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心以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情书

秦牧

    “写什么呢？”县城城隍庙侧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侧着头问，他已经架起铜边眼镜，在信纸上面写起“亚荣夫君爱鉴”六个字，现在正等候写字摊对面坐着的乡下妇人陈述这封信的内容。他，现在缩处在这闹市的一角摆摊子，从铜边眼镜里射出一种看透一切的淡漠眼神，一面等着那妇人开腔，一面烦躁地在心里想道：“这笔生意又是难做的了。”

    荣嫂挑菜进城卖，卖完了就下决心私自寄一封信给丈夫。她现在把箩筐扁担都放在墙角，低头想着要说的话，那个盘着头巾，老实，结巴嘴，上颚掉了两个牙齿的丈夫的影子在她脑里清晰地出现了，她叹一口气，说道：“先生，你就这样写吧！说自从你跑开以后，家中大小都还平安，就是记挂着你，你来信说，对婆婆要孝顺，我又不是没分寸的人，她年纪老，爱多说话，我就让她，不过老实讲一句哪，亚荣，你妈有时真没理讲，好像前天吧！我在炒菜，她一踏进厨房就骂我‘败家精’，说我一烧烧四条柴，出力抽去两条，你想想，两条柴怎么架得起来？她骂了半天，不过我也不去顶她就是了！阿婆腿生疮，舂了几次扁柏给她贴，现在好点了！大仔肚子多毛病，就是湿热，现在好一点了！”说着，见卧云居士并没有写半个字，只把笔在拇指上按着，她畏怯地说了一声：“先生，就这么写吧！我不会讲哪。”卧云居士打了一个呵欠，就写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家中大小平安，阿妈大儿虽有小病，尚幸托天之佑，已渐告痊，贱妾自知孝顺婆婆，夫君可释锦念。”写后，毕剥一声弹了一下指甲，翘一翘下巴：“怎样啦？”

    荣嫂在他写时呆呆望着他的笔杆。二个月前那一个黑夜，丈夫背个包袱到香港去了！香港是怎样一个地方？在她脑子里这是个花花世界，男男女女都爱装扮，似乎是个发光的有香味的城市，亚荣就在街尾一间客栈歇脚……禁不住卧云居士一问，她定一定神道：“这么说吧！日子艰难自然艰难，不过下田的事，你不在，我也可以担当得起，现在佃李家的那一亩七，就种菠菜、芥菜和黄萝ト，那只猪，现在也有四十斤！将来卖了还地租，或者也够的。现在就是只挂你，唉，我也不知你在外头怎么了？我说啦，阿荣什么钱都可以省，这寄信的钱省不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家都牵肠挂肚。”说到这里，不禁眼眶一热，心想现在他可不知道怎样了？是穿得整整齐齐坐在人家铺子里当伙计呢，还是在做小买卖？他做的汤圆是吃好的，但香港人也爱吃汤圆么？敢情是变了心？敢情是病了？她眼睛微红，吞一吞口水，继续道“就是牵挂他，叫他在外要小心，一个人只要不懒，饭总有得吃，不过也不要太拖磨了！出外人，有钱就寄几个回来，家里虽我一个人可以支撑，然若外头有几个钱回来帮补，屋顶可以修修，免得下雨天时像个水潭一样。婆婆托人写信要你回来，你可千万莫听她，她老人家，就只想见儿子，哪会思前想后，他给你的信说乡下现在平静了！哪里会平静呀，又在抽丁，这一次抽得更凶，老二，坤兄，廉叔都拉去了！”顿了一顿想起丈夫也许会因为她规劝他不要回来而怀疑，有一阵极浅的红晕泛上她的面颊，她说：“一家团圆，有说有笑的，谁不想呀！这种年情，没办法。但愿有天平静，你平平安安回来，我们烧猪还神。”卧云居士仍在捻着胡髭，他想起了悦来栈新到了一批烟膏，是正式的云土，他又想起他妻子究竟一天买菜瞒着他储蓄了多少钱，并不很注意这位顾客的啰苏，听到这儿，却不禁轻轻点头 ， 趿起拖鞋，顿顿脚，又振笔疾书，一大段话，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简单的几句罢了：“耕事贱妾自知打理，在外小心为要，有钱望多寄家用，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写完了又向荣嫂道，“讲话讲简单点，这又不是两口子在房里聊天，是信呀！告诉他两地平安，有钱寄回家来，乡下家里有什么事，一便一，二便二，就得了，明白吗？

