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美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坐拥书城为汉学

郑晋鸣  赵雨晨

    北京时间4月10日凌晨，著名汉学家、中国书史和文化史研究泰斗钱存训先生在美国芝加哥因病辞世，享年105 岁。

    这位终身坐拥书城的老人，毕生致力于研究汉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20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宗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910 年，钱存训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书香世家。1928 年就读金陵大学时，他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

    1937年，钱存训应北平图书馆邀请，担任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改派至北图上海办事处，保管北平南运的中文善本。不久，上海租界安全也无保障，北图馆长袁同礼、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将存沪善本移存美国，并摄制微卷以供流传。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局势恶化，上海被严密封锁。钱存训不顾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躲过日军耳目，用两个月时间独自一人用手推车，分10次将三万册善本悄悄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次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北平图书馆古籍全部运抵。

    抗战胜利之后，钱存训受教育部委派拟赴华盛顿将这批善本接运回国，但因国内战争爆发，交通中断，未能成行。1947年，钱存训以交换学者的名义赴美，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这批善本成了他毕生无法释怀的牵挂。“中年来美短期访问，原想镀金回国，但未料到将长眠他乡。”这是钱存训晚年的遗憾。

    1947年起，钱存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同时在芝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在芝大，钱存训用十年完成近十万册古籍编目的工作，还积极收藏当代资料，扩充馆藏，在他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芝大东亚图书馆成为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宝库。

    “钱存训成名作《书于竹帛》也在此期间完成，该书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文译本仅164 页，著作虽薄，学问却不薄。”张志强说，“读完这本书，我愈发领悟到学问要做深做厚，专著要写薄写透的治学精神。”

    出于对《书于竹帛》的欣赏，李约瑟邀请钱存训参与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钱存训欣然应邀，用15 年时间扎实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史，用西方语言完成三十万字的《纸和印刷》，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

    序言中李约瑟写道：“我们说服关于这一专题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钱存训教授来完成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从钱书中，读者可纵观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整个历史，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之时，它们已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

    “专题研究，枯燥无味，知音者寥寥。”这是钱存训的心声，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学这个冷门领域，钱存训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潜心钻研，留下无数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扩大了汉学在海外的影响。

钱存训是高山仰止的汉学大家，但后辈眼中的他却只是一位谦顺和蔼的老师。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博士潘铭燊的记忆里，恩师做人做学问严谨求实的态度影响了他一“如要引用别人先提出的资料，先生都在注释中详细交代，绝不掠美，所以《纸和印刷》中有极为繁复的注释系统。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在这本书之前，先生也不吝引用。”潘铭燊说，先生一生以书为伴，他山高水远的风范，也如同一本底蕴深厚的文化大书。

    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曾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五年求学生涯，也承蒙钱存训关爱，他的回忆录里字字句句饱含对钱存训大爱之情怀的敬重与感恩：“我在芝大读书时，曾做过五次骨科手术。其间，钱先生与师母给予我不啻亲人的呵护。钱先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年数十次来医院接送我上课，五年未曾间断。”

    钱存训一生教导了30 多位硕士和博士，并开办图书馆学的研修班，培养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等图书馆学大家。

    先生已逝，音容宛在。钱存训走了，但他忠贞纯粹的人生永不落幕。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将随着他整理著速的古籍名著在世界舞台土豆古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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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不在虚名财富，也不在地位权势，而主要在个人事业成就的不朽，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本回忆录的主角，正是一位恪尽职责的长者，他一生平实的生活，却足以符合这“三不朽”的最高成就。

（许倬云 《钱存训著〈留美杂忆〉序》 ）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竞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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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

——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

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大煞风 一往情 倚老卖

翁敏华

    文题由一种文字游戏构成，叫“成语缩脚”，本文的主人公曾经用来写过信，全信就像一篇密电码，署名即是“大煞风 一往情”，把“缩”进的“脚”拖出来就是“景深”二字。我在这里要记的，是“景深老”，一位多才多趣的老先生———赵景深。

