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半农君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①。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②，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3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悲惨命运

（英国）威·毛姆

    有些人，在拜访别人或晚上与人聊天的时候，总觉得告辞是一件艰难的事。时间一分接一分地过去，到了拜访者觉得自己真的该走的时候了，他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呃，我想我……”紧接着主人就说：“噢，你这就要走吗？时间真的还早哩！”于是拜访者拿不定主意的尴尬就接踵而至了。

    在我所知的这类事情中，最悲惨的例子要数我可怜的朋友梅尔帕梅纽斯·琼斯先生的遭遇了，他简直不知道如何从所拜访的人家里脱身：他是那么忠厚，又是那么规矩，从不愿失礼。在他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他去他的一个朋友家拜访。他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天，喝了两杯茶，然后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说：“呃，我想我……”

    可是女主人说：“噢，别急！琼斯先生，你真不能再多呆一会儿吗？”

    琼斯从来都是说实话的。“噢，能，”他说，“当然，我——呃——可以再呆一会儿。”他留了下来，喝了十一杯茶。夜幕开始降临了，他再一次站起身来。

    “呃，现在，我想我真的……”

    “你非要走吗？”女主人客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可以留下来吃饭哩……”

    “呃，是可以的，”琼斯说，“假如……”

    “那就留下来吧，我肯定我丈夫会很高兴的。”

    “好吧，那就留下来吧。”他颓然坐回到椅子上，灌了一肚子茶水，怪难受的。

    男主人回来了。他们开始吃饭，席间琼斯从头到尾都坐在那儿盘算着要在八点三十分告辞。主人一家都在纳闷，不知琼斯到底是因为呆笨而显得郁闷不乐呢，还是仅仅只是呆头呆脑。

    吃完饭之后，女主人想“打开他的话匣子”，于是就拿出照片来给他看。她把家里珍藏的所有照片都拿了出来，总共有好多哩。到八点三十分的时候，琼斯已看了七十一张照片，大约还有六十张没看。琼斯站了起来：“现在我得告辞了。”他以恳求的口吻说。

    “告辞？”他们说，“才八点三十哩！你有什么事要去办吗？”

    “没什么事。”他承认，接着又闷声闷气地坐下，然后苦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大家发现主人家的宝贝儿子——那个可爱的小调皮鬼把琼斯先生的帽子给藏起来了，因此，男主人说，琼斯先生非留下来不可了，于是就请琼斯一起抽烟和聊天。琼斯时时刻刻都想果断地离去，可就是办不到。后来男主人开始厌烦琼斯了，用反话挖苦说：“琼斯先生最好留下来过夜，我们可以给你临时搭一个铺。”琼斯误解了他的本意，竟热泪盈眶地向他连连道谢。于是男主人便把他安顿在一间空房里，内心却在狠狠地诅咒他。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男主人进城上班去了，留下琼斯和在家的宝贝儿子玩。琼斯这一天一直在琢磨要离去，可他又左右为难。男主人傍晚下班回去，发现琼斯居然还在家里，大感吃惊和恼火。他想开个玩笑把琼斯支走，于是就说，他认为该向琼斯先生收房租和伙食费了！那个不幸的小伙子目瞪口呆了一阵子，然后紧紧握住男主人的手，向他预付了一个月的食宿费。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神情忧郁，最后他终于垮了。他发烧可真厉害，根本就神志不清。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怪可怕的。有时候，他会从床上惊坐起来，尖叫道：“呃，我想……”紧接着又倒回到枕头上，同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再过一会儿，他又会跳起来，大叫道：“再来一杯茶，再拿些照片来！哈！”

    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痛苦折磨，在他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去世了。人们说在他临终之际，他坐在床上说：“噢！天使们在召唤我，我想我真的该走了，再见！”

（选自《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12）

流浪的弦音

安庆

    捏掉头顶的一片树叶，秋天了。瞎子那年说：“我想认个干娘。”瞎子每走一个村都这样说着他的愿望。

    瞎子唱的是地方戏，小段子、整轴子的戏都唱。唱得累了，停下二弦嘘口气，瞎子说：“俺想认个干娘。俺娘死得早，俺……”瞎子很伤心。

    瞎子再接着唱。瞎子连个干娘也认不下啊。

    瞎子不服气，不服气的瞎子那年终于认下了一个干娘。

    那是在瓦塘村，瞎子听见树叶落进水塘“噗”的声音，瞎子拉完了最后一个音，它似一种断帛之声，瞎子擒住了一片树叶，几滴泪落在那片叶子上。

    瞎子的两手还执着那把二弦。瞎子知道面前还蹲着一个人。别人都走远了，蹲在跟前的人说：“孩子，我是个寡妇，你愿认吗？”瞎子的手颤了一下。“你愿认吗？”瞎子这次听准了。“娘。”瞎子“扑通”一声跪下，二弦响了一声，像从他心里跑出的一个音符。

