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首先应该是取径的问题，即怎样写才能把字写好看的问题。晋人卫栋（即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对七种用笔的阐述，既侧重于线条的审美现象，也兼顾到用笔动作的技巧内容，有效果也有过程，既衡量什么字好看，也衡量怎么写好看，开列出某笔“如千里阵云”、某笔“如高峰坠石”等七项好看的标准，意在告诉学书者，在技法的学习上努力的方向。卫夫人所关注的是线条美中的技法问题。线条美是书法艺术独有的特殊内容。因此，古来的技法理论中十分关注线的运用。对线条的把握，是书法学习的重要路径。

    无论站在批评的角度还是站在教学的角度，汉魏时的人们更多地关注线条而忽略结构，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线条是属于书法的，而结构是属于文字的。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结构的审美价值的开掘。基于此，在站在教育者的立场而谈书法的技法学习的言论中，对于结体的重视可以说与对用笔的重视提到了同等的高度，结体的学习亦成为学书者的重要途径。至于古书论中有言用笔第一间架次之者，有言先学间架，间架既明则学用笔者，在我们看来，也并非是古人非要从中论出这两个取径孰为高下，而是说这两者在学习书法时不可轻忽其一。

    谈取径问题，是说从哪里入手学书法，古人择用笔与间架两途，实际上是直入根抵之法。而此一基本功不扎实，则书法亦如转蓬、浮萍，无所依傍，终无力而美。

    学习书法，始于技法的学习，技法的学习是枯燥而艰苦的，非有毅力与恒心，不足支持。毅力与恒心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意志力的问题。在书法技法学习阶段，那种单调枯燥常常影响学习者的情绪，意志力薄弱者常为单调枯燥的行为方式所导致的消极情绪所左右，从而导致学习的半途而废。所以在中国书论中谈到书法的技法学习及训练时，十分强调持之以恒。曾国藩谈到学习书法时曾提到“每日习柳字百个……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且莫间断，熬过此门，便可稍进；再困再进，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困时不间断，这可以说是古人论书法学习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流传下来许多书法大家刻苦学习的故事，如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多；如说钟繇入抱犊山习字，木石尽墨；如说唐太宗夜半把烛习《兰亭序》；如说赵孟頫习字十年不下楼，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故事不管是实有其事还是仅为传说，都足资教海。

    同时，古人也注意到，过分强调学书的困难，也会造成学书者的心理压力，从而削弱学书者的意志力。所以他们既告知学书者学习是艰苦的，困难重重。同时，也告知学书者，困难绝非不可克服的，知难而退，难则难矣，知难而进，难则不难。

    古人站在书法教育与书法学习的立场，言学书者的取径问题既多且徉，诫勉有加；言学书者的毅力问题由正及反，考虑周全。这其中有无偏颇有无武断有无机械，暂且不论，仅就其如此细致的分析，如此谆谆的教侮，已足以说明古人对技法的学习艳有十分重视的态度。

〔摘编自巴蜀书社《中国书法讲座》）

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

悲剧和喜剧这一对范畴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中一向就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悲剧和喜剧都属于戏剧，在分谈悲剧与喜剧之前，应先谈一下戏剧总类的性质。戏剧是对人物动作情节的直接摹仿，不是只当作故事来叙述，而是用活人为媒介，当着观众直接扮演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最生动鲜明的艺术，也是一种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艺术。人人都爱看戏，不少的人都爱演戏。戏剧愈来愈蓬勃发展。黑格尔曾把戏剧放在艺术发展的顶峰。西方几个文艺鼎盛时代，例如古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浪漫运动时代的德国都由戏剧来领导整个时代的文艺风尚。我们不禁要问：戏剧这个崇高地位是怎样得来的?

    多研究一下“儿戏”，就可以了解关于戏剧的许多道理。首先是儿童从游戏中得到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之中就带有美感。马克思论劳动，也说过美感就是人使各种本质力量能发挥作用的乐趣。因此，不能否定文艺 （包括戏剧）的消遣作用，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要惩罚囚犯，把他放在监狱里还戴上手铐脚镣，就是逼他不能自由动弹而受苦，所以囚犯总是眼巴巴地望着“放风”的时刻。戏剧是一个最好的“放风”渠道，因为其它艺术都有所偏，偏于视或偏于听，偏于时间或偏于空间，偏于静态或偏于动态，而戏剧却是综合性最强的艺术，以活人演活事，使全身力量都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且置身广大群众中，可以有同忧同乐的社会感。所以，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作为戏剧，都可以产生这种内容最复杂也最丰富的美感。

    不过悲喜毕竟有所不同，类于悲剧的喜感，西方历来都以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的悲剧净化论为根据来进行争辩或补充。依亚理斯多德的看法，悲剧应有由福转祸的结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理想的悲剧主角应该是“和我们自己类似的”好人，为着小过失而遭到大祸，不是罪有应得，也不是完全无过错，这样才既能引起恐惧和哀怜，又不至使我们的正义感受到很大的打击。恐惧和哀怜这两种悲剧情感本来都是不健康的，悲剧激起它们，就导致它们的“净化”或“发散”，因为象脓包一样，把它戳穿，让它发散掉，就减轻它的毒力，所以对人在心理上起健康作用。这一说就是近代心理分析源-----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或“发散治疗”说的滥觞。他认为，人心深处有些原始欲望和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不相容，被压抑到下意识里形成“情意综”，作为许多精神病例的病根。但是这种原始欲望也可采取化装的形式，例如神话、梦、幻想和文艺作品往往就是原始欲望的化装表现。弗洛伊德从这种观点出发，对西方神话、史诗、悲剧乃至近代一些伟大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心理分析来证明文艺是“原始欲望的升华”。这一说貌似离奇，但其中是否包含有合理因素，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他的观点在现代西方还有很大的影响。

