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杨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感发扬到精美绝伦的程度。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眩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理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需求到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等制作的民间家具。

    国内最早的漆饰家具是明宣德年间的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漆的工艺，比单纯填漆家具更华丽。明中叶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黄花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材的復木家具。在另外的广大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尤以斑竹所制枝木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宋代家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明式家具品种丰富，用材多样，其中以黄花梨最佳，这种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富有弹性。由于木质坚硬且有弹性，所制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很小。因此，家具造型简练、挺拔。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充分显示木材本身质感。另外，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宫廷家具色彩鉤丽、纹饰华美。其中，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中国漆器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这些家具的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去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并逐步扩展成了 “清式”家具的主体风格。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体已趋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繁缛的雕饰破坏了整体感。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特色，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

    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西方一些著名设计师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摘编自王翔子《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有删改）

    当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钟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庄子》承继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道家著作。现存世33篇，分为内七篇、外十五篇和杂十一篇。其文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思想奇特，意出尘外，文笔多变，气势壮阔，妙趣横生，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勾勒了逍遥飘逸的人生境界。

    庄子尤为强调精神的自由，因此《庄子》开篇便是《逍遥游》。他生逢乱世，生活穷困潦倒，却洒脱地鄙弃权势名利，坚拒楚相之职，竭力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在他看来，顺从天道，自然而为，不为物累，方能旷达处世，泰然逍遥。所以《庄子·道遥游》里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便无须依赖外物。然而，世人总有“机心”，心为俗物所羁绊，便难以达到真正的逍遥自由。如《庄子·养生主》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庄子看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穷的知识和利益，也是一种“机心”，这恰恰是为利益所累。如何能“不物于物”，达到逍遥的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心斋”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修行方式，即去除求名斗智的心念，消除由生理激起的贪欲，使心境达于空明之境。具体怎样才能返璞归真，庄子又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即当做到不为人工而毁灭天然，不为世故而毁灭性命，不为贪得而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去。

    《庄子》强调逍遥游，并非看破红尘，他同样珍视和强调积厚、诚信、忠诚等美好品质，只是尤为强调以自修的方式，获得心灵的自由。正如《庄子·让王》中所强调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回首《庄子》，其所强调的不执着自我，不执念于一时、一事，不耿耿于荣辱得失的开阔境界和旷达胸怀，所强调的审己体察、丰富自身心灵的修行方式，以及抛开成见，消除争论，尊重差异，以不齐为大齐的人生智慧，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保持平和的心态、成就胸怀浩荡达观豁达的人生有指引作用，而且对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的开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和启示。

（摘编自孙欣《旷达逍遥，天人合一》，有删改）

语言智能和语言教育不应“相杀”

饶高琦

    近年来，语言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在舆论中对人工语言服务形成冲击。语言教育存废及投入多寡等，成为国家教育规划和技术规划中需要面对的问题。12月24日，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召开了“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40余位来自语言教育界、信息技术界、企业界、新闻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就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献言献策，并形成了《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宣言》，倡议教育界和技术界相拥相爱，停止相搏相杀。

    智能技术冲击传统产业，挤出其中的就业人口，本不新鲜。但今天机器翻译为代表的语言智能技术对传统语言产业的冲击大部分只存在于舆论之中：翻译人员的收入保持稳定，翻译市场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规模持续增加。其他语言服务产业也在蓬勃发展。2018年两家一线创新企业机器翻译产品在重要会议上“翻车”，也表明语言智能还远远不足以像两百多年前的轧棉机一样制造失业潮。

    但这种舆论中的冲击，伤害却不小：大学英语专业，从曾经的香饽饽，变成今天坊间“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语言智能的冲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学界、企业界人士刻意制造了一种“外语专业灭亡论”。××翻译在××技术竞赛中拿到冠军，××系统超越人工翻译，××翻译机通过专业考试等信息更在媒体的追逐中频现网端。在人工智能服务大量进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这种论调已经不再是未来小说、科幻电影里那种飘忽云端的危言耸听，而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恐慌之源。这种恐慌首先就表现在学生的专业选择上。笔者所工作的大学，近年来就有数十位新生受这种舆论影响选择改换专业，甚至退学。

