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灯

逄金一

    在济南地图上，你一定能很快找到顺河高架路。它南北纵贯，状如一个发福中年男性的啤酒肚曲线。大约在这啤酒肚的肚脐眼处，由东向西挺出如小火柴棒一样的一条街，那就是馆驿街。

    馆驿街是一条温暖的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济南。济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大明湖，不是趵突采，不是千佛山，不是泉城路，而是馆驿街。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和父亲走过两个开满丰满荷花的大池塘，那荷花拥拥挤挤却高高兴兴的样子，荷花长得好像比我还高。站在街口，父亲一字一顿地念：“馆一一驿一一街，嗯，走走看。”

    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馆驿”，它带着古文明的胎记，带着汉炙字的神秘感，指向古代，指向了大多数当代人看不清的远方。

    “馆驿”让我想到“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门下冯谖。孟尝君最初将他“置于馆驿”，不甚重用，后来冯谖唱《长铁歌》，吐槽自己“食无鱼，出无车”，终成孟尝君的高级食客。著名成语“狡兔三窟”也源于此人。典称“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馆驿”让我想到商鞅。这是一个在生命的最后“驿不得”的可怜之人。他被迫逃亡到边境时，想投宿馆驿，却被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最终被逮捕遭车裂而死。

    “馆驿’：还让我想到杜牧那首著名诗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运输系统，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那得得马蹄声，历久千年，犹自回响耳畔。

    父亲和我就在那沙沙的长铗歌声中，在那慌慌的择路声中，在那隐隐的马蹄声中，像两簇小火，一步一步照亮这根充满神秘感的火柴棒。

    多少年后，当我终于在这座城市落户，而所居住的地方恰巧就在馆驿街附近时，就每每想到与父亲共度的那些宝贵时光。现在，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走了，火柴棒被我一次次孤独地擦亮，父亲那慈祥的笑容就浮现在眼前，他身上那淡淡的烟草气息就萦绕于鼻尖，他那略带低沉的声音就回荡在耳畔。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条街。

    这是一根燃烧了六百多年的火柴棒。它最初出现在文字中是一条大道，俗称官道。那是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移于历城，此地始设馆驿，名曰谭城驿。这是传送公文、迎送官员的馆驿，百姓称“接官亭”。

    这根火柴棒正式成为一条街，是在清代。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城县志》将这一带称“十王殿街”。后来，在馆驿和十王殿之间形成街巷，才统称馆驿街。《续修历城县志》记载，馆驿街“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

    既为“咽喉”，那么我想，明代“后七子”领袖、大诗人李攀龙（今济南人）按理说也会从此街走过。因为他曾在今广东、山西、河北、河南、浙江、陕西等多地出任高官并多次回乡，一定有机会经过此街，而在极其重视迎送程序的古代中国，他在馆驿街上寒暄几句，当是必有的步骤。

    这根火柴棒的东端为荚贤桥：西端，也即它的红色磷头，是红瓦坡顶的德式建筑津浦铁路宾馆。我们在说这座建筑的时候，其实应该降低了声调，因为它可是一位业已107岁的历史老人。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它有很多荣耀的时刻，孙中山、胡适、泰戈尔与徐志摩均曾在此住过。

    孙中山与胡适的这次济南之行，均曾抽时间游览了大明湖。从路线上考量，他们均可能走过馆驿街，只是未曾有确实的文字留下而已。一条街就是一条街，它平躺着，只供人走来走去，未必非得让人记住它，不像湖山胜景，或以水的形式低下头去一脸娇羞，或以碑、塔、寺、观的形式仰起头来一脸的正能量，让人在俯仰之间流连忘返。一条街，以正直为本分，沉默是它的声音，寂寞是它的命运。

    从更大的视野上看去，这条街在现代史上，日本人的铁蹄踏过，国民党的军警皮靴踩过，解放军的步鞋丈量过。720米的长度，一部大历史的容量。

    而今，我上下班都要穿过英贤桥，脚触馆驿街：我的孩子也曾每日路经馆驿街。而每次经过这条街，我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称它为街，实则好似省略了什么。在我眼里，它是一座以直线形式存在的高山，是一条以硬土方式存在的长河。它甚至也可视为典型山东人的一个隐喻：外表平凡、平实、平和、平静，而目光久远、沉稳老练、处变不惊。