(选自朱光潜《谈美书简》有删改)

    国内外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时，首先就会想到古代的朝贡制度以及中国中心主义，由此关注起中国儒家的天下观。不过，天下观只是儒家的世界秩序学说，在涉外实践中如何实现理想的世界秩序，儒家学者们还提出了一套涉外理念与之配合。

    儒家的天下观旨在构建理想的“天下”秩序。要使“天下”有序，就要“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家族内部关系融洽后，又先后在各部落以及更远的外邦间次第推行德治与仁爱，使各部落以及外部邦国和平有序。儒家把“和”看作是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思想准则。“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是天下各安其所的交往方式。而“和”的本质是“仁”，“仁”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合于国家间的关系。《左传》将这种“仁”推及国家间的关系，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儒家崇尚和谐，强调“和为贵”。如何达到“和为贵”？其中的重要途径是“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就是要允许、承认并尊重各国间的文化、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求同存异，从而达到和谐共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儒家主张“天下一家”，但后世儒者却多主张“王者不治夷狄”。他们旨在阐述，“中国”帝王不要去直接统治“夷狄”，应与“夷狄”各守其境，和平相处。所以，即使是明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水军巡游东南亚以及印度洋诸国时，他们也是秉持着“圣王”对于“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的坚定理念，来处理与这些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还要处理好“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关系。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来感化四夷。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霸道”，则是使用武力以制服四夷。儒家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的使用，而主张“以力辅仁”。《左传》曾谈到军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于此可见，“兵”只是昭示“文德”的手段。

    “厚往薄来”也是儒家治理天下的一条原则。孔子所总结的周朝治理天下的九条纲领中就有“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关于“厚往薄来”，据唐朝孔颖达解释：“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君子”应当以“义”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不过，孔子并不否定“利”。孔子所否定的是不义之利。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将“义”置于“利”之上，提倡“以义制利”

    而孟子主张，“君子”应持“义”而忘“利”。后来的中国封建帝王，为了表现“天子有德”的风度，对于“四夷来朝”的行为也就一概施行“厚往薄来”的方针。譬如，十分节俭的明太祖就曾指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

儒家文明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普遍价值，如上所述的这些涉外理念，今天对于我们也有十分宝贵的理论价值。

（摘编自陈尚胜《中国古代的涉外理念》）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何谓“风骨”？“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此处所言“风”含有教化教育之义。《文心雕龙》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是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大量低俗、恶俗、粗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杨四平说：“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亟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新。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本应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标避崇高”“崇俗”“崇私”“祛魅”等诗歌口号的提出，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更有甚者彻底解构诗的内涵诉求，践踏和僭越诗歌伦理与道德，出现很多垃圾写作。食指《相信木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李少君的诗句“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中那种慎独自省，都具有深刻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

    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风骨”。

（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这几天，知名视频博主李子柒，因在境外视频网站上拥有超高人气和关注度，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有文章认为，这位博主主打传播中国传统美食文化，通过镜头语言呈现田园生活，令外国网友喜爱并评价说“她在重新向全世界介绍，被我们忘记的那些中国文化、艺术和智慧。”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子柒的作品具有文化输出的意义。当然，这一结论也引发了不小争议。

    浏览李子柒微博的主页，不难发现这位拥有两千万粉丝的大V与众不同之处。在她更新频率不算高的视频中，能够看到黄豆如何变成酱油、纯手工造纸等等传统文化遗产，也能读到蕴藏于田园生活背后的脉脉温情，这些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对于田园牧歌的向往，也打开了西方世界欣赏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由此而言，李子柒的走红不难理解。但能不能把这种走红视作文化输出，以及中国需不需要这样的输出，在网上言人人殊。有人认为李子柒的视频不真实，拔高了现实生活；也有人认为乡土社会代表不了中国全貌，会带来误解；还有人质疑其包装炒作的成分，担当不起“文化输出”的重任。

    必须承认的是，作为视频内容行业的从业者，李子柒已经用粉丝和流量证明了自己的成功，但究竟是不是要抢占“文化输出”的名头，目前来看，更多是公众讨论中赋予的意涵。每一个新媒体产品都有自身的定位，喜欢与否都是双向选择，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和道德规范，他人无需苛责。实际上，在互联网连接世界、中国影视作品不断走出去的今天，某个博主的视频走红也存在着必然因素。网友的争议，表面上是探讨文化输出，但更多折射出对待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不同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是否还有时代价值？面对互联网包装和营销手段，传统文化如何自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沿着这个视角望去，那么在李子柒镜头下，传统的笔墨纸砚、蜀绣，古法制作的苏式鲜肉月饼、桂花酒，这些流传于上千年历史之中的技艺，浸润着岁月的打磨和一代代人的匠心。传承好这些、推动它们走出去，不仅必须，而且重要。李子柒视频中所呈现的田园生活，虽然距离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比较遥远，但从中依然能看到中国传统“清隽”的审美取向和“出世”的价值追求，读懂这些内涵，方能更好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不如学习借鉴其优点和经验；争议是否是文化输出，不如扎扎实实做好文化创新和推广的工作。每一个文化作品的成功都不是轻轻松松的，都凝结着精益求精的探索、持之以恒的努力。坚定文化走出去的大方向，秉持工匠精神来谋划创新，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节选自201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