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版  有删节）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两千余年来，“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优而仕传统有关。

    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 “治人”，从而由“贱”入“贵”，成为“贵族”。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般僵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而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士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的士子们，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删改自《“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宣传与教育（节选）

贺麟

    ①我们并不否认宣传有其不可免的流弊，本不否认我们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常为悲劣的宣传所充斥。但我们不能向时代开倒车，主张根本摒绝一切宣传，只能向前努力去提高宣传的素质。所以我们主张不可离开教育而从事宣传，也不可仅仅热心教育而忽略宣传。宣传家应当以宣传为主，教育为辅；教育家应当以教育为主，宣传为辅，离开教育而言宣传，宣传就没有内容，离开宣传而言教育，教育就没有广大的影响。

    ②同时我们也不可离开行动而言宣传。宣传和行动不可分离。一位宣传家，如果自己没有实行的能力与勇气，也就没有资格作宣传。不到民间去服务，宣传也是空话。“最好的宣传方向是宣传的人以身作则，让自己的行动引起别人的行动。如像明末传教士利玛窦之到中国作宗教宣传。他自己先学养成良好的教育技术，天文、医学无所不通，他能够真正为中国人服务，开医院，抗灾难，而且在服务之余，生活同中国人完全一样，穿中国的衣服，说中国的语言。他诚恳的态度，笃定的信仰，服务的精神、专精的学术，使当时人士都敬他，佩服他，受他的感动。在当时风气那样闭塞的国难情形之下，居然产生了伟大的效果。

    ③宣传的方法，需要艺术化。诗歌，戏剧、图画种种的表演，都是宣传决不可少的条件。宣传的方法是真挚的热情来感动人或感化人。枯燥乏味的宣传，纯粹注入式的宣传，宣传者本身感触不强，听众自然更感觉无味。不过我们说宣传要艺术化，并不是说艺术应该宣传化，反说拿艺术来作宣传的工具。我们只是说宣传应当受艺术的陶冶以感人于无形。这样的宣传，才能给人以具体美化的印象，再不只是喊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以引起旁人反感。

    ④凡是缺欠诚意，毫无正大光明的方针政策，只知道开些空头支票 ， 欺骗人民，搞阴谋诡计，封锁消息。当然不会把宣传行动化到民间服务。他们不仅不能够发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反而会使宣传为世所诟病。这种人当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宣传家。中国近代政治上第一本党知先觉同时也是第一个典型的宣传家应推崇为孙中山先生。他是第一个认识宣传的重要意义，打破传统轻视宣传观念的人。他宣传的精神，感人的态度，坚卓伟大的人格，终身从事革命的传统，和他的好学不倦、手不释卷的学养，使他的政治主义的宣传，在中国政治现代史上开一新纪元。

    ⑤中国今后政治宣传，应当以孙中山先生为典型，宗教宣传应当以利玛窦为模范，学术宣传应当以苏格拉底、费希特为代表。如是庶几学者，教育家、先知先觉，可以离开学历或象牙之塔而到民间去。而一般民众亦可以受先知先觉者、教育学家的感化与启迪。如是庶宣传与教育，可以收分工合作，同时发达，携手并进的效验。

（1944年写于昆明）

    自近代科学兴起以来，人类见证了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也充分享受到了科学成果带来的社会福祉。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自主性，如果任其无约束地发展，它的潜在成果既有可能造福人类，也有可能摧毁人类。如何让科学始终朝着善的方向发展，是今天人类亟需解决的问题，科技伦理的兴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

    科技伦理的目标很明确，即通过有效的规范，保证科学研究的所有环节都处于伦理的规训下，使研究的整个链条都指向追求善的目的。科技伦理发生作用的空间结构包括政策环境、研究主体、研究手段、研究对象与研究结果等，这个研究链条的每个环节内都存在伦理缝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科学就会从人类福祉变成人类的噩梦。

    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其本性是喜欢自由的研究氛围。由此，人们自然会认为，不应该为科学研究附加任何的约束，所有这些约束都是研究的障碍。这种说法在社会上很有市场。其实，这是一种短见。哲学家托德·莱肯曾指出：“我们对人类的有限性的焦虑，致使我们设计出更高级的不变的实在，这就是上帝、形式、道德法则。”也就是说，我们要设计出一个远离我们的完美王国，去应对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现实。道理很简单，任何时代的人的认知都具有时代局性，总有一些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出现。如果是好的倒也无妨；如果是恶的，其影响就很难消除。而且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这种可能性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大了。为此，预先设置一些高于当下实践要求的伦理规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对研究人员进行科技伦理的熏陶、规训，恰恰是引导他们追求善的有效手段，是给他们竖立向善的路标，而非设置研究的障碍。

    近代科学是西方的产物，对于中国人来讲，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舶来品，我们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与经验，因而在科技伦理上存在先天的不足。另外，我国的教育体制中也缺少这方面的系统训练，从而导致我国科技人员对科技伦理的认识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投入的增加与从业人员的大幅增长，以及功利主义评价模式的形成，部分科研人员完全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没有约束地从事后果高度不确定的研究。再加上国人对于前沿科技成果的极度期盼，促成需求的扩张，加剧了科技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无形中助长了科研人员冒险的热情。因此可以说，践行负责任的研究，恰恰是中国科技界应该展现给世界的一种形象。

(摘编自李侠《科技伦理：没有约束的科技是危险的》)

    ①“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②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③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④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⑤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⑥“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