    诚然外语教育，尤其是大学外语专业，在学科设计和培养模式上问题深重，但如果任由机器翻译狂热宣传发展，煽动公众情绪，将会对国家的科技规划和教育规划形成严重误判，进而有损公众利益。语言智能行业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前的智能应用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统计机器学习方法和2010年以后突飞猛进的深度学习技术。它们都依赖于富含人类知识的大数据资源。而外语从业者，正是语言大数据资源的生产者。可以说，语言智能如车，语言数据如油。岂有汽车行业整日恐吓石油行业的道理呢？

    另一方面，舆论上的恐慌虽缺乏道理，但不完全是无源之水。外语教育，为学生前途和自身发展计，理应化冲击为契机，在人才培养的范式、方法和内容上吐故纳新，热情拥抱新技术和新时代，努力帮助学生过好智能时代的外语生活。在智能时代，语言教育更要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在工具性上，培养懂得工具，会利用智能服务的语言从业者。而在人文性上，更加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包容心的教育，培养不同文化间的穿行者。

    2018年，原谷歌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这一观念。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顶级高校也就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科技伦理设立课程与研究项目，旨在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划定界限。人工智能，尤其是语言智能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更深和更广的人机互助，进而通向人机共生。替代和对抗的人工智能观并不可行。人工智能和其服务的领域都理应相爱，不能相杀。

（有删改）

    这几天，知名视频博主李子柒，因在境外视频网站上拥有超高人气和关注度，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有文章认为，这位博主主打传播中国传统美食文化，通过镜头语言呈现田园生活，令外国网友喜爱并评价说“她在重新向全世界介绍，被我们忘记的那些中国文化、艺术和智慧。”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子柒的作品具有文化输出的意义。当然，这一结论也引发了不小争议。

    浏览李子柒微博的主页，不难发现这位拥有两千万粉丝的大V与众不同之处。在她更新频率不算高的视频中，能够看到黄豆如何变成酱油、纯手工造纸等等传统文化遗产，也能读到蕴藏于田园生活背后的脉脉温情，这些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对于田园牧歌的向往，也打开了西方世界欣赏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由此而言，李子柒的走红不难理解。但能不能把这种走红视作文化输出，以及中国需不需要这样的输出，在网上言人人殊。有人认为李子柒的视频不真实，拔高了现实生活；也有人认为乡土社会代表不了中国全貌，会带来误解；还有人质疑其包装炒作的成分，担当不起“文化输出”的重任。

    必须承认的是，作为视频内容行业的从业者，李子柒已经用粉丝和流量证明了自己的成功，但究竟是不是要抢占“文化输出”的名头，目前来看，更多是公众讨论中赋予的意涵。每一个新媒体产品都有自身的定位，喜欢与否都是双向选择，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和道德规范，他人无需苛责。实际上，在互联网连接世界、中国影视作品不断走出去的今天，某个博主的视频走红也存在着必然因素。网友的争议，表面上是探讨文化输出，但更多折射出对待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不同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是否还有时代价值？面对互联网包装和营销手段，传统文化如何自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沿着这个视角望去，那么在李子柒镜头下，传统的笔墨纸砚、蜀绣，古法制作的苏式鲜肉月饼、桂花酒，这些流传于上千年历史之中的技艺，浸润着岁月的打磨和一代代人的匠心。传承好这些、推动它们走出去，不仅必须，而且重要。李子柒视频中所呈现的田园生活，虽然距离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比较遥远，但从中依然能看到中国传统“清隽”的审美取向和“出世”的价值追求，读懂这些内涵，方能更好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不如学习借鉴其优点和经验；争议是否是文化输出，不如扎扎实实做好文化创新和推广的工作。每一个文化作品的成功都不是轻轻松松的，都凝结着精益求精的探索、持之以恒的努力。坚定文化走出去的大方向，秉持工匠精神来谋划创新，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节选自201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