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

金 雅

    ①20世纪初，“美学”的学科术语和西方美学理论引入国内。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美学的认识论方法、思辨性特征、科学化形态等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演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和学科理论的自觉建设。但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对西方美学盲目崇信、简单照搬、生硬套用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西方化、标签化、简单化的研究思维与评价方式亦愈演愈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美学的绍介与描述性研究，很大程度是把西方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衡量标准和努力目标，对于中国美学自身的思想学说、精神特质、学理传统等缺乏原创性的发掘、梳理、提炼，也缺乏真正吃透活用西方美学理论以切实解决中国审美现实问题的美学理论建构与审美批评实践。

    ②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识之士如叶朗提出以范畴命题统史的美学史识和审美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心的核心观点，但总体来看，国内美学界对于中国美学的民族学理及其审美精神的系统发掘和全面阐发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主要还是以个案的、局部的、描述性的研究为主，在理论基础、观照视野、思维方法、概念范畴、学说体系上都亟须摆脱西方美学的全面影响而逐步走向自觉、丰富、深化、完善，从而推动中国美学的整体创新。

    ③简单“援西入中”无法解决中国美学发展的根本问题。简单“援古入今”同样不能满足当下中国美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富有人生情韵与诗性意向，但与伦理联系密切，以善立美，道德前臵，未形成自觉的学理建构和系统的学科话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在中西古今的交汇撞击中，传承古典美学的人生情韵与诗性意向，接引西方美学的术语学说与学科范型，初步创造发展出以人生论美学精神为标识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涌现出以梁启超、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生论美学家，初步构筑引领了中国美学迈向现代进程的民族理论风范。

    魏晋南朝人品评人物，非常重视人物风度的清俊爽朗之美。《世说·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又载：“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这里赞誉人物的风神姿貌，用了“爽朗清举”“俊爽”等词语，大致都是清俊爽朗的意思。当时玄学盛行，上层人士往往把超脱尘俗、神游物外当作雅人雅事，他们认为清俊爽朗的风度是一个人在思想、感情、性格方面超脱尘俗的标志。《世说》等书关于风姿、风神的记载都是针对人物的外部风貌说的，文学批评风骨论中的“风”是针对思想感情呈现为作品的外部风貌说的，二者特色都是“清”。可见文学批评中“风”的概念是从人物品评借用而来的，而且借义同原义仍相吻合。

    至于品评人物的所谓“骨”，是指骨相、骨法而言的。《赏誉》载：“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轻诋》载：“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注引《说林》曰：“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垒块”原意指众石错落突兀，这里借指人的骨骼挺拔。陈玄伯骨骼挺拔，故王羲之评为“有正骨”。韩康伯肥胖臃肿，有似肉鸭，骨骼为血肉所掩，故被人评为“无风骨”。肥胖使人体好像无骨，借用到文学批评方面，则肥辞使文无骨，故《风骨》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六朝画论中的风骨论。人物画评论中关于风骨的概念，是直接从当时人物品评的言论中得来的。顾恺之《论画》一文中多次运用“神”“骨”等词品评古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序》认为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气韵生动即指风，骨法用笔即指骨。谢赫把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放在六法第一、第二位，可见他对风骨的重视程度。画论中风、神、气韵等词，都指人物的神情风貌在画中表现的生动性而言；骨、笔迹、骨法用笔等词语，则指人物的骨相形貌在画中是否被勾勒得遒劲有力而言。人物品评、画论中风骨连称，除二者都很重要外，还由于二者的关系颇为密切。

    文学批评中的风骨论和画论中的风骨论的关系比起和人物品评的关系更为接近，因为文论、画论二者都是文艺理论。画论中的风骨论产生时代较文论中的风骨论要早，文论中的风骨论，或许主要是从画论移植而来的，从画论中的风骨论发展到文论中的风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画论中首先强调气韵生动，借用到文论，刘勰也强调“风”在作品艺术表现中的首要地位，他在《风骨》中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其二，画论中也很强调骨法用笔，移用到文学创作上，骨法用笔犹如端直劲健的语言。在绘画上，骨法用笔和随类赋采在步骤上有先后之分，即先勾勒轮廓，再施色彩；在写作上，端直劲健的语言和美丽的辞藻在运用上却是不可能划分为先后两个步骤的。

    从人物品评到画论再到文论，三者的评论对对象虽有不同，但风骨概念的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风”均指清俊爽朗的风貌，“骨”均指端直劲健的骨骼。

（节选自王运熙《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

    随着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作为乡村基层的里甲制度逐渐流为一种形式。国家将缴纳赋税的职能交给民间社会自行办理，由此形成了明清的“基层社会自治化”。而且，地方政府往往也因人力、财政上的困难，而难以有效地组织地方上的公共工程、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既然地方政府财政不足，只能依仗“乐善好施”“笃行仗义”的乡贤了。在筹建过程中和经营管理上，地方乡贤也参与其中，如清代《牧令书》卷七记载：“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况邑有兴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建育婴堂，修治街道，俱赖绅士倡劝，始终经理。”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公共事务，而且在发起、经营、管理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清时候的乡贤能够在乡村发挥作用，与国家的基层制度和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乡贤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与乡绅阶层的兴起紧密相关。广义上的乡绅是指“士之居乡者”。乡绅又可分为官绅、学绅和商绅。官绅是指曾经或现任官员在乡者；学绅是指那些有功名或学衔但又尚未入仕者；商绅是指那些具有商人身份的士绅，其在地方上具有一定权威并获得民众认可。

