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故事，深究下去，几乎都与渡口有关。

    感觉，那些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由他们一手主导或参与其中、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故事，被时间之风，不费吹灰之力，就连人带马，统统拂向了渐行渐远深不可测的过往。

    只留下渡口的石阶，倾颓的雕梁，还有深入青石肌理的辙痕，作为那些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曾经的见证与代言。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才是在时间之手不偏不倚的抚慰下，西河本该呈给我们的样子啊。

    一缕春光，脉动河畔新生的气息，正以黄金分割的美妙角度，先是温暖我遮罩在额上的手，再一气呵成跃聚在我的头。这气息来自杏花，桃花，油菜花，紫云英以及在这早春争先恐后开始蓬勃的事物，抑或就是从大地的脏腑里呼吸出来，更抑或就是骑乘太阳的光梭直接从宇宙的深处潜逸而来……

    那些西河曾经的过往﹣﹣以秒、分、时、日、月、年的速度，从西河的表面向着时空的纵深，义无反顾绝尘而去的过往﹣﹣被春光以新生的名义，从大地的脏腑，从时空的纵深，押解而来，融化于脉动的春韵，以量子态的方式，友好地呈现在我们视线无法兼达的背面。

    那时，西河的名气，好大好大，大得不要说听，就是现在想一想也是不可想象。

    ①青弋江以传世的清纯，恰似一匹锦缎，在皖南青葱的大地，漫游成一派卵石铺底、蝶花簇拥、流云翔鱼、蒹葭苍苍的诗经意象。

    西河，正是这匹锦缎被风绾扣的一个标点。

    青弋江流过西河，一位美人已然完成从少女到成熟的蝶变。③上游的排筏，推拥着茶叶、石斛、笋衣、皮毛，一声欸乃，从黄山脚下，遥迢而来，汇集西河；下游的火轮，满载着洋布、洋火、洋油、食盐，几声突突，从长江口岸，破浪而上，泊聚西河。西河，以一副经世的俗套、老到与襟怀，上下兼顾，左右逢源。山里江外，易货换物；火轮排筏，各得其所。而最得便宜的，就是这占尽地利的西河。凭借一道渡口以及拾阶而上的码头，聚拢天下商贾，任他们在这里攫名取利，由他们在这里尽享温柔，最后使他们直把西河当故乡……

    这就是西河之渡！

    六百多年的时光，即使对于一条河流，也不能说是无所谓的长度。对于一道渡口，则完全算得沧海桑田的历程了。只是，足以沧海桑田的时光，却并没有让西河显得沧桑，它只是心存恻隐例行公事般与西河打了个照面，而让六百多年前西河之渡的气韵，从时光的那头，一直流淌到时光的今天。想当年，精明而勤苦的徽州商人，穿峡谷，过险滩，行至西河，初见渡口，是多么地兴奋难抑啊！这样笑迎八方的渡口，这样扼守青弋江要冲的码头，关键是，这样一方拢聚天下财富的水土，在一路劳顿的徽商眼里，简直就是上苍对他们的垂爱与奖赏！他们跳下排筏，走出火轮，跃上渡头，踏向码头，一边拾阶而上，一边频频回首。当他们踩着最后的一阶青石，站在高高的河堤，在初春的煦风中，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江流涌浪，河阔水深，排筏接龙，火轮争先，商贾竞市，游贩穿梭，画舫隐现……他们初见渡口的兴奋，此刻已化作万丈豪情在胸中涌动。他们决定留下来，把根扎下来，而且他们不愿跨过河堤﹣﹣河堤的那边，看不见舟楫的梦想，赢不了渡口的先机。他们用目光勘测河堤，他们用脚步丈量河堤。他们用包袱里所有的金银，换取了远在河堤那边当地土著的首肯与崇拜。他们用竹竿与卵石标示出土地的界线，他们开始在这渡口之畔的河堤上，开挖出第一道地槽，安稳了第一块石基，他们要在这河堤之上，把敢为天下先的徽商种子再次种下！

    便有了这被六百年日月星光洗濯的西河老街。

    老街的房舍、门槛都在街道之下。有的，大约要跨下三五步；还有好些，雕砖门楣也深深跌入街面以下。这都是六百年来，徽商与大自然对峙共生的杰作啊！②从黄山绝壑一路奔泻而下的青弋江，每到五六月的汛期，总是雷雨倾盆，山洪暴发。这是温顺的青弋江内心深处激情的演绎与释放，这是一条发源于高山之河与生俱来的雄伟气质。河床，因之而年复一年地淤升；河堤，因之而年复一年地抬高。河堤上的门槛，也就因之而一年一年一寸一寸地被低下去。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徽商，这个被冠之野骆驼品性的一群，他们的心性，又岂是随便就会屈让的。结果，人与自然的对峙，人与时间的较量，徽商逐梦西河古渡的艰辛与荣耀，跨越六百年漫漫时空，以实景的形式，在这初春脉动的光影里，舒缓节奏，娓娓道来，渐次回放……

    一纸风鸢，盘亘在老屋的上空，翅膀在春风中拍出哗哗的水声。河对岸灿黄的油菜花丛，红衣少妇，正带着稚子，把手中的线卷，小心地收放。一只驳船，从河的对岸，向着此岸，突突突突。不用问，又一班人，要来这西河码头，看这西河老街了。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11期，有删改）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

