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如秤

    从前的秤十六两一斤，因此有半斤八两之说

    还在十六两一斤的年代，县城南街开着两家米店，一家字号“永昌”，另一家叫“丰裕”

    “丰裕”米店的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出个多赚钱的主意这一天，他把星秤师傅请到家里，避开众人，对星秤师傅说：“麻烦师傅给星一杆十五两半一斤的秤，我多加一串钱”

    星秤师傅为了多得一串钱，就忘掉了行德，满口答应下来老掌柜吩咐完毕，留下星秤师傅在院里星秤，自己就踱进米店料理生意去了

    米店老掌柜有四个儿子，都帮他料理米店最小的儿子两个月前娶一塾师的女儿为妻新媳妇正在屋里做针线，爹吩咐星秤师傅的话被她听见了，老掌柜离开后，新媳妇沉思了一会儿，走出新房对星秤师傅说：“俺爹年纪大了，有些糊涂，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请师傅星一杆十六两半一斤的秤，我再送您两串钱不过，千万不能让俺爹知道”星秤师傅为了再多得两串钱，就答应了一杆十六两半一斤的秤很快制成，星秤师傅果真没把秤的变化告诉老掌柜老掌柜曾多次请他星秤，对他的手艺信得过，当天就把新秤拿到米店使用了

    一段时间后，“丰裕”米店的生意兴旺起来，“永昌”米店的老主顾也赶热闹，纷纷转到“丰裕”买米又一段时间后，县城东街、西街的人也舍近求远，穿街走巷来 “丰裕”买米，而斜对门的“永昌”米店简直门可罗雀

    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永昌”米店没法开张了，把米店让给了“丰裕”，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老掌柜心里高兴，出了个题目让大家猜，看谁猜得出，自家发财盼奥秘，大家七嘴八舌，有说老天爷保佑的，有说老掌柜管理有方的，有说米店位置好的，也有说是全家人齐心合力的……掌柜嘿嘿一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咱靠啥发的财？是靠咱的秤！咱的秤十五两半一斤，每卖一斤米，就少付半两，每天卖几百几千斤，就多赚几百几千个钱，日积月累，咱就发财了”接着，他把年初多掏一串钱星十五两半一斤秤的经过说了一遍

    儿孙们一听，都惊讶得忘了吃饺子惊讶过后，大家都说他不显山不露水的，连自家人都没察觉，就把钱赚了，老人家实在高明老掌柜高兴极了，把胡子捋了一遍又一遍这时，新媳妇从座位上慢慢站起来，对老掌柜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爹，在没告诉爹以前，希望您老人家答应原谅我的过失”待老掌柜点头后，新媳妇不慌不忙，把年初多掏两串钱星十六两半一斤秤的经过讲给大家听她说：“爹说得对，咱是靠秤发的财咱的秤每斤多半两，顾客就知道咱做买卖实在，就愿买咱的米，咱的生意兴旺尽管每一斤米少获了一点利，可卖的多了获利就大了咱是靠诚实发的财呀”

    大家更是一阵惊讶，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老掌柜不相信这是真的，拿来每日卖米的秤一校，果然每斤十六两半，老掌柜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慢慢地走进自己的卧室第二天吃过年初一早饭，老掌柜把全家人召集到一块儿，从腰里解下账房钥匙说：“我老了，不中用了我昨晚琢磨了一夜，决定从今天起，把掌柜让给老四媳妇，往后，咱都听她的！”众人为秤，半两之差，心明如镜做生意，讲究“诚”，做人岂不如此？

父老乡亲

程文胜

    那位母亲紧紧抱着被洪水冲散又不期而遇的女儿痛哭失声，小女孩则睁大噙着泪珠的眼睛。小女孩的头发稀少而散乱，那些泛着衰草一样淡金色的头发，在微风中颤动着，如同小女孩的眼神一样惊魂未定。

    这是发生在我湖北家乡的真实一幕。这幅题为《劫后重逢》的照片，如同透明的刀片，飞快地划过我的心头，我看见刀刃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也流淌着我的鲜血。

    我感受到了疼痛，可我不知道该是痛苦呻吟，还是流泪歌唱。在洪水肆虐的日子，我曾用心歌颂了在大堤上与洪魔抗争的人们，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一直为能有机会见证这段历史而欣慰不已。