    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样燃烧着的火柴棒。它们默默燃烧，侍奉着岁月，滋养着时光。它们小到无名无姓，却大到能照亮一座城市、光耀一部历史。

    它们，是能够点亮人们心海沉舟的生命之灯。

（选自2015年第10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年三十的私房菜

    付春从城里回家时，爹和妈正在院子里剥玉米棒子。他们都没有发现身后的儿子付春。付春一声不吭地跨进院门，拎着大包小包进了自己的屋，放下行李，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爹和妈同时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时间静止了两分钟后，付春透过掉了半块的玻璃窗听见爹说，春，回来了？妈马上站起身来，责怪爹说，他爹，春都进屋了，还问？快去抱柴禾，我给儿子做吃的去。付春拉起被角，捂在脸上，眼泪无声地流下。

    付春在城里一家五星级酒店当厨师。付春的厨艺好，在这家酒店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间付春很少回乡下，五年的城市生活让他下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他甚至发誓要在这家酒店干一辈子。然而，没想到这家酒店自从去年易主后，因经营不善，一天比一天不景气，上个月彻底宣告破产。

    失业这个月，付春把城里所有的饭店、酒店都找遍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一些有名气的饭店、酒店，都有自己稳定的厨师团队，就算人家缺人手，他进去也只能是个打杂的。太小的饭店，薪水太低，高不成，低不就，就把付春挤回乡下的家了。付春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繁花似锦的春天走进了寒风凌厉的冬天。付春想着想着睡着了。

    春，快起来吃饭了。妈站在窗外，小心翼翼地喊付春，生怕声音大了，把儿子吓不见了似的，儿子已经有很久没回家了。

    饭桌上的菜，都是付春打小就爱吃的菜：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汤是酸菜土豆汤，酸菜是妈自己腌的乡下常见的老酸菜。旁边是一锅刚焖好的玉米饭。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饭菜，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吃到，虽说都是些在付春看来上不了台面的菜，但味道却是出奇的好。

    付春很快就风卷残云般，把桌子上的饭菜一扫而光。爹和妈几乎一筷子未动，看着狼吞虎咽的付春，笑得嘴都合不拢。付春看着爹妈，抹着嘴回味着刚才的饭菜香味儿，突然脑子里像打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门，付春兴奋地一连说了好几声“我怎么没想到呢？”爹和妈被付春整糊涂了，还没回过神来，付春已经拎着大包小包跑出院门了，爹和妈赶紧跟到院门外，说，春，你这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回城里。付春头也不回地说。

    付春有足够信心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他不再怕失业，这一切都源于妈做的饭菜。付春在吃了妈做的菜后，突然想到了时下城里流行的私房菜，他想，现在城里人吃饭店都吃腻了，我何不当一名专做私房菜的厨师呢？

    很快，付春的私房菜就在城里闯出了名气，很多有钱人、领导都请付春到家里专门为他们做私房菜。尤其是每年的春节，付春更是分身无术。

    付春不断创新他的私房菜，几年后名声越来越大，钱也挣下不少，还在城里买了房子，拥有了城市户口。爹和妈不愿和他来城里，一直住在乡下的小土院，付春已经有好几个春节没回家陪父母过年了。每次爹妈打电话来，要他回家过年，付春都推托了。

    今年年三十那天，有个搞建筑的大老板，给了付春很多钱，说是特意请付春去为他父母做一顿年夜饭。这位老板的爹妈一直住在乡下，老板有心想接爹妈去城里过年，也享享福，可是爹妈不来城里，老板只好回乡下陪父母过年。老板和爹妈说回去过年，两位老人又忙里忙外辛苦做饭菜，因此老板骗父母不回家过年，请付春去做私房菜的目的是想让父母过个不用操劳的年。

    付春满口答应了，天快擦黑时，和老板一起赶到了老板乡下的父母家。没想到，他们推开门，首先映入眼前的竟然是一大桌子已经做好的饭菜，碗筷已摆好，就好像专等老板一到就开席似的。老板惊讶得合不拢嘴，不停地问两老怎么知道他要回来？

