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它是一种广泛的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做问卷调查，结论显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而且焦虑问题多，焦虑度较高，特别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情绪还可以相互传染，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近年来，社会流动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打破，这种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日益关注自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因为对“看病贵、看病难”等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的关注过度，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在大多数人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进行诊断和治疗，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只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不公道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彻底治愈“焦虑症”绝非朝夕之功。

（选自2013年《人民论坛》，有删改）

城乡文化的交融

    过去，社会文化同生活方式一样，也可以分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两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城市文化认为乡村文化缺乏文化含量，而乡村文化则认为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由界线分明走向相互渗透，趋于统一。其中农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向城市文化靠拢的趋势。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包容在城市文化之中。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融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的确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如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存在着自己的地方戏曲，它们代表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风味”，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地方戏曲日益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青年的吸引力。现在的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的是流行歌曲，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戏曲，特别是一些小的地方戏曲的衰落就是难免的。

    但是，大凡为历代所传承的文化都不会如此脆弱。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而且某些乡村文化在逐渐融入城市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东北大秧歌一直是东北乡村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在今天，人们更多地是通过电视看到大秧歌。而这些节目的制作者，是戴着大众的“眼镜”来生产这些节目的。到最后，连跳大秧歌的人都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样，经过改造的大秧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独立存在的乡村文化，而成了城市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了。

    再看城市文化。如果说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乡村文化来说是一个衰落过程的话，那么它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则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改变的不是乡村文化，而恰恰是城市文化自身。而导致城市文化发生这一变化的核心要素，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城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产生于城市，以大众为自己的“典型”受众，和原有的城市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这就有力地弥补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远离生活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成批生产，大量复制，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很快就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城乡文化融合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具体地讲，城市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村延伸的：一是人口的流动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众多的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使城市文化在无声无息之间渗透到了农村。二是现代传媒的传播。与城里人一样，电子传媒现在也已成了乡村居民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电视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就是主要源于城市文化，一些乡村题材的节目，也是按照大众的“口味”进行加工和提炼的。当乡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节目的时候，也正是城乡文化悄无声息相互融合的时候。可以说，城乡文化是在相互延伸中逐步走向统一，现代传媒每发展一步，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速度就加快一步。

    当然，对中国而言，这种延伸还刚刚开始，但它毕竟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作 ，是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之形。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主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作涂层。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任意窜改和胡编乱造。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乐府，原来是一个音乐机构，秦代开始设立。汉也设立了“乐府”机构，同样做采集民歌、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这些采集来的民歌，汉人称“歌诗”，魏晋人称“乐府”或“汉乐府”。

    来自社会底层的汉乐府是“忍无可忍才写的诗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代、赵之讴，秦、楚之风”，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的采诗运动，是继《诗经》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采集运动。这些采来的乐府民歌比起《诗经》来，乐府有几个变化：一是乐府民歌中，写女性的题材比例上升。二是口头文学的形式，故事性比《诗经》更强，有的还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开创了我国不发达的叙事诗的先河。三是杂言向五言的方向靠拢。这三者结合，就产生了伟大的乐府民歌。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都创造了中国叙事诗的典范。

    南朝乐府民歌，像是江南女子专情的歌。歌如眉峰聚，诗是眼波横，六朝都城建业及周边地区的“吴歌”和江汉流域的“西曲”，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情”字。今天的江南文化是在南朝乐府民歌里才开始真正奠定成型的。此外，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短小的篇幅，含蓄蕴藉的风格，同音双关的运用，假如调一调韵脚或平仄，那就是初唐人的五绝了。

    北朝乐府民歌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是北方英雄横刀高唱的豪迈之歌。风格质朴刚健，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的作品，它们传入南朝，被南朝乐府机关翻译、修改、配音，保留下来。今存七十余首，大部分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横吹曲辞》里。今天的研究者以为，北朝乐府民歌是靠流传到南方才保留下来的。因此，其歌辞多少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