    可我忽略了在洪水中受难的父老乡亲了。

    我没有写到他们，那时，我一直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弱者，即使提到，他们也是以灾民的形象出现的。那时，我的父老乡亲们滞留在大堤上，他们守护着从洪水里抢出来的一点点家产，期待着洪水一点点退去。苦难和无奈写在他们的脸上，也流落进我的心里。那时，我对他们只有同情，而没有敬意。

    可那幅照片让我的心流血了。在隐隐的疼痛中，一个念头蹦出来：洪水退去之后，这对母女的生活会怎样？

    一经发问，我便很快发现，这不仅是关于照片上那对母女的问题，而是有关我整个父老乡亲的问题了。

    洪水过去了，洪水带来的创伤却还要长久地伴随着他们。

     “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能带出来。”可他们庆幸自己还活着，而活着已经很好了。他们开始盘算今后的日子。尽管浪头还在自家屋顶拍打着漩涡，隔三差五，他们仍想着要驾船回去看看自己的家。

    尽管洪魔是借助大江的河床兴风作浪，但他们憎恨的只是洪水，而从不亵渎养育他们的大江。一个本是融为一体的概念，被凝重而质朴的大江之爱划分为二。我知道，我的父老乡亲已经把整个生命融进那条古老的大江里了。面对这种对大江的眷念，面对这种对土地的挚爱，面对这种源自大江的生命伟力，我不能无动于衷。

    孩子似乎比大人更懂得怎样忘记灾难，怎样快活地享受生活。他们光着臂膀在编织袋扎成的窝棚间追逐，或者在堤边伸长手臂打捞江面上随波逐流的稻草、树枝，欢快的笑声在充满复杂气味的空气中飘荡，似乎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看着孩子们那泥垢所不能掩藏的笑脸，我同样不能无动于衷。

    我为我错误地以为他们是弱者而羞愧不已，因为流泪并不意味着软弱，因为伟大的人民是作为群体的概念而存在的，而我的父老乡亲们正是其中一部分啊。

    事实上，即使作为个体，我的父老乡亲们承受灾难的韧性和勇气比我要大得多。当抗洪将士奋战洪魔时，老妈妈在泥泞中为肩扛麻袋的子弟兵掌灯引路，姐妹们为战斗间隙小憩的战士驱赶蚊蝇，小孩子则为向生命极限挑战的亲人端碗粥、送杯茶……当子弟兵凯旋时，我的父老乡亲们箪食壶浆，用一颗颗最真诚的心编织成荣誉的花篮，一路簇拥着一路祝福着；送走了亲人，我的父老乡亲们又默默地收拾起残存的家当，从大堤上回家，然后，默默地用双手缝补被洪水撕裂的伤口，满怀虔诚地希望着来年的收成。

    我不由想起了那个逐日的夸父。为了追赶上太阳，夸父跑啊跑啊拼命地跑，太阳离他越来越近了，他的热血乃至整个生命也开始沸腾、燃烧起来，他喝干了渭河的水仍然焦渴难耐，终于訇然一声倒在地上。看着金黄的尘埃被激扬得漫天飞扬，夸父知道自己生命的尘埃将从此落定，他奋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扔出了手杖。那手杖是他不停追逐太阳的意志的继续，它在历史的天空里留下飞行的黄金轨迹后，没入大地，化成了开满桃花的邓林。

    我的父老乡亲们也在追赶着太阳，也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创造美好的人生。

    夸父不是远古神话里个体的神，夸父是一个群体。我要说，夸父其实就是我的父老乡亲。

    “即使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人民，那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这首歌唱得好。因为人民养育了我们这支军队，因为人民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啊！

    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过得还好吗？

账单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在威利担任看门人的那座发了黑的公寓对面拐角处，耸立着另一座与之几乎一模一样的公寓楼，不同之处是它有一个小卖店，而且是这条街上惟一的小卖店，是潘内萨夫妇开的。

    潘内萨太太告诉看门人的妻子埃塔说，这个店面是他们用最后一笔钱买下来的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的讨论，他们感到这爿小店至少能给他们一碗饭吃。埃塔说她希望他们能如愿。埃塔把街对面新来的人将小店盘了下来的事告诉了丈夫威利，并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那里买东西：她这话的意思是他们仍然到自助商场买东西，但如果一时忘了买什么东西，就可以到潘内萨的店里去买。威利的确按她所说的去做的，从来没有从这儿一次买过半美元的东西。