    干娘去扶他。干娘说：“给娘拉一曲吧，算认娘曲。”

    瞎子说：“娘，阿炳也是瞎子，我就给娘拉阿炳的《二泉映月》。”

    场地静着，稍息之后，弦声骤起，尔后弦声悠悠扬扬起来，一泓泉水在瞎子的弦声中流淌着，一弯月儿映照进池塘。瞎子看不见，但瞎子知道干娘的身边又站满了人。

    曲终。干娘起身说：“孩子，娘给你做饭去，今后再来瓦塘，你不用吃百家饭了。”

    “娘！”瞎子的泪“哗”地流出来。

    那年瞎子二十一岁。

    瞎子依然到处去拉他的曲子，唱他的坠子。瞎子习惯了游走，瞎子脚下的路就是手里的那根棍子。瞎子和干娘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双月的十九回一次瓦塘村。瞎子说：“娘，我不能天天待在瓦塘，我还要出去唱坠子呢。”

    干娘说：“记住，娘等你。”

    每一次走时，干娘都把他送到村外的十字路口，问干儿往哪个方向去，然后孤独地瞅着瞎子远去的身影，看天上的几只鸟儿叫唤着伴着干儿往前走。那是她家房檐下的鸽子。有一次，是夏季，十八的中午雨就下来了，十九还未停。干娘打着伞在村外的十字路口等瞎子。不见瞎子的身影，干娘心里急得慌。干娘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再回来；又沿着另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还不见瞎子，再回来……

    从另一条路回来时，干娘看见路口站着一个雨人。干儿说：“娘，我踩着脚下的路知道泥路上走过一个人，娘，我连累你挨淋了。”干娘攥着儿子的手往家走。回了家，干娘为他换衣裳，又赶紧为他做姜汤。

    每次回来，干娘都给他烙那种很香很香的饼，把他身上的衣裳换了洗了。干娘好啊，干娘让他的心里有了娘，干娘使一个瞎子在漂泊的路上有了一个温暖的驿站。

    瞎子的心就动了。

    那天瞎子说：“娘，你想听一个孩子的故事吗？”瞎子说：“十三岁那年我接连失去了爹和娘。在一个雨天干爹把我拉回了他家，干爹说要从此养我做儿子。那个女人就是因为干爹收留我而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干爹的，从此干爹就一直养着我，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干娘紧紧攥着他的手。

    干娘说：“儿的命苦。”

    瞎子说：“爹知道我认了个好干娘，一直想当面来谢谢干娘。”

    干娘握着瞎子的手点着头。

    瞎子的干爹和瞎子一起来瓦塘是一个秋日。瞎子和干爹走进院子时，一群鸽子往高处飞，又在院子里旋着不远离。瞎子听干爹干娘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脸上就有笑漾起来。

    后来瞎子对干爹干娘说：“爹，娘，你们都是苦命人，你们握握手吧。”瞎子说着把两双手往一起拉。

    两双手就紧紧地握住了。

    瞎子把手也握上去。

    三双手紧紧地握住了。

    干爹和干娘的脸上都有了泪。

    瞎子坐下来静静地展开二弦，一曲乐儿悠悠地漾起来，时光慢慢地从他的脸前滑过去。

    瞎子依然走在路上，手里的棍子就是脚下的路。瞎子走着走着就禁不住想：我终于找到能和爹在一起的娘了。

    瞎子想着，棍子击地，竟然在路上唱起来。

（选自《此岸的时光》）

一天与一年

侯发山

    正月初六一大早，土豆和槐花便悄悄起床了，待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是十分的透亮，看了看熟睡中的女儿甜甜，槐花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叫醒给她说一声？”土豆没接话茬，背上行李就走。槐花见状，不舍地看了甜甜一眼，转身跟了出去。

    等走出院门，槐花看着土豆的后背，一边走一边说：“甜甜都六岁了，懂事了，咋着也得给她说一声。”

    “她哭死哭活，走得了？”土豆头也没回，没好气地说。

    槐花不吭声了。也是，每年他们出门，甜甜都要死死缠着槐花的腿，哭得稀里哗啦。

    土豆说：“今年过年不回来，明年才回来。”

