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绝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得详细一点，孔子也许会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 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 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知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母爱就其本质来说是无条件的。母亲热爱新生儿，并不是因为孩子满足了她的什么特殊的愿望，符合她的想象，而是因为这是她生的孩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努力换取的爱往往会使人生疑。人们会想：也许我并没有给那个应该爱我的人带来快乐，也许会节外生枝——总而言之人们害怕这种爱会消失。此外靠努力换取的爱常常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蒂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

    同父亲的关系则完全不同。母爱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不体现任何一种自然渊源。在最初几年内孩子同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个阶段父亲的作用几乎无法同母亲相比。父亲虽然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

    同父亲作用紧密相关的是另一个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作用，随着私有制以及财产由一个儿子继承的现象出现，父亲就对那个将来要继承他财产的人特别感兴趣。父亲总是挑选他认为最合适的儿子当继承人，也就是与他最相像，因而也是最得他欢心的那个儿子。父爱是有条件的爱，父爱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选自必修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有删改）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词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材料一：

    人工智能+医疗属于人工智能应用范畴，它对医疗领域的改造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通过语音识别和疾病数据分析来诊断疾病，可以更准确、更快捷、更安全地处理病患。在医学图像的检测效率和精度两方方面，都可以做得比专业医生更快，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的误判。人工智能能够将药物筛选的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极大地减少药物开发成本。

（摘编自《2016-2017年度人工智能+医疗市场分析及趋势报告》）

材料二：

    近年来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重复劳动的强度巨大，基层法官过劳死屡见不鲜。重压之下，审案质量也难免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法律”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但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去年6月，全国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建设中的智慧法院已遍及全国。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初衷，是替代人的重复劳动，而非人本身，智慧法院也绝非以机器判断替代人类司法。智慧法院的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提取、文本生成、案卷分析等方面将法务人员从大量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任何一个法务人员在办案流程中的角色，反而呼唤一批会使用智能工具的从业者和深谙司法流程的开发者。

（《加出来效率，减不 掉人性》，《科技日报》2018年1月5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福祉还是挑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过度关注，如炒作人工智能用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Alphal"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人类智力游戏高地等，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是在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四：

    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恐怕非人工智能莫属。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到底能火多久？有科学家已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在许多随意和缺乏严谨性的交流或展示中被强烈地夸大了，人们低估了相关基础理论和核心关健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目前需要将双倍的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中去。科学家的告诫值得倾听。尽管我国在整合资源、垂直应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基础算法、核心硬件和关键技术、领军人才等方面的软也是不争的事实。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确实会产生链式反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前景越美好，越需要清醒客观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如果一拥而上、育目跟风，恐怕热潮很快就会变成寒潮。

（《若盲目跟风投机热潮恐变成寒湘》，《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