    后来有一天，威利从这儿购买了价值三美元的东西，可是他身上只有五角钱。当时，威利就像一只被主人痛打一顿的狗一样。但是潘内萨先生清了清喉咙，啧啧地说，这算什么，剩下的他愿意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说什么事都是个信用问题，说到底，信用就是我们都是人，如果你是真正的人，你就应该相信别人，而别人也要信任你。

    这让威利吃惊不小，因为他以前还从没有听过一个开小店的讲这样的话。过了一两天他就把那二块五角钱还上了。但当潘内萨说只要他愿意，他赊什么都可以，威利吸了一口烟斗，然后就开始赊购各种各样的东西。

当他抱着满满两袋子东西回到家里时，埃塔直冲他吼叫，说他一定是疯了，并把她常说的一句话搬了出来：“我们是穷人，威利，我们付不起呀。”

    威利也明明知道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可不管她怎么说，他还是常去街对面赊购东西。

    账单总数已达到了八十三美元还挂零。一天，潘内萨微笑着问威利什么时候能还账。

    从那天起，威利不再从潘内萨的店里买东西了，埃塔又拿起她那个用绳编织的购物袋去超级市场了。埃塔每次买东西回来都紧贴着她这一侧的墙根走，尽量离潘内萨那店远一些。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埃塔在街拐角处遇到了潘内萨太太，潘内萨太太脸上看上去不高兴，可对账单的事只字没提。埃塔回家后就提醒威利，要他快点还账。

    “别烦我，”他大声地说，“我拿什么来还？用从我骨头上剐下来的肉还？还是用我眼里的灰还？”说完，把门砰地一关。

    那天夜里他出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在街道边上的水沟旁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回到家时，衣服又脏又臭，两眼布满血丝。埃塔把他们四岁儿子的照片捧到他的面前﹣﹣儿子已经死了，是死于白喉﹣﹣这时他老泪纵横。

    每天早晨他出去放垃圾箱时，总不把头抬起来看街的对面。

    “信用，”他嘲讽地模仿着，“信用。”

    一天他把四个垃圾箱放在路边，等候垃圾车来运走。他看到了潘内萨夫妇，他刚一看他们的时候，他的眼都有些花了﹣﹣他们就像两只骨瘦如柴、被拔掉毛的鸟儿一样。

    他去找这一个街区另一个公寓看门人借扳钳，回来时他们提醒他有两棵细细而没长叶子的灌木穿过木地板长了出来，他透过灌木可以看到空空的货架。

    春天，当草从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来的时候，他对埃塔说：“我只是在等候能全部还清欠账的一天。”

    “我一定要还，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他拼命地干活。每天早晨早早地起床，用肥皂和硬毛刷子擦楼梯，从顶楼一直到地下室。门厅里的信箱也都用金属上光剂和一块软抹布擦得光亮亮的，亮得可以当镜子用。

    一天早晨，威利在擦信箱，他发现信箱里有一封给他的信。他摘下帽子，把信封打开，拿到亮处去读。那是用战战拌抖的手写的，是潘内萨太太写来的，她说她丈夫病了，就在对面街的家里，可家里分文没有，问他能否先还十美元，其余的钱以后再说。

    他把信撕成碎片，一整天躲在地下室里。那天夜里，在街上寻找他一天的埃塔在锅炉房的管道中间找到了他。

    第二天一早，他披上工作服，跑出公寓大楼，肩上搭着一件大衣。在街的一个拐角，他找到一家当铺，在那儿他把大衣当了，拿到十美元，他十分高兴。

    但是当他回来时，街对面有一辆灵车，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楼里抬出一个又窄又小的松木棺柩。

    在松木棺柩从门厅的门勉强抬出去之后，潘内萨太太哀痛欲绝地一个人走了出来。

    威利赶紧转过脸去，尽管他认为他长了胡子，又戴了一顶毡帽，她不会认出他来。

    “他是怎么死的？”他小声地问一个住户。

    “我也说不好。”

