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作为一种韵文，向来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它不但是那一个时代灿烂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就像王国维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多少有些把文学神化和偶像化的意味。

    翻开我们的文学史，透过唐诗、宋词、元曲，甚至更早的诗经、楚辞等文学形式的表象，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它们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三百，原本大都是可以“弦而歌之”的民间歌谣；楚辞，是由南方民歌发展而来的文化人的歌辞；唐诗，多为可以吟唱的“歌诗”“声诗”；宋词，是专为歌曲词牌而填写的歌词；元曲，更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联系，以至于它的名称中，也只剩下音乐——“曲”的意义，尽管如此，它仍然使人想到常常在街头巷尾飘然入耳的流行歌曲。实际上，无论唐诗、宋词还是元曲，这些各自时代的“乐府”，正是那一时代的流行歌曲，与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民谣并无二致。而且，元曲与之更有一种相似之处：在它自身所处的时代，它是最为低下的艺术形式，被那些“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视为刍狗。正如我们今天对流行歌曲并不一定在意，抑或看不起它一样。然而，就是这些下里巴人使人们终于有一天幡然而悟——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是“乐府”。夸张一点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流行歌曲的历史。

    流行歌曲由于体制的短小，能够迅速地反映特定的情绪。而抑扬顿挫的音乐旋律，使它更富于表达能力和感染力，更易于流播和普及，把作者的思想传达给更为广泛的大众。这正是每一时代真正关心生活、关注社会命运的作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元曲是大众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其中戏曲的部分。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有着明确的观念——为了面向大众的演出而作，必须更多地表现普通人所关心的话题。而诗词则更多地咏叹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形式上，元曲更少格律、语言和风格上的限制，因而能更为自由地表达作者所希望表达的一切。

    元代的作家们，天才地把元曲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而且细微、真切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情绪与感受：他们的欢乐与烦恼，喜悦与遗憾，渴望与失望……以及深藏在这背后的爱与恨。他们的描绘又是那么的淋漓尽致、曲尽人情，那么的动人心魄，尽管我们没有听到而且再也无法听到那些存于我们想象中的音乐的旋律。这便是元曲，史诗般的文学。

    元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散曲，它又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类似于宋词，多是独立的曲子；套数则是由不同曲牌联缀而成的组曲。二是杂剧，即以北曲演唱的戏曲。三是戏文，即以南曲演唱的戏曲。

    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有“词山曲海”的说法，比喻曲作的数量之多，浩如烟海。但由于元曲是非正统的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流散十分严重。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个收藏、出版和研究元曲作品的高潮。清代是寂寞的，对于元曲来说。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思潮的兴起，使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通俗文学，寻找文化与艺术的本真，寻找对抗正统的利器。于是，元曲再一次被发现和重视。

（有删改）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习尚的巨大改变，尤以嘉靖至万历年间最为明显，这一社会变化带有全国普遍性，以江浙地区最为突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其基本动力来源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江南地区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以丝织业为核心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出口增加；大量海外的白银流入内地，货币的增加极大刺激了消费，导致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高消费成为时尚，文献中记载的奢靡风俗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嘉靖万历时的《余姚县志》以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生动而细致地记载了绍兴府余姚地区的这一风俗变化，使我们看到了社会变化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观念的影响。

    由于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进一步依赖市场，物质欲望迅速增长，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高消费首先冲击了现有的身份等级秩序。服饰不能反映身份，女性方面“求乞之妇、贱艺之妻、奴婢离主而居，媪妪秽行而淫者”与士大夫妻女头饰相同；“星卜商贾、俗子村夫、艺流博徒辈”无不戴巾，而且“无论上下贵贱，悉皆有号”，与士大夫浑然无别。时人的心态令人担忧，“且有无一缗之产，而制服数缗之衣”，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这样的社会图景，迥异古昔。

    明代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还表现在士大夫数量的激增。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至明中叶数量庞大，江浙又是科举制最为发达的地区，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而引人注目。士大夫阶层的壮大，使其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士大夫一方面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富裕生活，是奢华风俗的推波助澜者；另一方面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官府的要求又促使他们成为原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地方志是从批判的角度记载奢靡风俗的，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

    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宗族组织迅速普及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与士大夫组织宗族进行制度建设，移风易俗，以维护社会秩序有密切关系。士大夫响应国家推行乡约的号召，使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所以风俗的重大变化与宗族组织的普及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都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而理解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离不开对于士大夫动向与特性的把握。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