    老板的爹说，每年不管你回不回家过年，你妈都会把饭菜做好，万一你回家了，也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板的妈接着说，这些都是你打小就爱吃的饭菜，在外面哪能吃到呢？老板两眼含着泪，一把抱住了两位老人。

    一直站在门口的付春看着这一家子，缓缓地掏出钱包，把钱悄悄地放在门边的桌上，轻轻地合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去了。绚丽的烟花爆竹在付春身后、头上此起彼伏地响着、盛开着。付春仿佛闻到了妈做的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还有酸菜土豆汤的味道。

（选自《四川文学》，有删改）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

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

    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陈情与感动

罗伟章

①我读的第一篇古文，是《陈情表》。

②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二哥念初中，好读书，在乡上买了本《古文观止》。寒假里，大雪盈野，土地被雪盖了，农活也被雪盖了，二哥便拿着书，钻进院坝边新修的空房里，不喊吃饭就不出来，出来时必冻得躬肩缩背，脸色青紫。如此十余天后，书变重了——满本都是红色的批注。腊月三十那天，父亲和兄弟姐妹上邻院看灯去了，我和二哥都不爱热闹，兄弟俩坐在火塘边，他把书取来，挑一篇念给我听。念的是《陈情表》。我听不懂内容，但闻到了旧香。语言的美，是美到嗅觉里的。念了，二哥又背诵，很是自得。当他逐句讲解，自得的心淡了。那是一个没下雪却打着黑霜的冬日。

③“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这句话给予我的宽慰，至今想来，还心生颤栗。我五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天，是母亲顶着的，父亲也要听母亲的，母亲去世，天就塌了。在对未来的惊恐中，我常躲到屋后的林子里，窥视村里小孩跟在各自的母亲身后，从田间地头走过，一声一声地叫“妈”。为啥他们都有妈，唯独我没有？我的妈是一个土堆，冰冷而臃肿，摸上去是粗糙的颗粒。再摸，还是。找不到答案，疑惑就凝结为痛楚。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悲苦的人。然而，李密，《陈情表》的作者，半岁就死了父亲，到四岁，母亲改嫁。死别和生离，小小年纪，他就尝透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关于痛苦的教育。

④痛苦不是你一个人的。

⑤当痛苦降临，无力除去，便逃脱，不能逃脱，便忍受——岂止忍受，还要担荷。如此，胸襟就撑出别样天地。后读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门，那窗，是打开的，打开后就看到万千气象：众生之苦里，蕴含着无限生机。杜诗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陈情表》对我的意义。

⑥在我心里，李密始终是个孩子。到他写《陈情表》时，已44岁，可依然是个孩子。这感觉真没有错。李密以孝闻名，《陈情表》以孝动人，“孝”字在甲骨文里就有，是汉字的母字，“老”之下一“子”，“子”紧贴“老”，代表晚辈对老人的扶持。李密对祖母，侍奉汤药，“未曾废离”，是一辈子的孩子。

⑦李密是哪里人，我并不关心。人情相类，普天同理。但如果突然撞到他的家乡去了呢？那便是故人重逢。认识作家，无须相见，读了他的作品，就算认识了。作品是作家的内在星空，读过，就不仅认识，还是熟识。我和李密认识的年头，该和他写《陈情表》时的岁数差不多吧？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友了。因此，来到川西彭山，得知他是彭山保胜乡人，欢喜心如风拂柳。也不是激动，只是心里一亮。是烛光的那种亮，外面的世界退去，只照见两人和两人的秘密。

⑧彭山县属眉山市，眉山有苏东坡，这奠定了一种美，也奠定了一种温度和好整以暇的气质。东坡的厉害，在于个性强却又通达人情，活得诗性，且能用细节之绚烂抵抗人生之大灾。比较起来，李密就过得太苦了。身苦，心也苦。不过，一国一族，总有些人是要受苦的，他们在贫苦、辛苦和苦厄中，参悟生命，自觉承担，缔造出源头性的文化因子。自汉武帝始，孝由家庭伦理延伸至社会和政治伦理，到李密写《陈情表》时的晋武帝，更是强力推行这种伦理，以孝命名的村社山水，由此遍布国中。当孝成为准则，就成了孝道。孝道是个延展概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家，到两家，到三家，到千万家，如此升华为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在这方面，李密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⑨仲秋时节，雨气蒙蒙，而眼前身后，光影婆娑，整个彭山，如起伏的园林，低处大河奔流，高处竹木葱翠。李密故居在保胜乡龙安村，倾斜的坡地上，村道、房子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左面崖壁，刻满字画，都与李密有关。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只悉心察看当地百姓的脸，都安宁祥和。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两个字：充实。人只有在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和关照中，才能内心丰盈，从而迈过自我隔绝和自我枯萎的“现代化陷阱”。由此扩展，家庭伦理便成为家国伦理、万物伦理，人也因此走出小我，成为大写的人。

