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法国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著作《S/Z》中以慢镜头拍摄的方式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进行文本分析，将《萨拉辛》全文（中文译本有两万多字）分解为五百六十一个语段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五百六十一帧画面），之所以划分得如此细密，巴特是想告诉读者，文本是怎样一帧一帧地编织而成的。

    如果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作品，那么一部作品是由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形象等几大要素构成的，批评家要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剧作思想的设置等方面来讨论作品，如果以形式主义方法来读解，则要关注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喻和暗喻，或者陌生化效果等，这些都不是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当然作为结构主义大师的巴特，也不想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文本，他发明了诸多语码，来缝合这一文本，因此这五百六十一个单位尽管长短不一（一个单位既可以是一个词语或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段对话，或者是长长的段落），但是每个单位至少包含着一个或多个语码。巴特将这些语码总共归纳为五种：意素语码、文化语码、象征语码、阐释语码和选择行为语码（或者称之为情节语码），并逐词、逐句或逐段来阐释这些语码在文本中各自的功能。

    那什么是语码？语码不同于语义，所谓语码可以看成对语义的诱导和归类，詹明信认为，罗兰•巴特的“语码”是从信息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即我们可理解为一种语码基本对应某一种信息的类型，如文化语码“有点像格言式的智慧或对普遍的行为、事件和生活的常识的仓房，当需要某个具体细节的时候，它就会被说出来”。而意素语码（即人的语码）则指向人物的性格特征。

    罗兰•巴特的意思是，文学文本之所以能产生意义，不是因为读者通过文本读到了现实生活，而是文本中的那些语码作用于我们的理解习惯，使读者以为自己把握了现实生活。由此，詹明信解释道，现实主义的叙述并非是话语天生具有的结构，而是某种视觉上的幻象，是由某些作为“符号”在起作用的细节产生出来的所谓真实效果。联想到现代小说，詹明信认为：“现代文学对情节的抛弃被更好地理解为对旧的叙述组成结构的抛弃。”

    其实这种语码划分方式既能解析《萨拉辛》，也能解析其他小说，或者其他非虚构作品。詹明信既然称之为“文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这种解析方式不仅可以应用于文学，对文学以外的文本，如历史的、新闻的或社会学的文本均可适用，进一步可适用于一切叙事文本。

礼的毁灭、改良与重生

    在远古时代，基本不能理解一切带有灾害性质自然现象的人，相信在天地之间，除了有超越自然的神掌管着世间万物与人之命运，还有形形色色的鬼在作祟。而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人，只能以虔诚的态度，用各种形式向神鬼跪拜敬礼，祈求祥福。所以在远古时代，人们“行礼”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并在长期持续的祭拜活动中，将各种程序与形式逐渐完善与固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礼仪。

    在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等制度出现之后，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礼仪也随之从原始性的敬神仪式，发展至以阶级为基准的伦理道德观念。诸位神明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奴隶主贵族则取而代之，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行礼对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阶段，古代华夏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成为“礼仪之邦”，并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西周时代更是中国的“礼治”时代，由周公主持定下的《周礼》更是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礼仪论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礼具有了严格的阶级属性，主要作用变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周礼》、《仪礼》和《礼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经典，从唐朝开始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科目，位列九经中的三篇。宋朝之后，朱熹将解说《周礼》与《仪礼》的《礼记》重新编撰，并将其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封建时代的礼更像是一门“人治之法”，能够通过礼稳固世袭的阶级结构，在保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交替的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人处世的良性规范。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之礼是建立在君权和父权的基础之上，那么西方封建社会之礼则建立在君权和神权的基础之上。而这两者也因为“君权神授”的观点有所关联。

    在封建社会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时，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以出生定阶级、以阶级定行事标准的礼仪系统，以及贵族与仆役之间不相容亦不平等的“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均被重新审视。贵族并不天生高人一等，仆役亦有权选择学习与实现阶级上升。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式礼仪标准”，被逐渐转换成为“人人平等式礼仪标准”。

    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充分继承了封建君主的“征服”美德——大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老钱阶级相对应的new money（暴发户）群体的出现，使得看似“人人平等、自我实现”的资产阶级式处世之礼有了变化：在英国与法国，出现了一批用钱买贵族名头的“伪雅族”，在美国，出现了用不同价钱隔离不同收入人群的商业形式。虽然一度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奢侈品产业，在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阶层下放，但它也同时转换成为了“有钱才能买到”的新式礼仪准则：财富取代了阶层，成为新的“敬仰”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盛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消费主义社会。在这个神权不存在、阶级被消灭、人本主义盛行的阶段之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造就了以金钱为基准的新式社会阶层：贫穷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富人阶层。而因经济危机与抢夺资源催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以金钱为本的社会体系之中，曾经被神权与阶级所压制的人权是否又陷入了对于人性新的压制怪圈：消费至上。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同时盛行，精英团体与嬉皮士团体相安无事。在经历无数次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之后，需要正装出席的礼仪场合依然存在，只是“正装”的概念变得五花八门——你当然可以穿着三件套配双运动鞋，也可以套着华美长裙外搭一件朋克小皮衣。多形式的生存理念、多方式的生活选择，都被逐渐的尊重和扶持起来——在这个时代，礼所构建的基础并非社会付诸与人的一切名头与称号，而是人类彼此之间所天然拥有的尊重、理解与相互独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养成永远与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变迁有关。奴隶时代的敬神礼仪被封建时代毁灭，并建立一套以人之阶级为重心的礼仪系统。封建时代的等级礼仪被资产阶级毁灭，在保留王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尊重资本”的新式礼仪系统。两次世界大战又让人们全面反思资本对于人性的毁灭，重新建立一套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礼仪（日常礼貌）系统。不同时代，“礼”所需要尊敬的对象、“礼”的概念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但它永远是人类的执念。