    槐花还是不吭声。

    土豆说：“一年时间太短……一来一回光车票就得三千多，如果不回来，省下车票不说，还能多挣几百。”

    土豆说得倒是实情，他们村里的福全，三年都没回来了。跟家里人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去年福全的手机上了，通过村长的微信给老爹老娘拜了年呢。村长说，当时老两口都激动得哭了。

    土豆和槐花走到村口，三轮车还没来。土豆随口问槐花：“东西都带齐了没？身份证也带了吗？”

    槐花闻听，摸了摸口袋，说了声 “糟了，身份证没带”，然后撒腿往家跑。

    “回来！”土豆叫道。

    槐花停下脚步，扭头看了看土豆。

    “你瞧着行李。”土豆说罢，像头受惊的骡子，尥蹶子似的沿着来时的路跑走了。

    土豆跑到家，已是汗水淋漓，呼吸不匀。这时，老娘已经起床了，正在刷洗碗筷。老娘问道：“咋又回来了？”“身份证忘带了。”土豆说着，便翻箱子倒柜子地找开了。怕惊醒甜甜，也是消没声息的。

    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找到。土豆给槐花打手机，让她赶快滚回来。

    槐花回到家，直奔床头的箱子。

    土豆瞪了槐花一眼：“我都翻几遍了，影儿也没有。”

    “我记得回来就放那里了。”槐花小声说着，把手伸了回来，却又没地方放，一会儿拉衣袖，一会儿拽拽围巾。

    这时候，甜甜已经醒了，躺在被窝里瞪大眼睛，眼珠子滚过来滚过去。

    看到甜甜安静的样子，土豆想起什么似的，问甜甜：“身份证是不是你拿了？”他记得年三十回来那天收拾身份证的时候，甜甜曾经问过他，问身份证是干啥用的，他说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坐车，不能出门。

    槐花忙过去把甜甜的被角掖了掖，抚摸着她的头发：“乖，好孩子不能说瞎话，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不吭声。

    土豆瞪着甜甜，恶声恶气地说：“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哇地哭了。

    “有话不会好好说？瞧你那样子，跟个门神似的，就不怕吓着孩子？！”老娘赶过来数落土豆。

    “好女儿，不哭啊，不哭啊。”槐花哄着甜甜。

    “我们不打工，你吃啥喝啥啊？你不穿花衣裳啦？你不吃火腿肠啦？”土豆的声音明显低下来。

    “我不穿花衣裳，我不吃火腿肠……我不想让你们打工。”甜甜哭得更厉害了。

    显然，甜甜把身份证藏起来了。

    老娘也过来劝甜甜：“甜甜，你不是想上学吗？你爸你妈不出去打工，你就上不了学，你就背不上新书包……”

    嗨，你别说，奶奶的话就是管用，甜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说：“妈妈，你们啥时候回来？”

    “两……一年时间。乖，听话。”槐花看了土豆一眼，边说边给甜甜擦眼泪。

    “一年时间有多长啊？”土豆盯着槐花的脸，好像那上面有好看的花似的。

    “不长……你看，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么长，多快？”土豆一边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比划。

    甜甜看了槐花一眼。槐花点了点头。甜甜这才从枕头下摸出两张身份证。

    等到土豆和槐花风风火火地坐三轮到镇上，然后搭乘公共汽车赶到火车站，不料想，外出的人太多，接连几天的票都没有了。

    真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两个人只好失望而归。晚上八点回到家，甜甜见到他们，跑步迎上前去：“爸爸，妈妈，不是说一年吗？咋现在才回来？我都数了好几年了……”

    话没说完，甜甜眼里的泪已经流了出来。

（选自《天池》，有改动）

开会

王安忆

    县里号召开三干会的通知发下来了。“三干会”的全称是“农村干部会”，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规模很大。

    收到通知后，大队里就开始筹划去县城开会的事情。先是定开会的人。再要定的是必须带个做饭的去，叫谁去呢？就叫孙侠子去。孙侠子这姊妹聪明肯干，而且没小心眼儿，前说好了婆家，沫河口的，来年就要出门子了。孙家人会过日子，到了开春还有两顿稀一顿稠，从来不欠账，是个正经人家。第二条要筹划在哪做饭，还是像往年那样，在大队会计的表舅家。事情就这么筹划下了，很顺利。

    孙侠子也开始筹划了。筹划那一日穿什么衣裳什么鞋。孙侠子没读过书，除了种地，就是做针线。但她也渴望生活中发生一点不寻常的事情，明年她就要过门子了，在家做姊妹的日子里要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就有了纪念似的，比较值。