    初仰先生，即在袅袅的昆曲声中。那天上海昆曲研习社恢复曲会，假座我校东部礼堂。人说前排就座的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就是“赵老”———噢，一位面目和善的好先生。赵老是昆曲研习社社长，讲了一番话，接着就带头唱起了曲子，记得唱的是“窦娥冤”里“斩娥”的【端正好】带过【滚绣球】曲。这是正旦扮演的窦娥唱的著名曲子，甭说大学教材，就是中学语文书里也选有，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旦角的唱段，赵景深先生反串，这在“四人帮”①被打倒没几年、拨乱反正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个中深意。

    就这样，得以步入赵老的家———位于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后头的弄堂里，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导师第一次带我去，还是参加昆曲社的活动。如同一般上海弄堂房子一样，赵府也从后门进出。后门上装有门铃（当时很少见），摁铃，三楼窗户便出现赵家保姆的脸，见是认识的人，她就会放下一只竹篮子来，篮底中央躺着一把钥匙，由你自己开门。后来这空中竹篮晃悠晃悠的场景，整整演绎了两年多———导师去世后，赵先生收我为“私淑弟子”，让我每个周六上他家听课半天，这场景，距今已有三十年，每每想起还令人感念不已：所谓师生，不正是老师交把“钥匙”给你，由你自己去打开知识的大门、步入艺术的殿堂么？

    正是在赵府，得以拜见蒋星煜、胡忌先生，得以领略华文漪的妩媚、岳美缇的清雅，还有刘异龙的滑稽突梯。在赵老八十岁的生日家宴上，他夫妇演唱了《长生殿·小宴》，令人推想二位年轻时的风采———好一对夫唱妇随的昆曲伉俪！

    回忆赵老的文章何其多也，书也出了不止一本。但是我还有两件印象特别深的往事，欲记在这里。

    其一，在课上，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说到了《琵琶记》，说到1957年那次在北京召开的《琵琶记》学术研讨会，赵老说：“其实我那次是揣了两篇论文去的，一篇肯定，”他右手往右边口袋里比划比划，“一篇否定，”他左手又在 左边口袋里比划了一下，“到北京去轧苗头②，再决定抛出哪一篇去。”当即有人打岔。让我吃惊的是先生的坦白。先生难道不知道这是“墙头草两边倒”么？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透露给他众多的弟子们了。

    后来，多次想起，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五七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若是谁，为了一部《琵琶记》，被打成右派，值么？“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我心说：先生真是个明白人呐，南方式的智慧。知识人性格也五花八门，不会只有梁漱溟一种。

    其二，有一天课后，赵老收到一封信，拆开看，笑了，再看，笑得更厉害了，直至笑到捂住眼睛、趴在桌上、流出眼泪。笑得我们也好奇起来，纷纷凑近看信。信是扬州师院任半塘先生寄来的，没有多少文字，却在正中画了一把破刀，毛笔画的，犬牙似的刀刃，沾着血（红墨水），刀下则滴滴答答血迹斑斑，边上一行直排的字：“赵景深借刀杀人！”原来是，报刊上有人发表文章驳斥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里的观点，任先生误以为是赵门弟子所为，故打上门来讨伐。赵门弟子见状，一个个义愤填膺，张三这个角度，李四那条线索，已经在分工如何反击了。赵先生去卫生间擦了眼泪，步履蹒跚哆哆嗦嗦地回座，听说后忙制止：“介好白相③一桩事体，一当真就勿好白相④了。”他用沪语说。

    这就是赵景深。三十年代当编辑，向老舍约稿，信笺中央大大地写个“赵”字，用红笔画一个圈儿：“老赵被围，速发救兵”，老舍一看，立即寄来稿件和回信，在赵景深原画上添一支破围的红缨枪：“元帅休慌，末将来也！”那天看见任先生的信，赵老一定是想起了当年的这桩逸事，故而笑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我真后悔没像记者那样追根问底，不知道赵先生最终是怎么回这封信的，不然，又可增添一桩直如老舍回信赵景深这样的文坛佳话。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大煞风”景的事，但赵老始终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对事业，对学生，对朋友同行。

【注】①四人帮：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反革命帮派。②轧苗头：遇事通过察言观色来进行分析，作出判断。③介白好相：上海方言，“这么好玩”的意思。④勿好白相：不好玩了。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的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字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最大功绩是创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55年以后，根据国家需要，他专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研究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问题，主持和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61年出版著作《汉字改革概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后他还陆续出版了《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30余部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