    明朝中叶以后，乡绅阶层渐渐形成，主要原因有：其一，退休官员多返回本籍。明代朝廷规定官员辞官或退休一律给驿还乡，致仕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其二，“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明代学校系统完备，士人一般都可在本地官学入学。拥有一定功名和学衔的士人，除非因违反学规、受处分剥夺学籍和功名外，其身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且，地方上举荐待入仕者多，官缺少，生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除了少数人离乡谋发展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本乡。

    这些乡绅由科举制、学校制和捐纳制产生，社会地位相近，朝廷赋予他们各种政治、经济、司法方面的特权，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同时，他们与乡土社会联系比较紧密，是一个社区中的领导者。他们在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乡贤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声望和特权，熟悉朝廷的法令、政策，可以与地方官员甚至中央官员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权益保护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意识，与民间社会有直接的接触，易于被百姓所信任和接受。所以清代一位叫王凤生的县令就说：“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尽喻于民，唯士与民亲，易于取信。”在与官方沟通时，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利用其拥有的特权，通过一切社会关系，将民间社会的意见传达上去。无论是朝廷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上达，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乡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

    塑料的功过难以一言蔽之，但随着塑料的不断增长，其危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塑料废物在环境中会长期存在，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对于地球环境和人类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塑料垃圾为何如此普遍？因为被丢弃的塑料毫无价值，这是垃圾箱里残酷的“黑色秘密”。重新生产塑料或购买新的塑料产品比回收利用塑料更划算。国此，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是要给废旧塑料一个价值。减少塑料垃圾，就要为塑料创造一种“循环经济”，将塑料生产和使用从“石油到垃圾到填埋或焚烧的单行道困境中走出来。在这个“循环经济”系统中，激励生产者生产可重复使用，可循环利用或可降解的产品，而回收业则要学会如何将所有塑料垃圾都收是起来。

    加州大学圣塔芭艺分权的工业生态学家罗兰·盖耶指出，事实上，只有减少从石油中开采的原始塑料，才能真正体现回收利用的好处。生产一吨再生塑料比从石油中生产塑料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少1至3吨，事实上，就在我们越来越擅长于将旧瓶子变成新子的时候，越来越多新的塑料瓶子还在继续被生产出来，人们同时在使用新的和旧的塑料瓶。预计到2021年，全球塑料瓶产量将在2015年基础上增长20%。

    回收利用不能阻止更多塑料垃圾的产生，意大利“新山”生物塑料公司的托尼·布列塔尼非常认同这一题点，为应对塑料垃圾之灾，一些国家采取了新的积极措施。如法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出售一次盘子和餐具：意大利规定所有出售的塑料袋要么是加厚、可重复使用的，要么是可降解的：德国推出了可重复使用咖啡杯的押金制度；英国出台了塑料袋税，并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棉签棒。

    塑料垃圾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将需要政府、零售商、制造商和回收公司的共同努力和协调，以采取更好的包装设计，开发先进的回收技术和新型塑料，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废物处理系统和技术。

    其中取得较大进展的，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能够分解塑料垃圾的细菌酶工艺，尽管前其工作效率还很低，但一旦成功分解废弃塑料就可以转变为其他化学物质。

    爱尔兰都袖林大学学院的凯文.奥康纳说，塑料垃圾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只有一种。我们应该继续敦促工业界和政府，实施明智的、多种方案结合的解决方案，但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的行为。“我认为技术最终将会走向成熟，但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自己。”奥康纳说。

（摘自2018年7月22日《文汇报》）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思考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既要追踪艺术起源与本质的问题，又要关注艺术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对艺术起源进行过相关思考。上古时期，人们习惯于将某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归功于某位英雄或神人，比如中国古代的“仓颉造字”“伏羲创画八卦”“女娲抟土造人”（远古制陶业的反应）等神话传说即是如此。后来，人们逐渐本能地认识到，艺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某种情感表达或情绪释放的需要。《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国古代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相对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不太习惯过于形而上的思考。而西方在这方面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的论点。柏拉图就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自然是对理式的模仿”。等到宗教神学笼罩的漫长中世纪结束之后。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艺术的主体价值在文艺复兴^①时期才得到灿烂释放。中国文化由于具有早熟性，艺术的独立也要提前一些，如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走向独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中国书法艺术的成熟也是这一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家为后世书法树立了高山仰止的艺术标杆。

    自在、自足、自由、自律的精神和意志，是艺术生命中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部分。孔子曾经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间接地道出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南朝画家王微在《叙画》中所说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亦是如此，突出了艺术给人精神上带来畅快感与自由感。西方也有类似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某种令人解放的性质”，这里的“解放”即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艺术越往后发展，它的这种主体性价值就会越加凸显出来。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说：“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它们的实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他提倡以艺术教育来破除对宗教的迷信。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活动建构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世界，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指导意义。

（摘编自徐妍《浅谈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

【注释】①文艺复兴，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