    孙侠子最后决定的是穿那件线呢的格子褂，黑和黄两种颜色的格子，里头衬了毛线衣，是婆婆家送的聘礼，一斤半毛线，还是从蚌埠买来的。在这开春不久的气候里，她这一身有些单薄了；可县城百貨楼里的那些女营业员，一冬都不穿棉裤，不是也没冻着。

    太阳也近午了，队长从台子上走过，喊她走了。一路上说着走着，不知不觉，就看到了县城南头的分洪闸。到了分洪闸跟前，他们就跟孙侠子分手了，他们要到县城北头的人民剧场报到，开会。孙侠子一个人从分洪闸旁边的一条坡道，缓缓地走到了底下。

    到了县城街上，太阳正晌午。孙侠子首先去了百货大楼，是在县城中心，两条大街交界的地方，年前起的二层楼。可孙侠子进了一层，却不知怎么上二层。铺面很大，四圈都有柜台，中间还有一圈，依然很宽敞。女营业员坐在柜台后面，傲慢地抬着脸，孙侠子几乎不敢走近她们。她很拘束地转了一圈，刚要出门，瞅见墙角旮旯里忽然转出一个人来，再仔细一看，那是一道夹墙，墙缝里是上楼的楼梯。孙侠子弄明白了从哪里上楼，可却没了上楼的兴趣，还是走了出去。

街上更静了，太阳呢，也更暖了。孙侠子穿了这一身，正好。孙侠子买了辣皮，买了捆菠菜，又见有卖小糟鱼的，卖鱼的是个猫子，急着回船上去，就卖得便宜，花了四角钱，全要下了足有二斤的光景。还剩一些钱，留着买油醋。这下就齐全了。

    提了这么些东西，往回赶着，又有一摊子做饭的事等着她，孙侠子就不由地郑重起来。走过百货大楼，她也没停留，而是一径地走过去，眼都不回一下，心里嘀咕着：人家有事！她的衲得很结实的布鞋底，快快地擦着水泥的街面。脚跟在硬地上一弹一弹，腰不由地直了起来。她忽然地有了一种城里女人的姿态：匆忙的，快速的，重要和自信的。

她顺了坡道七拐八绕地进了大队会计他表舅家的小院。家里只有老奶奶和孙子在，表舅和表妗还没有回来。老奶奶说，儿子在窑厂做临时工，儿媳在船码头或饭铺打杂。孙侠子合计了一下，决定这样几个下酒菜：烫菠菜、拌辣皮、煮小鱼、腊肉炒鸡蛋。稀的喝面条，千的贴饼子。真是一顿很丰盛的宴席。她合计完了，就动起手来。孙侠子将水倒进缸里，便切腊肉，切辣皮，装上盘子。老奶奶烧了一锅疙瘩汤，点上香油，满屋都飘香。趁老奶奶不防，孙侠子摸出一个鸡蛋，在锅沿一磕，鸡蛋黄打了个滚，进去了，说：给我小表弟吃。转身就去和面，擀面。等她把面条细细地切出来，抖落开，老奶奶那边已经和孙子在喝疙瘩汤了。

    这边油进了锅，那边她方才打鸡蛋。她将鸡蛋哗哗地打起老高，就像连在筷子上似的，渐渐起了沫。她斜了碗，一溜圈下了鸡蛋，打松的鸡蛋一着热油，“潽”地起了半锅，再下腊肉，一起翻炒。真过瘾啊！孙侠子什么时候这么痛快地大油热锅地炒过菜？过年时，下材料的莱都是她娘上灶，怕她糟蹋了东西，可她不是炒得很出色！不仅菜炒得出色，时间也扣得准，她这边刚起盆，那边，开会的人就来了，堂屋里坐得满满的。这时，老奶奶的儿子媳妇都还没回来。

    屋里的酒喝上劲了，猜起拳来。孙侠子往匾里的面条上抖了一些面，再提溜了几下，怕它们粘了。这时候，孙侠子才觉出身上有些冷，忙出的一身汗，又在风里站了一时，吹凉了。她往灶里添进一些掰碎的秫秸，让火种略旺一点，又往灶下偎了偎。不知什么时候，孙侠子睡着了，这一个瞌睡也不知是一眨眼工夫，还是一大会儿。她醒来时，听到堂屋里还在闹酒呢！这些爷儿们，一喝上就忘了时间。那老奶奶的儿子回来了吗？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