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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大庆市2017届高三上学期第一次教学质量检测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1)、下面对文章的表述,不符合戈夫曼理论的一项是(    )

A、戈夫曼认为人在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方面的表现都属于“前台”表演,它与戏剧表演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B、戈夫曼认为“公共人格”包括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等行为。 C、戈夫曼认为“公共人格”就是人们为自己的人生获得机会展示的一块广告牌,它是每个人的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虚伪的特点。 D、戈夫曼认为移动网络的出现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
(2)、下面对文中有关“前台”、“后台”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前台”是犯们每个人生活的常态,人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积累人际资本,其目的是为自己获得机会。 B、“后台”是把自己从“前台”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的地方,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通常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C、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不断增多,因此,人们己经无力摆脱过多的“前台”表演。 D、微信朋友圈让今天的人幻每天24小时都处于“前台”的状态,人们的每一秒钟都贡献给了廉价表演。
(3)、下列对文段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前台”注重华丽的外表和技巧,甚至人类的阅读和学习也只是为了获得一些谈资,所以人们应该退出“前台”。 B、人们在“后台”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没有太多的戏剧成分,往往会是真实面目的呈现和真是情感的流露。 C、几张PS痕进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和留言、点赞、转发……这些廉价的表演,无非是满足人们的虑荣心 D、“前台”不断地在延展,“后台”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人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虚伪。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在天地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还有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这些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道,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脉脉温情的打量,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7篇,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及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汪曾祺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9日,略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之神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清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最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吏,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可以定义为正面的情绪或者具有正面向上价值的情绪。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就是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取得进步或得到他人积极评价时所产生的感受。”由此可见,积极情绪就是经历了内在、外在的刺激,正确地解决了问题,达到某种成功与满意度,满足了个体的需求,感觉到个体的存在价值伴有随之而来的愉悦的心情与感受。

积极情绪并不是消极接受、坦然享受、乐不思蜀的感觉。这些只是浅薄的感受,即时地享乐。积极情绪拓展到更深的层面——从欣赏到热爱。它并不是简单的迷恋,而是一种真心喜欢、经过努力而获得的欢愉、欣喜。

“积极情绪”这个词,指向了重要的人性瞬间。那些轻微而短暂的愉悦状态,其实要比你想象的强大得多。作为人类,生来就能够体验到微弱短促却愉悦舒畅的积极情绪。它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滋味。回想一下,当感到与他人或与所爱的人心灵相通时;当感到有趣、有创意或忍俊不禁时;当感到自己的灵魂被蕴含在生命中的纯粹的美所打动时;或者当因一个新颖的主意或爱好而感到活力无限、兴致勃勃时,你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爱、喜悦、感激、宁静、兴趣和激励这样的积极情绪,它们会打开你的心扉。

然而,无论是迷恋、欢笑还是爱,你由衷的积极情绪总是无法持续很长的时间。良好的感觉来了又去,就如同好天气一样,这是人类的本性。积极情绪会逐渐消退,如果它长盛不衰,人们会很难适应变化,无法觉察到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差异,或是邀请与冒犯之间的差异。

如果你想重塑生活,让它变得更美好,秘诀就是不要把积极情绪抓得太紧,也不要抗拒它稍纵即逝的本性,而是将它更多地植入生活——久而久之,你就会提高积极情绪的分量。我们发现,在这一秘诀中最重要的是积极率,这是用来描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数量关系的一种方法。如果用正规的语言来描述,积极率就是:在任意一段时间内,用积极情绪的出现频率除以相同时间段内消极情绪的出现频率。用数学公式来描述,这个系数就是P/N。积极率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预示生活轨迹将把你带向衰落失败还是充满活力。而当积极率超过某一个临界点,人们的生活质量差异会有质的变化。这个临界点为3∶1,当积极率超过3∶1时,人们会生活得更好。人们会表现出更高的开放性,乐于接受新事物,乐于交朋友,也会在事业上更成功,且拥有更健康的体魄。而对于那些处于2∶1甚至1∶1的人来说,会经常郁郁不乐,表现出抑郁症的征兆,且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摘编自赵天红《开启幸福之门:积极心理学的魅力》)

材料二:我们需要承认负面情绪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千万年的进化历史上,在漫长的与各种各样的灾难抗衡的过程中,人类产生了一种特别重要的保护机制——应激反应,即遇到挫折、磨难时,身体三个特别重要的器官:下丘脑、脑下垂体和肾上腺,会分泌出大量的压力激素。压力激素带来的影响使得人紧张、恐惧、愤怒。负面情绪出现其实也是有价值的——愤怒能够促使人保护自己、家人;焦虑让人关注需要面对的风险挑战,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甚至连悲伤都是有作用的,当人悲伤时,发出的其实是求救信号,有利于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关怀。所以在灾难面前,人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也没有必要特别紧张。

压力激素使人的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肌肉力量及骨骼力量加强、感觉更加敏锐,眼睛更尖、耳朵更灵、鼻子更灵敏,使我们能够辨别各种风险,做好斗争的准备。这个斗争准备需要通过两个行动慢慢化解压力激素,一个行动是“斗”,一个行动是“逃”,打得赢就斗,打不赢就逃。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这个选择机制在30多万年前发生了一次巨变,即心智革命。人类在进化中,产生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能力——思维能力,出现大脑新皮质,结果有些人过度依赖新皮质,出现风险、挑战、磨难时,不是选择“斗”或“逃”,而是选择“躺平”,也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压力激素不能靠“躺平”解决,只能靠动起来才能解决。如果“躺”久了,会出现各种身心问题,从心理学上来讲,负面情绪会大量出现。

虽然负面情绪对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负面情绪如果持续超过一周,一定会产生各种生理问题,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睡眠都会受影响。

为什么负面情绪的影响往往比较长久?这涉及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一个机制——负面信息加工优势。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700万年前在非洲草原上行走的人类先祖,突然看见前方风吹草动,这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虎狼出没,另一种可能是瓜果落地。选择相信哪一种可能性更好?很简单,假设虎狼出没要好得多,因为你觉得有风险就会立刻逃跑,这样就能活下来,否则就可能落入虎口。如果前面真的是瓜果落地,而你因假设是坏事情逃跑了,没有得到瓜果,最多只是留下一个遗憾。所以,忽视负面的事情有非常坏的结果,而且不可逆。忽视好的事情,下一次还可以试一试,这就是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负面信息加工优势。

(摘编自彭凯平《负面情绪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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