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威

        ①赵振江教授今年已经七十岁，到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他恐怕仍然是中国最活跃、最高产的西班牙语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他已经翻译了数十位西班牙语诗人的十几万行诗句，而且这些诗人无一例外都是西语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名家大师。卢文•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赫尔曼、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拉菲尔•阿尔贝蒂、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西语诗人的作品多半是通过赵老师的译笔才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2009年“因在诗歌翻译方面成就卓著，有力地促进了诗歌间的国际交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赵老师荣获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而这一奖项仅仅是赵老师获得过的诸多荣誉之一，此前他还曾多次被西班牙、阿根廷、智利等西语国家授予骑士勋章、总统勋章。

        ②虽然著作等身、蜚声国际，但盛名之下的赵老师不改真诚质朴、勤奋谨严的本色。除了每周打一两次篮球，看看电视里的体育和京剧节目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他最喜爱的文学翻译。文学从他年轻时的梦想逐渐变成他的另一种生命。

        ③赵老师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中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诗作，读大学的时候还热心组织同学创办了文学墙报《迎春花》，当年英语系的李肇星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赵老师高考的第一志愿本来是北大中文系，据说是“作为学生骨干被西语系要走的”。也许没读成中文系是赵老师心里永远的遗憾，所以他对中文系的先生学长们都特别尊敬。即使现在已经名满天下，但每次见到55级中文系的谢冕、洪子诚、孙玉石等学长，他仍发自内心的佩服与欣赏。1965年，当赵老师第一次翻译了一篇小说并收到《世界文学》杂志的录用通知时，他才意识到翻译也许是他重拾文学梦想的必由之路。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老师不仅将众多西语诗歌史上的大师佳作接连不断地译成中文，更是与西班牙的专家合作将《红楼梦》译成西文，如今全一百二十回的西文版《红楼梦》已经于2005年出齐，成为西班牙文化界的一桩盛事。虽然赵老师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他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但个中艰辛恐怕一纸难书。赵老师去西班牙翻译《红楼梦》，邀请方格拉纳达大学给的待遇是很低的，用他的妻子段若川教授的话说，“还不如给他打扫房间的女仆钱多”，但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每天工作14小时，没有休息日。赵老师前后两次去格拉纳达大学，总共工作了近四年，才最终完成全部翻译。他一如既往，从来不会抱怨。做学生干部时他就坚信“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高尚的品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为了名利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反过来，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名利他也会无怨无悔地脚踏实地去做。直到今天，他有时拿的仍是千字四十元的稿费，但是他从来不过问这些，有时甚至没有找到出版社，他也要把他喜欢的诗作翻译出来。因为翻译诗歌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④赵老师热爱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源于他个人的文学梦，更重要的在于，他坚信诗歌（文学）可以改变世界。正像他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谢辞中所宣扬的一样，“诗歌不会徒劳地吟唱”。纵观他译介过的诗人，几乎都是襟怀坦荡、视野开阔，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和坚定的信仰。他们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对不公正不平等制度痛切的恨；他们都以诗为旗，试图呼唤正义与自由，试图改变世界。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学界对曾经加入过法西斯长枪党的一些诗人开始给予关注和研究，认为政治和文学应该分开，强调他们的诗歌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赵老师的心中，从不会将杀害加西亚• 洛尔卡、 虐待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长枪党徒同那些为正义与自由献出生命的诗人等量齐观。在今天这样一个“写诗为娱乐”的时代，赵老师的诗歌观显得执拗，甚至有些落伍，但这也是他的坚守。

