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艺术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 “瓷器之路” “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是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 2013-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分享经济，又名共享经济，指的是通过人人参与，借助互联网平台，把各类过剩的消费资源、尤其是数据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倡导人人分享，实现体验式消费，进而促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创造新的生产红利和消费红利。

    美国著名的Zipcar租车公司，就是把各种闲置车辆及其信息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Zipcar的会员用车时通过网站或电话搜寻，即可发现距离会员最近的车辆情况和使用价格，然后会员可自主选择并预约用车，用完之后在约定时间内将车开回原处。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淘宝网，其实也是成千上万大中小企业、成千上万用户借助互联网平台，让成千上万的产品和商品价格、产品数量、广告、厂商、消费者甚至信用等各类信息透明化，通过人人参与，平台分享，公平竞争，大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也扩大消费需求。

    分享经济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应，原因就在于分享经济强调分享式消费和消费式分享，即消费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为他人消费提供供给和创造创新的过程；同时，分享经济的背后也提出了一个今天我们如何更好解决过剩的问题。当今时代，高速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生产高速增长，实际上带来了“全球性过剩”，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大量的资源、产品和服务处在闲置和过剩状态，因此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把大量的“闲置”重新配置，加以利用。这显然顺应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分享经济也意味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工业化甚至更早时代，经济增长更加强调生产、强调效率、强调产出率，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办法就是实现分工，通过分工产生效率，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达到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和市场分工，在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剩；强调分工促进增长的同时，也由于生产环节细化、甚至全球化分工，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反而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为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数据等，能借助分享平台整合价值链、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解决过剩经济时代的供求失衡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参与的大数据分享正在带领人类从分工型经济走向分享型经济。

    当然，要让分享经济真正有效地满足人人参与、人人分享，需要每个参与者、分享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其背后也是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诚信体系的考量。在此情况下，政府通过依法干预和合理监管，确保分享经济建立在诚信有效的基础上，也是分享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权衡《分享经济：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商业模式》）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材料一：

    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颁发基础电信业经营许可证，批准这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这意味着，三大运营商和中国广电正式获批5G商用牌照，中国由此进入5G商用元年。

    从1G的空白、2G的跟随，到3C的追赶、4G的同步，再到如今5G的领先，中国用40年时间实了通信技术的崛起。如今5G商用牌照的颁发，成为了又一个里程碑，中国和美、日、韩等强手在球竞赛的擂台上正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4月初，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名为《5G生态：国防部的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其中将全球5G实力领先的国家分为了三大梯队，第一梯队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和日本，第二梯队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第三梯队则是新加坡、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家。

    在复杂的竞争格局中，处于第一梯队的国家都在争取抢发5G的先手优势。

    2018年12月1日，韩国就宣布开始部署5G网络服务，率先打响5G争夺战。按照韩国信息通信技术部长的说法，“韩国政府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这项服务上，这将使韩国成为一个5G强国。”

    中国的5G布局更是消息不断，数十个城市接连打通5G电话，医疗、高铁等公共设施的5G试点也在同步进行，华为、中兴、OPPO、vivo、小米的5G终端也已被运营商采集，5G商用已经箭在弦上。

    而在“美国只能赢不能输”的口号声中，特朗普更是亲自上场，宣布投入2750亿美元建设5G网络，并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要求其放开频谱资源，提升批准效率。

日本的四大运营商也已经获得5G频谱，四家还表示将在五年内投入约1.7万亿日元来建设5G网络。

（选自《中国5G速度与激情》）

材料二：

Gbps也称交换宽带，是衡量交换机总的数据交换能力的单位，传输速度为每秒1000兆位（即1Gbps）。

材料三：

    5G是一种通用技术，就像电力一样。某种意义上，5G商用可以分为大商用和小商用，小商用即传统意义上电信运营商被许可正式开始网络建设和运营；大商用是各个行业与5G的深度融合。

    从这个角度，5G的成败就不再是电信运营商一家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对于各个行业而言，或许也应该有一个5G商用的路线图。以目前的阶段看，已经充分意识到5G+的未来前景的行业包括自动驾驶、视频、工业制造、互联网。相关国际和国内的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国家行业发展指导意见都已经把5G作为最重要的技术要素纳入技术演进规划，并已经开始积极推动产业试点。

    在5G商用之后，电信运营商、5G设备制造商、行业组织、国家标准化机构、产业技术联盟应该协同起来，从技术和标准层面解决5G与行业融合的问题，各方应该审视和检查现有的行业技术标准，并展开讨论，或许成立某种新的组织是必要的。比如建筑行业、智慧城市、电力行业、交通行业、制造行业。整个社会需要意识到，如果不首先从技术规范和标准层面展开严谨、认真、系统的讨论和研究，并更新本行业的规范体系，5G与行业的融合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每个行业的领导厂商的CEO，需要考虑5G到来之后对自己的市场地位和业务的挑战，如果观察每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我们会发现影响社会的关键技术的周期更替，对行业巨头的影响是最大的。以通信行业自身为例，已经消失的巨头就包括北电网络、摩托罗拉。传统行业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巨头被淘汰的更是比比皆是。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为5G准备人才和预算，无论是作为CIO还是CEO，都需要马上为5G准备相应的人才，把5G人才的招募和培训提上议事日程，并为每个业务部门准备好相应的预算。