    “我们乡下人不会讲话，”荣嫂歉然地破涕一笑，想起写字先生指点的话，就沉吟道：“你和他说乡下就是整天派丁派粮，观音山出了老虎，自从他出门以后一连咬死过两个人，我们割山草现在不敢走得那么深入啦。山草割得少倒无谓，就是那些中央军呀，一过境就到你堂屋里来，看到灶头没山草，椅子也破来烧，那只三脚椅，本来请人配只脚就好用的，好死不死，给那些保安队劈去当柴火烧，三更半夜，你又怎敢出房来瞧一瞧呢？那只狗也给红烧了！他们一来，我把猪都拖到床下底呀，一言难尽就是了！你先生对他说，千万不可回来，乡下不成世界啦！”卧云居士一面听，点点头，这次不再写什么了，只在已写好的“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几个字旁画上圆圈。

荣嫂当他动笔时，心内有一个念头在起伏着，就不知道说好还是不说好，最后终于叹了一口气，沮丧地说：“你和他说，他在外头不可听信人言呀，也不知道外头的人把那事说成怎么样了。”卧云居士的眼睛不禁一亮 ， 微笑问道：“什么事啦！”荣嫂简直哭泣的声音回答道：“乡公所那个死鬼队丁老七咯，亚荣走后不够二十天，我从田里做完活走过官路，好死不死的，他走出来拉我一把，死不要脸讲些不三不四的话，喊了起来，有人赶来他才走开。”她的面上有一阵热潮，又叹息道：“在乡下现在倒没人讲什么闲话，就是他在外头，不知道听人家讲成怎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来了一封信就没有第二封，明明去了足三个月呀，去时是十一月二十六，现在三月都开初了！先生，你对他说我不是坏女人，我进了他谢家的门，就不会玷辱他谢家的神主牌。叫他在外头好的照料自己，不可吃生冷，一个月喝几次凉茶，现在就企望他在外头身子好，万一他有个三长二短，这个家就不像个家啦！”说到这儿，喉咙像给什么东西塞住，又落下泪来了，卧云居士叹息道：“别哭咯，香港地，不知道多舒服，你牵挂他做什么？还有么？”荣嫂摇摇头表示没有了！卧云居士就咳了一声，写下最后的几句：“贱妾素知自爱，多下强徒虽思非礼，惟贱妾矢志坚贞，恪守妇道，但蜚短流长，夫君万勿听信流言，在外一切珍重为要，两地平安。”最后，侧起头问她姓什么，荣嫂嗫嚅道“姓王”，他就写下“妻王氏敛衽”几个字。

    最后问地址写信封，荣嫂从腰兜里掏出一个纸团来，里面包着一封破旧的信，卧云居士勉强辨察字迹，发觉那上面写的是香港一条巷的“翠香茶居”留交，并没有直接通讯处。

    荣嫂放下钱，拿了信，揣在怀里，一路问着人家“先生，邮政局在哪里”，挑着空箩筐挤在墟期^①的人丛中，感到满怀温暖。

    这封信到了香港的“翠香茶楼”，连同其他信摆在台后的架子上，一直放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人来取，那个每夜在附近街道上铺四张报纸睡觉、经常给大皮鞋踢醒的咕哩^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也有的咕哩说，亚荣在香港捱不下去，已经回到乡下，说是思前想后，跟乡亲们上山也好。

（本文有删节）

【注】①墟期：集市，粤地方言。②咕哩：苦力，粤地方言。

卜    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

    别小看了补白，实则大有学问，弄不好会闯下大祸。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人悲愤。有位大学马校长给《时事新报》发去一首小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主笔安排作补白之用，不想惹怒了少帅，差点派兵砸了报馆。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据说卜白是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咋甘当划版、校对、补白的微贱活儿？没人去问，也没人说得清。但卜白似乎全不在意，甚至还有些乐此不疲。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别把自己生生弄成套中人，以后同仁该改叫你别里科夫先生了。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解放后，卜白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卜白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请把我安葬在普通百姓的墓地之侧，为逝者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影子