         ⑤正因如此，古稀之年的赵老师，虽已经退休在家，可依然忙忙碌碌。虽然他撰写了《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编译了《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甚至《西班牙女性诗选》，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西语诗歌从古至今、从西班牙到西语美洲的历史脉络连贯、空间版图完整的译介，不过对他而言，西语诗歌译介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等待填补，在后继乏人的情形下，他更是常言“责任在肩，不敢懈怠”。尽管近三十年来，赵老师几乎保持着一年一本书的翻译出版速度，但他仍然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无论是与我们这些学生闲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是“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他认为造成“断层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语境，文学艺术总体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导致全国西语专业虽然不少，但多以经贸方向为主。很多西语专业文学类课程只是点缀，更遑论文学翻译课程。同样是翻译，文学翻译的稿费不及经贸合同翻译的1/3，甚至更少。二是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聚焦于欧美文化，对西语文化相对忽视。西语文学的教学、翻译、出版都比英语、法语等语言困难。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逾千种，其中西语文学作品不到1/10。这与西班牙语的世界第三大语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虽然个人功成名就，生活悠然惬意，但赵老师不改赤子之心，仍然为改善西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寂寥现状而奔走疾呼。

最景仰之人物——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大干一场时，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不顾自身安危，向慈禧太后进言，应购洋炮、买军舰、练新军，进行备战，建议慈禧太后削减六十大寿庆典的银两，以资军用。慈禧太后大怒，差点把他的“顶戴”给摘了。国难当头，朝廷腐败，张謇认为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做点实事，而不是写一些策论文章。于是他主动放弃高官厚禄，明确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决定回家乡南通创办实业。

    张謇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大清当时从国外进口最多的就是棉铁，仅这两项，每年2亿两白银，比什么赔款都厉害。因此决定办纺织业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鉴于洋务运动以来大批贪官污吏从官办企业中聚敛私财，张謇又细致研究了欧美列强藏富于民的富国之策，他恳请两江总督张之洞让纱厂由原来的官办改为民间绅商自营，采取股份制，吸引商人入股，并采用土地入股的方法来缓解建厂购地的资金压力。选择厂址上，针对去上海建厂的主张，张謇力陈南通唐闸镇的近江滩涂是办厂的好地段：其一，滩涂地价低廉；其二，厂址周围村镇众多；其三，唐闸镇周边就是产棉区，原料可以就近取材；其四，此处濒临长江，周围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捷。事实证明张謇的见解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为了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招募农场工人，设置董事会。他的好友王怀咏说，张謇虽从未出过国门，竟能使用西人的公司制来经营企业，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在南通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全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他利用《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为“大生”，在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彰显救济民生之愿。

    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张謇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所创办，今日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的前身也都与他有关。他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他带领民众，对南通的旧城进行合理的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和发展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南通新城区，他开拓城市的发展空间，重视景观打造——修建了五个公园，美化了城市环境。使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和文化中心，张謇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方山水。

    张謇一生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给自己取号叫“啬翁”。他常说一句话：“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许节省。”他的一双袜子缝补过七八次还舍不得扔，十几年中只做过两件长袍。一次，他在纱厂车间巡视时，看见一个纱工随手将两张纸扔在地上，他连忙捡起来，用手抹平，递给身后的襄理。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不能产生利润的公共事业上，有记录的就有白银150多万两。

    1922年，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评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他70岁。也正是这一年，棉纺织业危机，张謇寻求国内外资金支持不成，“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之后的兴国之梦。1926年，张謇辞世。

（摘编自曹靖生《张謇奋斗史》）

相关链接①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接近5万人。通扬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当年国外发行的中国地图，许多大城市都没被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摘自《南通县图志》）②张謇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摘自胡适《南通张謇传记序》）

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百年锐思周有光：老藤椅，慢慢摇

王道

    2013年1月23日，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后拐棒胡同的周有光先生的书房。周有光先生刚过108岁生日不久。书房不大，墙旧旧的，书橱也小。令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周老的精神。原以为茶寿的老人，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说话不清楚了，但周老神智清晰，双目有神，安坐在略显逼仄的书屋里，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

    周老是语言学家，每次与他交谈，他的话题都离不开自己的专业。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推广普通话就成为必然。“1956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当主任，我是成员。别人笑话说，你们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还推广。但话不能这么讲，因为先要有标准，才能学好普通话。”周老说。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周老遭遇几次病患，几次住院治疗，甚至出现过“病危”，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用老依旧很精神，思路清晰，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说，很有条理。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先生告诉我，我的身体不太好，但人都是要死的。说这时他一脸的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谓看淡生死。