    显然，政府部门是推动5G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如果我们同意5G是像电力一样的通用技术，我们可以回忆起今年大力推动的煤改电，政府部门提供了政策指引和财税补贴以加快煤改电的进程，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呼吁采纳5G，出台相关的财税扶持政策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技术指引，你可以把5G看作是一种技改，提供资金补贴将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其目标是政府通过财税政策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倾向指引。

（选自《八大维度深度解读中国5G商用》）

材料一：

“雅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道德理想和文艺批评标准，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其审美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精神。历代文人大都提倡以“雅”为美的文艺创作思想和评判标准。曹丕把“辞义典雅”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刘勰将文章分成八种基本风格，其中居于首位的即为“典雅”；王昌龄把诗分为五种风格，其中“古雅”也是位列第二；南宋诗词评论家张炎极力提倡“雅正”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南宋诗论家严羽也提出“去俗求雅”的审美追求。“求雅”的审美旨趣一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题。这种“求雅”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语言使用规范的基本理念和核心思想，被汉语言文字学学者戴昭铭概括为“雅正”的语言规范观，追求一种从现实语文生活中提炼而成的理想化的语文标准，具有一种语文审美的倾向，即力求维护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好的、合乎标准的语文形式，它概括和体现了我国古代优良的语文传统。

“雅”与“俗”相对，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二者从来都相伴相生，不可分割，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状况。但不管哪个时期，“雅”总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它能引领着社会风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近几十年来，社会语言俗化现象非常普遍，这是当今语言生活主体平民化、草根化的某种结果，也是社会自由开放的表现。但是，言语行为的“俗雅”要区分人群和场合，不能全民皆俗，不能全方位皆俗，应该给“雅语”留下一定的时空语境，在社会大潮中，需要有一种高境界的审美追求，需要“雅”的言语行为规范理想。但目前社会上出现了本该“雅”却“俗”的言语现象，比如，某校长在毕业致辞中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这样的毕业致辞，把庄严神圣的毕业典礼变成了迎合学生的类似于脱口秀的娱乐舞台，虽然赢得了无数次掌声和尖叫，但却无法传递给学生受用终生的灵魂力量，热闹有余而深邃不足。

在当今俗文化大行其道、语言俗化成为潮流的宏观背景之下，需要有一部分人坚守“雅”文化和“雅”的语言风格，以此支撑着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传统的审美文化。“雅”和“俗”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一直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们从来不否定俗化的语言有特定的交际场合和交际功能，但是，在一些正式庄严的语境中，应该使用典雅的语言，权威人士、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专家学者等在“雅语”的使用方面要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学校教育在这方面更要有所作为。

纵观语言规范的发展历程，当今中国，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已经确立，语言地位规范已经完成；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各项标准也基本确定，语言本体规范基本完成；目前语言规范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使用规范。我们提出的“中和诚雅”语言规范观符合语言规范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也适应当今宏观社会语境，对指导当今语言规范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编自刘楚群《当今语言规范观：中和诚雅》）

材料二：

语言规范的“雅正观”贯穿古今。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讲“规范”多，讲“雅顺”少。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当然，雅正是就规范而言，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生活，则不必也不应强调“纯洁”。通过语言规范来匡谬正俗，这种规范观虽然较为传统，也常有批评，但仍然在社会上较为流行，也确实是语言生活所需要的。

语言规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语言变项的选择。语言在历时发展中，在共时应用中，都会出现变异和分歧，一个语言项目可能形成若干变项。语言变项的存在是常态，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是语言整合的对象。语言规范就是对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语言变项的选择，就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的选择。认识语言规范的这一性质，树立语言规范的“选择观”，可以从根本上摆正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自觉地在语言规范过程中去发现语言发展的新规律。语言规范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在语言生活中出现了紊乱现象时，需要动用社会之力帮助语言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使语言生活恢复到新的有序状态。

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生活观”要求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评价语言规范是否合适，就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实际，看它能否科学地指导语言生活。

既然如此，了解语言生活，认识语言生活，是做好语言规范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活错综复杂，常要使用现代的各种观测方法，比如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就如同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一样，利用这一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的各种变化。观测语言生活，也包括观测语言舆情。语言舆情是社会语言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通过语言舆情也能够逐渐形成新的语言意识。

一个观念可以改换一个视角，改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一片新的学术视域。在雅正观、选择观、语言生活观的综合关照下，我们便会开拓更多新的学术视域，必然会对语言规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语言规范研究必然会有一个跨越性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宇明《语言规范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