    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针对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士绅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位子而为人所追求。”“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

（节选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需求到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等制作的民间家具。

    国内最早的漆饰家具是明宣德年间的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漆的工艺，比单纯填漆家具更华丽。明中叶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黄花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材的復木家具。在另外的广大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尤以斑竹所制枝木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宋代家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明式家具品种丰富，用材多样，其中以黄花梨最佳，这种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富有弹性。由于木质坚硬且有弹性，所制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很小。因此，家具造型简练、挺拔。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充分显示木材本身质感。另外，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宫廷家具色彩鉤丽、纹饰华美。其中，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中国漆器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这些家具的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去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并逐步扩展成了 “清式”家具的主体风格。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体已趋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繁缛的雕饰破坏了整体感。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特色，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

    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西方一些著名设计师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摘编自王翔子《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有删改）

材料一：设想一下，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想从科学理论中得到什么?” 当然，进行准确预测的能力是其中一点。就像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这个理论得到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做出了准确的而别的理论没能做出的预测。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验证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理论的另一个特性是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具体地说，如果你根据某个理论预测了某个数据或观察结果，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个理论解释了这个数据或观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是某种追溯预言。在20世纪早期，科学家发现水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奇怪。此时爱因斯坦还没有发表相对论。如果相对论在关于水星轨道的观察结果出现之前就出现，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用来预测水星轨道的奇特情况，因为相对论可以解释这些特殊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希望从科学理论中得到准确的预测和解释，但是，只有这些特点是不是就足够了? 我们是否需要理论反映现实事物的情况? 正是这个命题把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一个适当的理论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至于这个理论是否反映或模拟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而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事情恰恰相反，一个合理的理论必须不仅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而且要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情况。

在这里，让我们用托勒密天文学体系来理解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区别。托勒密体系由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公元150年左右提出。它是以地球为宇宙中心，太阳、其他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转的地心说理论。托勒密使用了周转圆这套数学算法来预测和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相关天体的位置。托勒密并非周转圆算法的发明者，但与前人相比，他拓展了这个算法的使用范围。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复杂的宇宙模型，如果没有周转圆 (或类似的东西)，就无法准确预测和解释行星的运行。

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元150年左右的工具主义者来说，“其他行星是否真的沿周转圆运行”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重要。托勒密的理论准确地损言和解释‘丿相天数据，这丿定唯一的重点。但与之相反，对于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尽管托勒密的理论做出了准确预言和解释，但现实主义者仍然要求这个理论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m以，如果兵他行星没有沿周转圆巡行，也就是说，如果周转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托勒密的理论就不能被接受。

一个人对某个科学领域的理论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领域的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举个例子，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现在这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模型秉持现实主义态度。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则对现代量子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

也有人可能分别用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来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举个例子，哥白尼体系 (一种日心说理论) 于16世纪50年代发布，到了16世纪末期，在欧洲的大学里，同时教授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少见。在望远镜发明(大约在1600年) 之前，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相信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因此，人们通常对托勒密体系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哥白尼体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被当作一个便于预言和解释的理论而被接受和广泛应用。总之，在1550年到1600年间，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和平共存。然而，随着望远镜的发明，以及表明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证据被发现以后，这个相对和平的共存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

总结一下，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人们对待理论的怂恿。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准确预测和解释相关数据。但是，现实主义者同时认力，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描绘或塑造事物的真实情况。最后，混合了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情况，或者对某个理论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理论持工具主义态度的情况，并不万盾，也并不少见。

(摘编自理查德·德威特《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孙天译)

材料二：我们今天以一种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比任何人对于西方摆脱教会和经院哲学统治的枷锁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大。

诚然，希腊古典时期就有一些学者确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这种对宇宙的认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家依旧坚守地球中心的概念，当时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阐述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难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直觉，也要掌握当时不易获得的天文事实。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为现代天文学铺平道路，也让人们的宇宙观产生了关键性的改变。一旦认识到地球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颗较小的行星，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觉也就如过眼云烟了。可以说，哥白尼以其工作和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逊。

没有一个民族可为他们中出了这样一个人而骄傲。因为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对哥白尼这样一个内心独立的人，难以用它来加以解释。

(摘编自爱因斯坦《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