    保姆小田说：奶奶（张允和）在的时候，他们经常晚上一起吃点东西，喝杯牛奶，说说话；上午和下午都会喝一杯红茶或咖啡，还互相碰杯。这就是所谓的“举杯齐眉”吧。奶奶走后有半年爷爷心里很不痛快，半年后他开始恢复，但生活方式简单多了。

    2014年冬，周有光的好友、妻弟张寰和在苏州去世，这个消息瞒着周有光。稍后我去拜访周老时，周老向我问起，他学着保姆的叫法说：“五舅妈（周孝华）好吗？五舅舅（张寰和）好吗？”我只得回答说：“好，都好。”

    2015年夏，周有光的妻妹张充和在美国去世。张充和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红娘”。当年在他们的婚礼上，张充和高兴地唱起昆曲《西厢记》。周老至今不知道张充和去世的消息。

    但是一个更意外的消息牵动了周老的心。当时尽管他还在医院，但隐约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儿子晓平已经好多天没来陪他了。周晓平于2015年1月22日去世，享年82岁。此前几天，他还在父亲周有光的110周岁生日会上忙碌着。

    很多拜访过周有光先生的人都知道周晓平，他儒雅。温和，热情，负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周有光与张允和育有一儿一女，即晓平、小禾。抗战时期，小禾随父母到重庆居住，突患疾病夭亡，成为周有光夫妇的人生之痛。不久，晓平又被流弹击中，幸亏美军医院及时为其手术，才得以生还。

    在周有光先生108岁生日时，晓平说：“这段时间记者写文章，说我爸抗战时中了流弹捡回一条命，其实是我中了流弹，搞错了。”说起往事，晓平一脸轻松，父母身上宽容的基因，传承到他身上。

    说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晓平说：“父亲从不硬性规定我读什么书，各种书都可以看，四大名著要看，而且要看懂，还要看各国的名著。”周有光不太喜欢收集字画，他说艺术虽然很重要，但过多地沉溺其中不值得。他认为读书一定要读真正能够获得知识的书。或许正是这样无意的引导，让晓平走上了科学之路。晓平说：“父亲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不知不觉中我和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

    在拜访周老的那天，我去见了沈从文的长子龙朱，龙朱是代表家属去接周老出院的。晓平去世的事龙朱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决定告诉周老。当着一众小辈的面，龙朱介绍了晓平的病情和住院情况，希望尽可能以一种老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晓平的离世。没想到周老很平静，似乎他心里早已知道，但是在得知儿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独处时，他还是黯然神伤。

    犹记得较早那次拜见周老前，我预先打印了关于合肥张家纪事一书的两个预选书名，请周老定夺。先生手持放大镜仔细地看，然后慢慢斟酌。周老为我题字“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可从中国看世界”，书名定下，他还为我的书题写书名《流动的斯文》。

    从“斯文”说到孔孟之道，晚年的周有光先生主张儒学的现代化。他认为，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中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孔子、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高明的说法，非常了不起。”他说。

    2013年9月又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我特地带了一段视频，录的是张寰和先生对周有光先生的问候。当时周老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板电脑，还用手触模了下屏幕，接着像是报告新闻般介绍，上个周末这个东西卖了六十万台，不得了哩。我吓了一跳，因为这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周老随看随记随用，对新鲜事物时刻关注，真是“闻道”到家了。

    犹记得周有光先生对我名字的解读：“你的名字好啊，王道，中国儒家讲究王道，不搞霸道那一套！”

    2015年7月29日我去拜访周老，见他脸色渐渐红润，精神正在恢复，不禁欣然。保姆的一句提醒更让我惊喜——他的头上长出了一些黑发，有些白发正在消退。我跟先生开玩笑说这是“返老还童”，对先生说的关于“人的死亡与否”等话，我说他是“童言无忌”，先生哈哈大笑，像个可爱的孩子。

相关链接：因为写作关于合肥张家纪事的书，作者多次采访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最近一次是2015年7月29日。2015年，周老已110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周老对自己住院治疗并不忌讳，他侃侃而谈，有种“视死如归”的平静和坦然，周老的豁达和开朗，促使作者动笔，还原这位可亲可爱、渊博睿智的人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