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阿里巴巴平台上整个买家询盘数急剧下滑，欧美对中国采购在下滑。海关是卖了货，出去以后再获得数据；而我们提前半年从询盘上推断出世界贸易将发生变化。”通常而言，买家在采购商品前，会比较多家供应商的产品，反映到阿里巴巴网站统计数据中，就是查询点击的数量乖购买点击的数量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数值。统计历史上所有买家、卖家的询价和成交的数据，可以形成询盘指数和成交指数。这两个指数是强相关的。询盘指数是前兆性的，前期询盘指数活跃，就会保证后期一定的成交量。所以当马云观察到询盘指数异乎寻常的下降，自然就可以推测未来成交量的萎缩。这种统计和分析，如果缺少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是难以完成的。这次事件，马云提前呼吁、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从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推动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普及的原动力，来自于企业改善自身经营水平、提升经营效率的需要。长期以来，困扰企业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加了解他的客户”。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出井伸之解释索尼衰落的根本原因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新一代基于互联网DNA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利用新模式扣新技术更加贴近消费者、深刻理解需求、高效分析信息并做出预判，所有传统企业的衰落不是管理能扭转的。”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传统企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难以贴近消费者，难以了解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第二，互联网公司的强项恰恰是天然的贴近消费者，了解消费者。传统企业必须嫁接互联网企业的DNA，否则必然沦为互联网企业的附庸。

    大数据对传统企业必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一，文化的颠覆和组织的重构。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一定是过时的，必须全面转向以客户和消费者为中心，重新梳理公司的战略、文化、组织。期间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机会。第二，对信息系统的冲击。传统架构的信息系统无法应对海量数据，首先存不了，其次也无法在多种数据间建立联系，也就无从分析，更谈不上快速有效。原来给运营商做商业智能的项目，运行一天出结果，就不错了。但大数据要求是1秒有答案。这种差别是巨大的。所以信息系统面临升级换代的要求。第三，企业经营管理必须和信息系统完美对接。管理要标准化、标准要流程化、流程要信息化、信息要智能化。

    对大数据的跟踪和研究，不仅仅限于推荐股票，更重要的是建立解释IT行业演进的顶层逻辑，用以解释快速发展变化的新技术，洞察信息产业发展规律；发现真正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并从对这些新兴公司的观察，反过来支持我们对上市公司的判断。我们相信，更宽广的视野、更频繁的交流、更深入的思考，将对投资人更有价值。

    《诗经》《楚辞》都是不朽的作品，说它们不朽，无非是说它们比一般文学作品享有更长的寿命，而并不真具有哲学上“永恒存在”的意思。拿屈原的作品来说，汉朝初年的贾谊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今天，试找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来读一下，他们的感受总难达到贾谊的程度，即使这位青年也有深沉的苦闷，满腹牢骚。《红楼梦》也是一部名著，和《诗经》《楚辞》-样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五四”前后青年男女知识分子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占少数，现在青年读《红楼梦》的比例显然要少得多。

    以上现象，借用电讯通讯的概念，可以称作“文化影响衰减”现象。远距离的通讯联络，讯号逐渐衰减，距离越远衰减越明显。为了防止衰减，中间设有接力站，使讯号得到增益。衰减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古人的处境与今人不同，古人的思想感受有与今人相同之处，也有与今人不同之处。世代相去越远，古今人感受的差别越大。

    中国哲学有极丰富的文化遗产，孔子、老子等思想流派到今天还有影响。我们常听人说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发扬孔子的哲学。也有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关系不大，倒是有些保守思想是孔子哲学造成的。这两种看法都有根据，现在从文化影响衰减现象来看，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文化现象两千多年永远长寿而不衰减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长久不衰，完全是凭借了两次接力站的补充，得到增益的结果。第一次增益，西汉的董仲舒抬出孔子为号召，增加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建立了宗教神学，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哲学史上出现了全国性的第一个高潮。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变革的，当董仲舒的哲学不能应付佛教、道教的冲击，孔子独尊的地位保不住了，宋朝的朱熹起了第二次接力作用，把魏晋隋唐时期已经趋于衰减的儒家振兴起来。朱熹把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形成了儒教经学。为了壮大自己，儒教吸取 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内容，从而丰富了儒家经学。

    经典文句是凝固的。他的影响会随着时易世变而衰减，但对经典的解释却可以随时改变、充实，使他免于衰减，记载孔子言行的可靠经典是《论语》，这部书不过一万多字，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来自各家的解释、阐发。朱熹的《四书集注》就经常用注释的形式来崇高、阐发自己的思想，为了取得权威性的理论根据，不得不抬出孔子作为招牌，以述为作，是古代学者通用的办法。辨明这个事实，就不难看清董仲舒的孔子是汉代的孔子，朱熹的孔子是宋代的孔子。“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打倒的不是鲁国的孔丘，而是经过朱熹改造的巩固封建社会的儒教。长久不衰的不只是孔子一家，道家老子也活了两千多年。道家老子也是一个招牌。