    但是走在棺枢后面的潘内萨太太却听到了。

    “老死的。”她大声答道。

他想说几句宽慰人的话，但他的舌头就像树上的已枯的果子，干吊在嘴里，他的心就像一扇漆了黑漆的窗。后来，潘内萨太太搬走了，而那份账却始终没有还上。

（有删改）

仙人掌

欧·亨利

    一般而言，消沉的人最容易沉溺于对往事的回忆，而一个人能在脱手套这会儿功夫重温一下求婚的整个过程也不是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

    特里斯戴尔伫立在他单身公寓的桌子旁，做的正是此事。桌子上放着一个红色的陶罐，里面栽着一株形状奇特的绿色植物。它属于仙人掌的一种，长长的叶子宛如触手一般，微风拂来，不停地摇曳，似乎在向人招手致意。

    特里斯戴尔慢慢地脱着手套，几个小时前发生的那令人揪心的一幕仍在他的脑海里闪现。教堂里那一簇簇鲜花的芳香，丝丝缕缕，依稀可闻；宾客们彬彬有礼的低声交谈言犹在耳；而牧师那拖长语调的话语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它宣告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她与另一个男人结合了！

    这沉重的一击让他陷入绝望，但他仍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失去她，又是怎么失去的。他突然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以前从未正视过的东西——一个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纯粹的、真实的自我。他看到，以前穿在他身上那虚伪自负的华丽外衣如今破烂不堪，贻笑大方。

    他看到，当她缓缓走过教堂的过道，走向圣坛，当那个男人牵着她的手时，她抬起头来凝望着新郎，目光里流露出的是幸福和安详。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遗忘了。这种目光，他也曾领略过，其中的意味，他自然心领神会。他的自负已经崩溃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一次也没有……

    可是，局面突然变得不可收拾。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又在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起来。

    她一直把他当作偶像，而他每每带着高贵气派接受她的膜拜。她为他点燃香烛，香烟缭绕，沁人心脾。瞧，她是多么谦逊，多么纯真，多么虔诚，多么纯洁。她把他奉为天神，用很多溢美之词称赞他的品行和才华。他接受她的供奉，犹如沙漠吮吸雨露，却拿不出花朵和果实施以回报。

    那天晚上，他把她请到自己的住处，向她炫耀自己非凡的经历。她是那么美丽，头发自然卷曲，容貌清纯，话语温柔，令他着迷。她问道：“卡拉瑟斯船长告诉我，你会说一口地地道道的西班牙语，你怎么会懂得那么多？”

    唉，卡拉瑟斯真是个白痴。那是他特里斯戴尔从词典的旮旮旯旯里搜集的一些古老而隐晦的西班牙谚语，然后拿到俱乐部向人卖弄。毫无疑问，他为此感到过内疚。卡拉瑟斯是他的一位崇拜者，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把特里斯戴尔所谓的博学多才传得神乎其神。

    哎呀，她的崇拜是多么令人愉快，多么令人舒畅。对于她的赞美，他来者不拒，也不予辩解，任由她将虚妄的西班牙语学者的称号加封在自己头上。

    当他放下高傲，跪在她的脚下，向她求婚时，她是多么快活，多么羞涩，多么紧张！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他都可以发誓，她的眼神中分明包含了毋庸置疑的允诺。可是，出于女孩的羞怯，她却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明天，我会给你答复的。”她说。于是，他，这位宽容而自信的胜利者，微笑地答应再等她一天。第二天，他在房间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回音。中午时分，她的仆人来到他的门口，送来了一盆奇特的栽在红色陶罐里的仙人掌。没有字条，也没有口信，只是在那株仙人掌里挂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一个古怪的外国名字或植物学名。他一直等到了夜晚，却没有等到她的回音。

    两天后，他们在一个晚宴上碰面了。一阵寒暄过后，她注视着他，一脸的紧张、疑问和关切；而他却彬彬有礼，漠然相对，一心就等她开口解释。她以女人的敏感，从他的态度上得到了某种暗示，随即也变得冷若冰霜。就这样，他们开始疏远；最后，分道扬镳。他的过错在哪儿？该怪谁呢？此时此刻，谦卑的他在自负的废墟中寻找答案，假如……

    公寓房间里，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把他又拉回到现实之中：

    “你的白兰地可不怎么样。”这位偶然来访的朋友走到他身边，“哪一天到潘塔看我，尝尝老加西亚走私过来的那玩意儿。嘿，这儿还有一位老相识呢！特里斯戴尔，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盆仙人掌？”