刘建超

    老街有“三老”，老招牌、老古董、老学究。

    老街的门店多，许多都是老招牌。看着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的招牌上却是乾隆康熙所赐，在老街度过岁月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郑板桥之类的文匠骚客，他们题写的招牌楹联，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犄角旮旯的小店中。老街的古物多，古董遍地都是。老街家里打一口井，就能挖透几个朝代。老街流传个笑话，两个青年打架，一个用铁锨拍人，结果人没有拍到，却拍倒了一段土墙。这个小青年就被逮走了——被他拍倒的是隋朝古城墙，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老街以前的私塾多，教书先生多，有许多还给皇亲国戚做过先生。所以，老街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

    霍老、乔老、贾老都是老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老街，只要是有沾点文化色彩的事情，三位老者是必被邀请的。三位老者都是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往场合里一站，就觉得文风氤氲，儒气荡漾，场合就显得有了品位，提了档次。

    三位老者聚到一起，抱拳作揖，称兄道弟，一派和祥。其实，背地里谁也不服气谁，论年龄，三人同庚，出生月份不同;论资格，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论学识，也都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著作。老街有场合时，请一位还行，如果是三位都到场，如何排座次就是个费死脑筋的问题了。常常是因为前后的次序不满意，有的老者就会拂袖而去，弄得主家不尴不尬。

    天下事没有难得住老街人的。有人就刨根问底儿，看看是谁最先发表过文章。三老提供的资料竟然都是同一年。那就看看谁发表的报刊级别高，居然也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那就再看谁发表的文章字数多，三人都含糊着说记不清了，反正是版面挺大的。就有好事的人，去了京城的图书馆，查到了三老当年发表的文章，还复印回来了。结果是霍老的文章815字，乔老的文章770字，贾老的文章602字。霍、乔、贾的排序就被默认了。霍老自然就是德高望重的领头羊了。老街的一些脸面的事务，霍老也就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子的中间。

    面子上的事情解决了，心理感受还是不舒服的。在有的场合上，有意无意地就会涌出点暗波。霍老若是发了言，乔老随后就会提点不同看法，与之“商榷”。乔老若是发言了，贾老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问题，把乔老的意见给间接地损一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心照不宣，却能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贾老心里最不安分。三个人当中，只有他年龄最大，比霍老早来到世上二十五天，比乔老早活了四十五天。贾老也比那两位早毕业一年，在学校也是一支笔杆子，若不是当年自己把不住滑，犯了点小小的作风问题，早留在京城混出个模样了。在老街混到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小三”，这让贾老很是不爽。排在老三，实际上就是个搭头，有你没你都一样。

    老伴最能理解贾老的心境，安慰他说，现在要看谁能熬过谁。我看那老霍老乔都不如你结实，好好锻炼吧，机会都是留给活得最长的人。贾老心中豁然开朗，制定了一整套的健身养身计划，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出席一些场合，他就特别注意观察老霍老乔的状态，闲聊听他俩念叨这个脂肪高那个血糖高的贾老就特别受鼓舞，自己啥都不高，就是心气高。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先是霍老中风住院去世，乔老接替了一大堆的名誉头衔。后是乔老心梗，撒手人寰，贾老继承了一大堆名誉头衔。以后，只要有车接，有饭局还有点小意思，贾老都会显身于各种场合。

    贾老在场合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正中间了。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似乎只是坐着，因为场合上的发言不是长官就是老板经理董事长，轮到贾老该说话时，就到了饥肠辘辘的开宴时分，个个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贾老也就没有了讲话的兴致。

    有一次，贾老坐在场合的中间，百无聊赖，忽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身，在场合上空游荡，看到自己的那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影子一样在耗费钟点。贾老恍然，其实在场合上，自己就是被用来做影子的。

    贾老觉得影子很好玩。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