（摘编自任继愈《文化遗产的寿命》）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传统中国基本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为主，但由于管理区域的扩大和公共事务的增多，地方政府在承担一定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与责任的同时，自然而然被赋予一定的财政权力，甚至在晚清还出现了中央财权下移和地方分权的现象。

    清代初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但有以“起运”“存留”为标志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划分和调整。“起运”与“存留”实质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对于所征收钱粮按一定比例进行再分配。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事权的高度集中导致财权的高度集中。户部作为中央财政主管机构，制定财税征管政策，包括修订和编纂《赋役全书》以实现各省、州、县的赋役定额化；推行和利用诸如“易知由单”“实征红簿”“串票”“截票”等征税工具，以及滚单催征、顺庄编里等征收方法，确保赋役的足额征收。与此同时，通过起运、存留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支比例，通过解款和协款制度调剂不同省份、不同地方之间的收支余缺，从而控制地方财政。

    康熙朝以后还采取“悉数解司”与户部掌管“奏销”的举措，进一步强化中央对于地方财税的掌控。各地征收钱粮“悉数解司”等于取消了以州县为单位的财赋存留，州县正项经费开支必须随时向布政司及其所辖的户部寄存库领支。而清朝前期的奏销制度，除了由布政使司汇总所属府州县当年的赋税出入数额，核造上报计簿（“奏销册”）给户部审核外，还由督抚另外“复核”题奏，以达到相互监督之目的。雍正朝以后推行的耗羡归公，将地方官加征的杂税部分公开化和合法化，从而加强了预算外收入的管理，以实现其集权之目的。

从起运与存留的比例来看，清代中央有逐渐加强集权之趋势。清初，存留与起运各占一半，随着军费开支和中央财政的匮乏，中央政府开始对地方存留进行削减，地方存留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地方存留一般不超过25%，嘉庆末年甚至仅为17.4%。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从对半分配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形成集权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清代中央集权型财政关系至咸丰初年发生了转变。此时，为了镇压各地起义，清政府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中央财政左支右绌。为了维持王朝统治，只得允许各省自行经营筹划，从而导致地方督抚财权扩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军事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通过征收厘金和推行捐输等不同途径筹措军饷，而这些财政权力逐渐被地方督抚所掌控。厘金原本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开征的一种临时税种，属于在商品的产、运、销等三个环节同时征收的商税。后来在全国推广并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与田赋、盐课、关税等一起构成晚清的四大支柱收入。由于地方权重，厘金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而中央政府无法左右。正如郭嵩焘在《郭侍郎集》中所言：“今之厘金，惟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式……一听督抚之自为。”此外，捐输事宜虽要经户部批准，但各地方设立名目繁多的劝捐机构，户部根本无法考核其收支情况。各省督抚以厘金、捐输等自筹经费，必然导致地方督抚财赋支配权日重，而“户部之权日轻”，户部的奏销制度名存实亡。

    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句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

    文化有继承性、延续性，代代传承，积久而成传统。文化又有时代性，随时代变迁而更新发展。所以文化的发展是变和不变的统一，传承延续和更新发展的统一。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它的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变的是其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在不同时代环境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所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要传承延续，创新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通过创新发展而延续。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指的是文化发展中不变的那一方面。也就是其根本特质、精神和核心价值。它贯穿于民族发展的始终。作为民族的根与魂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一旦遭到破坏，民族的生命也就终结。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意味着它是我们立足的根本、生命的灵魂。而不只是某种可资借鉴、应用的资源。它的意义在于是根，是魂，而不是在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近7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至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植根于中华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离不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这个根与魂。

    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本，变的是末。二者又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文化的传承延续不是简单地保守已有的一切，更不是回到过去。传承延续必须与时代同步创新发展。传统的精神、思想、核心价值，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不变的根与魂，要通过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发展。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传统文化要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举例来说，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民族精神，或者说是民族魂的重要内容。它贯穿古今，是支撑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能克服困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而它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又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传承，本身就是变和不变统一的过程。不变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传承延续和发展。

    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曾经有过对岳飞的批判。说他抗金的行为不能称为爱国主义，不应赞扬而应批判。理由是他抗金忠于的是宋代的封建王朝，忠于的是徽钦二宗两个封建皇帝。所以岳飞只是封建王朝的奴才，不能称为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样看问题，就是没有认清变与不变的相互联结，不懂得不变的精神正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根本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核心价值观和精忠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历史始终而形成爱国主义传统。但其具体的内容和表现，总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有不同。

    所以，不变的根和魂就存在于变化着的具体时代内容和形式之中，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变化的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是它的根和魂。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正是为了不变的根和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和传承。分不清变和不变的本末，不懂得它们之间的联结，因为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否定和抛弃不变的根和魂，就如倒洗澡水时把小孩子一起倒掉。因此，不可不慎。

(节选自钱逊《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