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修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vx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隶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楚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201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意味着政府政策方针和发展理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目前，中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物质财富比较丰富，贫困人口只占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供求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需求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在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社会首先要保证人们能够获得基本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面对这一变化，如果企业还是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而不是注重产品的品质，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满足老百姓的高品质需求。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更高阶段。广义的精神文明，不仅包括文明礼仪，也包括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各方面的追求，当下人们除了满足吃喝玩乐，还希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看重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为此，除了继续发展生产力，还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先努力发展经济，才能为建设民主和法治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反在经济水平低下时贸然进行改革就可能遭遇东欧式的失败。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主要目标，因此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日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那么新时代的工作重心就是努力实现平衡式发展。例如，通过收入调节政策减少收入差距，通过精准扶贫减少贫富差距。过去中央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区发展差距。若能做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成就不亚于从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变成经济大国。

（摘编自聂辉华《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四个维度》）

    中国文化产业从起步、破冰，如今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互联网文化及其产业运营在其间扮演了“黑马”的角色，其增长速度之快，消化能力之强，包容性之大，深切满足了时代需求，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文化产品的商业特征势必就比较明显，艺术特征则相对较弱。

    每日更新是网络文学最显著的特征。网络作家每天一般更新两到三章。在更新过程中，网络作家与读者之间即时互动，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过程处在同一条线上。表面上看，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是消费者，但他们除了“供求”关系，还存在“共生”关系。这种新型的读写关系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直接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存续方式和审美范式。创作者、阅读者和故事创作之间相互妥协和平衡，消费过程完成于这一动态系统当中。无论是不是知名作家，创作哪种类型的作品，在读写关系的塑造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网络文学的“游戏规则”：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网络超长篇小说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调研中，拿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为例，这部长期位列移动阅读基地畅销榜榜首的作品，长达530多万字，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吸引人，能够把读者的碎片时间有效串联起来。也就是说，在日常工作之外，网络小说成了众多读者业余生活的主线，在这样强大的时间消费中，阅读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欣赏，更多的是心理需求。

    有人指出网络文学过度娱乐化的危害性，针对作家而言，最主要的后果是创作主体性的丧失，这需要引起网络作家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无线阅读风生水起，网络文学的蛋糕越做越大，腾讯、百度、亚马逊等IT业龙头企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众声喧哗的领域。网络文学所涉及的范畴已经不能用既有的文学概念来概括，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商业模式。在资本的推动下，网络文学正朝着文化产业所期望的跨界性方向发展。一部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将会吸引大量资金投入，衍生出多种艺术产品。但同时，有更多的网络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前景感到困惑，他们挣扎在文学和商业的拔河绳两端，之所以无法做出选择，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文学，文学的光芒依旧在他们的头顶闪耀。

    同样的问题，不只针对网络文学，而且针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文学的商业属性？改革开放30余年，当代文学释放了丰富多元的能量，唯独商业能量未能得到有效释放，文学和商业之间似乎存在一堵无形的墙。网络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文本和现象，把商业属性的话题直接推到了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岂能无动于衷？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网络文学获得了最大的成长红利，同时，现代科技也为网络文学的成本最低化提供了几乎是免费的午餐。或许，当代文学可以就此发现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成长模式：文学性与商业性相互制约、共存共生。在这种模式下，商业性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包括市场、消费和阅读趣味等元素在内的综合性指标，它的存在将促使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更加丰富，网络文学创作焕发新的能量。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 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 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 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 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 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芜的世界，而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 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 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的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人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一一画中有诗。比如他的作品《江山雪霁图卷》，画面上虽然没有像许多画家那样题上或多或少的诗词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 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领受山川、风云、水石、林 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有意境的作品，真正收到“代山川而言”。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句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