    “一个朋友送的礼物。”特里斯戴尔说道，“知道是什么品种吗？”

    “当然知道，这是一种热带仙人掌，在潘塔每天都能看到成百上千。喏，这上面挂着西班牙语标签呢。”

    特里斯戴尔笑了笑：“标签上写的是西班牙语吗？”

    “是的。当地人想象，这种仙人掌的叶子是在向人伸手招唤，所以他们把它叫做‘唤人掌’，英语的意思就是‘请把我带走’。”

（选自《英语世界》2017年第12期，有删改）

千顶红帽子

程瑞嘉

    七十五岁的秋明老汉去了一趟徽州，回来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

    十三岁那年，秋明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更不用说拿钱供他读书了。为了不饿死，秋明辞别了双亲离开徽州老家。像当时的顺口溜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把雨伞，一个包袱，秋明从新安江顺流而下，到人间天堂杭州去讨生活。外面的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秋明干过商店的伙计，做过运输码头的短工和苦力，捡过垃圾。没有文化又在异地他乡，秋明的日子就过得很浪，很苦。他最后浪到了浙江的宁波，依然是过着靠捡拾垃圾度日的生活，饿不死，也不富裕。

    时间像个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秋明由一个懵懂不更事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头发和胡须花白、腰弯背驼、老眼昏花的七十五岁的老汉。生活的艰辛磨去了他衣锦还乡的美梦，有的是日里夜里对故乡的念想和企盼。

    有人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们在外面靠努力和勤奋成了腰缠万贯的富人，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变成学校的名字，过着受人尊重、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秋明何尝不想这样呢？但生活似乎老开他的玩笑，总让他一辈子辛劳地推着大石头上坡，结果却一无所获，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秋明老汉最近总做梦，梦见回到了故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看到许多不熟悉的面孔，内心感到兴奋和激动，每次醒来，泪水都打湿了枕巾。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失眠，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那是一个母亲对久未归乡的游子的呼唤。

    秋明老汉终于被那个强烈的念头折磨得失去了形体，愁容满面。他于是打点行装，踏上了回徽州的行程。车窗外的景色迷糊了双眼，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了，有的只是临近故乡的激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老先生的诗好像就是为这时的秋明老汉写的。

    虽说回到了故乡，但一切都改变了秋明老汉脑子里对故乡的印象。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当年的小伙伴已经大多不在了，即使还在的，也已经变成了不熟悉的生面孔。村庄比儿时更大了，也更新和繁荣了，家乡的变化让老汉欣慰。老房子早已不在，只记得房子的边上是学校，如今学校还在，也不是当年自己读过三年书的学校了。如今的学校让秋明老汉惊喜：校园又大，教室又宽敬，那么多的教室，能坐上千名学生吧？！突然，学校里放学的铃声大作，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把陷入沉思的秋明老汉吓了一跳。看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放学跑到了公路上往家赶，秋明老汉是又高兴又担心，要是过往的汽车不注意碰到孩子怎么办？他听村里的人说，过往车辆碰到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好在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学校也为这事伤脑筋，一直没有好的办法。

    秋明老汉没有孩子，但他却比谁都更喜欢孩子。

    要是学生的头上能戴一顶小红帽该多好，既可以提醒过往的司机当心，看上去也醒目，夏天还可以抵挡一下天上的毒太阳。想到这里，秋明老汉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他跨进学校的大门，径直向校长室走去。时间不长，秋明老汉又从校长室里愉快地走了出来，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秋明老汉把用捡垃圾换来的一千顶红帽子交给学校的时候，校长召集全校教师和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千名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红帽子，初升的太阳照在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上。一个孩子跑出队列，喊一声爷爷，将一条红领巾戴在秋明老汉的脖子上，然后迅速跑回队列。孩子们伸出右手向秋明老汉敬少先队队礼。秋明老汉也笨拙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站在秋明老汉身边的校长和教师都被他的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秋明老汉看着孩子们戴着他的红帽子在学校操场和校外的公路上走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心里想从今以后谁敢说他秋明老汉孤身一人，他分明有了一千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想到许多路过的汽车司机都要停下来向他们鸣笛致意，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