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无论人类怎么保护，每一只朱鹃、华南虎、大熊猫都会死掉，那为什么要挽救它们呢?而作为一个物种，任它们灭绝又如何?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值得吗?这些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基本问题，屡受争议。

    动物和人的差异很多，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动物缺乏文化。在这里，文化的定义是“与遗传无关、但可以模仿和传承的行为模式”。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正在逐渐压倒遗传生理的因素。当我们说“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的时候，这种独特性大部分来源于后天。然而，野生动物个体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个体间的文化传承即便存在，影响也通常微乎其微。一种不适应其所在环境的人类文化可以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但动物界中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效果。

    因此，野生动物的价值更多地承载于它的基因之中，种群本身的延续更为关键。个体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基因通过种群基因库可以长存下去，维持物种的存在。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更多是一种保护种群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

    如果保护个体是手段，那么保护物种、保护地球生态呢?

但实际上这两个命题都很可疑。物种虽然寿命长，但早晚也要消逝，新生代哺乳动物每个物种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几百万年而已。地球历史上至少99.9%的物种都已经绝灭了，绝大部分都和人类没有关系。至于“保护地球”，则问题更大。其实，没有哪个物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物种消失后其地位立刻被取代了，有些会波及到其他物种，只有很少数的物种一旦绝灭可能会引发生态系统大范围的崩盘。但是，崩盘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几千万年过后，一切又都会重头再来。地球是很脆弱，很容易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地球又很顽强，不管多惨都能恢复回来。换成生态学术语，就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抵杭力稳定性很弱、但恢复力稳定性很强。”那么我们天天强调要维护生态系统图的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地球经受得起生态系统的崩盘，人类可是受不起。脆弱的人类经济体系连海平面上升几十厘米都招架不住，这让地球历史上动辄上百米的海平面变化情何以堪。

    由此，似乎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我们保护生态，不是像口号里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地球，而根本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地球其实根本不在乎我们怎么闹腾，它有的是时间来恢复；可我们等不及。而如果不考虑“保护我们自己”这个因素的话，保护其它野生动物的动机似乎也变得不充分了。而实际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原则其实就一句话：“尽可能维持现状”(包括“恢复到以前的现状”)。因为这样对人类自身最为有利，环境不变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发展文化和经济嘛。

    现实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最大困境无一例外在于资源不够。所以我们会优先把资源投给那些花费小、意义大的野生动物。因此，出现了两个保护生物学里专属的概念：伞护种和旗舰种。

所谓“伞护种”，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生态学地位，但它们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只要有人出钱保护了它，就能连带保护很多别的物种。围绕伞护种建立动物保护区始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方向。而“旗舰种”甚至连生存环境这个要求都可以放宽，它的基本标准严格来说只有一条：能卖萌，能招人喜爱，能吸引眼球，能拉捐款。如果同时满足伞护种的标准那就更好；若是连带还有民族象征、国家特色等等，那就近乎完美了。大熊猫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旗舰种。它足够奇特，还算珍稀，萌起人来天下无敌，并且还相对容易圈养，也能胜任伞护种的角色。

    经常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确实，大熊猫相对来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大熊猫本身的宣传意义、对川滇一带整体生态保护的意义也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但总应该努力争取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物种。客观情况如此，我们只能把某些物种放在优先地位，把资源相对集中在有意义的领域。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有删改)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生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作者吴钩）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们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夺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作“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

地名的意义

冯骥才

    一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中被荡涤一平之后，留下的只有一个地名。这地名有名无实，空泛无用，改掉便了。于是，许多地名正在成批地被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对自己的“革命”总是这样干净彻底。

    有名无实的地名这样毫无意义吗？

    近日读了李辉和袁鹰二位先生由于襄阳与徽州易名而发表的真知灼见，更引起了我对地名本身的深思。

    首先，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

    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比如唐山与大地震的灾难，平型关与平型关大捷，罗马与罗马史。如果此地有个性而非凡的文化这地名便是对这文化的命名。

    比如扬州和扬州画派，苏州和苏州园林，上海与海派文化，法兰克福与法兰克福学派，佛罗伦萨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城市成了一种文化的属性。如果这些城市随随便便换去了名字，你说它失去的是什么？

    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此前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此后，这些城市发生了一切一切，包括它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地积淀在这看似只有几个字的地名里。

    这一切一切，还渐渐地在这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只要走出这地名一步，就不再属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了。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

    如果你崇敬这地方的文化，这地名就是一种尊称；如果你对这地方有情感，这地名就是一种深挚的爱称。比如故乡的地名。

    地名中又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

    当然，历史上地名的更换也是很多。但这些地名的改变，大多由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更改地名，总是为了表明“改天换地”，绝非从文化考虑。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无意中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对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出现袁鹰先生所指出的将徽州易名为黄山这样令人遗憾的范例。徽州乃是令人神往的韵味幽雅的古城，一改为黄山市，就像变作一个新兴的都市，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故而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到这种失落和茫然了！

    那么，谁来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

（《人民日报》2001.11.13第12版）

《百合花》在爱的精神上与《红楼梦》是相通的，茹志鹃用古典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故事。独石成峰的《百合花》既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一个庄严的致敬。

《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就是直接“摆事实”，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人物心理活动的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百合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事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

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和观念的世界。正像《红楼梦》通过花草树木来彰显人物的性格，来暗示人物的境遇和命运一样，茹志娟也通过对大量自然物象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美好的内心世界。当然最具核心意义的象征意象还是百合花。百合花是充满温馨感的幸福之花，而在《百合花》中，“百合花”至少可以被解读出两个层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是对勇敢的牺牲者深情的赞美，一个是对纯洁而惋伤的母性之爱的表达。这个象征甚至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义层面：一个稚气未脱的战士，尚未体验过爱情的欢乐，就被战争夺去了生命，死得太可惜了。我们有太多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文学叙事，但却往往过于“宏大”，过于空洞，甚至过于冷漠。所以，在茹志娟这里，这种由“百合花”象征着的充满母性之爱的伟大情感，就令人特别感动。

《百合花》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就是赞美人们之间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里，“我”对通讯员是爱着的，新媳妇对这个孩子似的战士也是爱着的。这里既有两位女性对于通讯员基于母性意识的疼爱，也有模模糊糊的异性之间的纯洁的喜爱——只是后者像火花一样，刚刚问现，就熄灭了；然而，也正因为稍纵即逝，它越发显得美好、宝贵。这种羞涩而敛抑的爱的情感，乃是《红楼梦》中描写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种情感。可以说，正是《红楼梦》教会了茹志鹃洞察和描写这种纯洁的爱。“为什么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说，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爱情的幸福旋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没有爱情的爱情、母性之爱，这不正是《红楼梦》里许多人物之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的特点吗？不正是茹志鹃对《红楼梦》所表现的生活情调的认同吗？

（摘编自李建军《〈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