踪。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家里人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于。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吃得也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时，有时张充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了。

    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摘编自《汪曾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