⑩彭山是个孕育传说的地方，远近闻名的彭祖，活了将近800岁，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突破局限的表达。传说还是一种想象力，是深具可能性的预言，比如张献忠沉银地，多年来也是传说，但考古将传说变成了历史——曾经的事实：沉银处就在彭山江口镇河段，而今已发掘出5万多件文物。一个生长传说的地方，定有传奇的精神在，这传奇的精神，既是勇猛精进，也是笃定持守。在我看来，李密是彭山最大的传奇。他用真实书写了传奇。在李密的时代，孝已可归为传统文化，他以对传统的尊重和身体力行，以一篇《陈情表》，既感动了晋武帝，也感动了苏东坡，还感动了后世的我以及亿万国人。从文学角度，陈情与感动，是文学的根，《陈情表》根深而叶茂，因此成为千古名篇。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忆长征        杨成武

夜晚，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以往，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每逢过年或者“八一”，都要举行一些联欢活动。

记得一九三三年在藤田，各种活动之规模异常宏大。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作战有功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那次，军团奖给我们四团一面红彤彤的大旗，上面写着“英勇冲锋红四团”几个醒目的大字。

温坊战斗胜利之后，在福建长汀南山坝进行的一次文娱体育活动，又别具风味。那次，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演出活动。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热情真高，百忙之中编写了一个以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收复英租界为背景的剧本，还亲自担任角色登台演出。

我们更是活跃，做游戏、运动比赛……全和战士一起，闹成一团。常见的一种游戏——击掌传手绢，总是引得大家笑声不绝。还有什么“矮人过桥”（钻凳子）啦，比赛唱山歌啦，名堂多得很。在那热热闹闹的气氛里，同志们回忆一年的战斗与工作，谁都想争着摆一摆，谈一谈。

今晚，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上，送旧岁迎新年，与昔日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各连还是开了晚会。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激励斗志。我们的红军队伍，尽管刚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了重大损失和挫折，但依然斗志旺盛。

“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江风带着冰冷的寒气从低矮的房顶掠过，然而凡是有我们红军在的每间屋子里，都热气腾腾，飞出窗外的都是那铿锵的誓言。

天将破晓，耿飙同志还专门叫小白弄了一小锅红枣炖鸡，这实在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吃罢早餐，耿飙同志和我踏着露珠，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一到江边，嗬，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仰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像在向我们欢迎致意。这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耿飙同志和我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原来，在我们江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有连哨。这时，老乡还告诉我们，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1华里=0.5千米）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下午，我带着负伤未愈的隐痛，与耿团长一起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就同意我们的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五百公尺（1公尺=1米）处的小路。临走时，师首长告诉我和团长：“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返回团部后，耿飙同志与我分头动员，组织力量。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我们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我们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就在这时，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准备挑选十八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凫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

我正要去三连，三连长毛振华同志听到这个事后就找来了。他“毛遂自荐”地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摆了很多理由。毛振华同志我熟悉，二十四五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是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同志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勇敢得很，像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我不大清楚。他见我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

要求过江当先锋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可把耿飙团长和我忙坏了，直到半夜一点，还有人争着要去，争这十八个名额中的一个。有的同志没被挑上，不服气，直接向团长和我请战。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九点钟，佯攻先行开始。我们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攻势，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就在这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儿，我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八位勇士。这八名是从十八名勇士中逃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

我对这八名勇士说道：“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凫水过江！”毛振华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好，祝你们成功！”说着，我手一挥，小白连忙端过来一壶酒，我和团长给这八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然后说：“祝你们胜利！”八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团长发出命令。

八位同志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