    从某种风格特征上说，北朝乐府民歌兼具汉乐府的诗歌精神和南朝乐府的情采；既有汉乐府刚健的底色，又有南朝乐府别致的花纹。因为表面上看，北朝乐府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艳丽柔弱迥然不同。但其实，能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乐府民歌，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譬如在语言的节奏上，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南北朝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

    汉乐府、南朝乐府、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和魅力，延伸在历代的文人模拟乐府中。

    文人的乐府诗创作，汉代就开始了。发展到建安，形成了高潮。就三曹而言，曹操今存诗歌约二十首，全部是乐府诗；曹丕、曹植也大量写作文人乐府。文人乐府题材内容非常广泛。除了为祭祀、宴饮宾客而写的外，大部分涉及行役的苦辛、边塞的遥远、游侠的豪放、人生的慨叹、对生命的忧虑以及男女的相思。诗温以丽，意悲而远，或慷慨，或清绮，风格多样。这些说明，乐府民歌不仅给文人诗歌形式外壳，还遗传了题材、体裁、意象和风格特征。

    在艺术形式上，文人乐府既有传统的四言，也有新兴的五言，更有在民歌中诞生的七言。还有杂言、三言、六言等各种体式。由于宋、齐、梁、陈的统治者提倡，使文人乐府创作蔚然成风，他们继承建安，又有了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摘编自曹旭《读乐府民歌掇拾》

    南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土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

    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也被称为进士。韩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土科考试的人说的。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

    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宴会于曲江边的亭子内，称为曲江会。又遍游名园，以同榜少年二人为“探花使”探采名花。唐人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称为前进士，还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或“拔萃”的考选，取中后才授予官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其后以博学宏辞，授集贤殿正字”。白居易进土及第后，因为取中“拔萃”，所以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虽然进士及第，但是由于应吏部考选未中，未能得官。为此，韩愈以“前乡贡进士”的名义三次上书宰相求仕。

    以上所说的进士、明经等科通常每年都举行考试。此外唐代还有所谓制举，这是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据说是要选拔特殊的人才。无论取中进士、明经等科与否，都可以应制举。考期不固定，科目由皇帝临时决定，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等等，前后达百十种。这些称为制料。唐代博学宏词科本来也是制科，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以后改为吏部选人的科目，每年举行考试。宋代制举恢复博学宏词科。

    宋代最初也以进士、明经等科取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明经等科，只保留进士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此外仍考论策（后来也间或兼考诗赋）。礼部考试合格后，再由皇帝殿试复审，然后分五甲（五等）放榜，授予官职。

（选自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删改）

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钟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晣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謄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妤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是两恶相争，前者可以互补互利，后者则是互相残杀。钱先生解释说，两善相争与“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有差别的统一。

清朝人刘熙载写过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叫《艺概》，谈到对文学的看法，作者和前人颇有同感。前人曾说，不同的事物互相交织才产生花纹，又说，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对峙，才有文产生，如果失去一个，就不能成文了（在文字学里，“文”和“纹”相通，“文”最初的意思就是乌兽身体上的花纹）。写文章的人可曾考虑过文章是怎样写出的吗?刘熙载继续解释说，虽然大家都明白“物一无文”，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但更应当明白“物无一”也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钱钟书认为，刘熙载提出的“物无一也无文”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一与多的统一，在一致中见出变化，是生活和艺术共同的辩证法。前人谈论杜甫的诗歌时说，杜甫的诗每一篇都是朴拙和工巧相结合。如果完全朴拙当然无所取，如果全诗都写得工巧，那么又会过于新奇而少了浑厚的古风，古人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有人想删掉苏轼的诗歌里不够精湛的部分，被别人劝住说，在不整齐的诗句中经常有高妙的意思显现不是更好吗?对这种情况，钱忡书解释说，满眼的繁花似锦，络绎不绝，会让人得疲惫，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每年都要休息六个月，就是一张一弛之道啊!

（摘编自李莫谦《听钱钟书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