    羞脸鬼，羞脸鬼，端个瓦盆要浆水。

    这是我们编的顺口溜儿。

    快做晚饭的时候，二奶奶来了，她个子小腿短，走路慢悠悠的，微微撇着脚，她的鞋永远是不会穿起来的，不管是烂鞋还是刚上脚的新鞋，她一律将后跟踏倒，像拖鞋一样耷拉着，奇怪的是她这个样子走路，竟然没有一点声息。

    二奶奶肯定是来借东西了。我们的目光习惯性地去看她腋下，看见一个瓦盆夹在那里。这就对了，又要浆水来了。

    卧浆水是多麻烦的一件事，担水烧火，累人，费柴火，不是件轻松活儿。我们辛辛苦苦做好了，她就来吃现成的。况且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十几年以来都是这样。

    我妈受不了了，凉着脸接过瓦盆放在案板上，不说话，只是薄薄地笑着。二奶奶不说话，走过去自己揭开缸盖，踮着脚往里瞅，哟，新卧了浆水啊？

    一股煮干菜微微发酵后的酸味儿飘散了出来，谁都闻得出这是真正的浆水味儿，只是还没有发酵好，浓郁的菜腥味还没有消退。

    二奶奶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她悻悻地夹上瓦盆离开了。

    爷爷和二爷爷是亲兄弟，他们从小没娘，兄弟间的关系要比别人亲厚得多。爷爷常在强调，要我们对二爷爷一家好一点。有一年，爷爷缝了个二毛皮大衣，穿着去寺里礼拜，看见二爷爷穿着单薄，冷得脸色都白了。兄弟两个边走边说话，走到家门口，爷爷脱下皮衣披到兄弟身上，说送给他了。直到第二年冬天，爷爷也还是没能够穿上新做的皮衣。

    奶奶是个老实人，但是为着这件皮衣，她很多年都耿耿于怀，说起来就忍不住抱怨爷爷。

    还是说浆水和酸菜吧。它们是同一口缸里待着的，从浆水缸里捞出的菜，就是酸菜，泡着酸菜的水，就是浆水。酸菜和浆水是骨肉相连水乳相融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中两口子的关系，就像我家和二爷爷家的关系。

    饭桌上爷爷终于无法忍受，拍着筷子不看奶奶，说家里有两个女人呢，连一口浆水都做不好，要你们是做啥的？

    奶奶一看这场面，气短了，一点都不敢犟嘴，给爷爷调一筷子油辣子，说新磨的胡麻油，滚滚的热油泼的辣椒，闻着都香！你不尝一口？

    第二天的干粮时节，爷爷拿起一个馒头，掰开了刚要吃，奶奶端着一大碟子酸菜上来了。碟子一落桌，一股酸菜伴着胡麻油的清香味道散开了，白生生的萝卜条，翠黄的叶脉，碧绿的菜叶，杂拌在一起，上面还抹了红红的辣椒油。

    爷爷眼神不好，没看清是什么，但是抽了一下鼻子，酸菜吗？酸菜成了吗？呵呵，你这老奶奶，酸菜已经成了咋不早说呢？边说边夹起一大筷子，一口馒头，一口酸菜，吃得滋味绵长。两个馒头不见了，一碟子酸菜也消失了。

    奶奶不高兴了，你咋一个人把酸菜吃光了呢？也不知道给我们留点。

    爷爷放下筷子，朝阳的光从向东的窗口照进来，光斑洒了爷爷一脸，他一脸金黄，很快这层金色绽开了花，冰面破裂了，爷爷笑呵呵说：没了再调一碟子嘛，你这死老奶奶，吃酸菜还能把家里给吃穷了？说着端起碟子，把最后残余的一筷子菜也吃了，连碟底那点汤水也喝了。

    奶奶彻底不高兴了，嚷了起来：谁叫你把汤也给喝了？

    爷爷摸一把胡子，呵呵笑个不断，站起身拍打一下屁股，溜下炕去，他要收拾一番骑着骡子去赶集了。

    奶奶再去捞一碟子酸菜，这一回舍不得拌清油了，多多地撒了一点干辣子面。然后一口洋芋一口酸菜地吃起来。

    我和姐姐在院子里跳绳。被我们绕着跳来跳去的草绳，正是串过干菜的冰草绳。它们和萝卜叶子绑在一起后，一起变干了。现在干菜卧出了酸菜，草绳没什么用处了，我们每人一根，在院子里乱舞着。

    我们终于跳乏了，将草绳搭在牛圈门上，看着牛一点一点往大嘴巴里叼。牛很笨，明明已经吃进去了，可是舌头在那里乱搅，忽然又吐出来，只能又往进吃，白白长了个大嘴巴，连一根草绳都不能吃得利索点。

    姐姐终于没心思捉弄老牛了，懒懒地松开了手心里的那最后半截草绳，拉上我的手，走，上山拾呱呱牛去。

    出门撞上奶奶端了一大盆浆水，她这是要给隔壁的二奶奶家送去。

    每次新的浆水卧成，奶奶都要这么送一回。一来叫二奶奶一家赶紧尝一尝新浆水。二来等于在告诉二爷一家，可以继续来我家要浆水吃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缸浆水的馨香滋养两个家庭的日子又开始了。

战 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密，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一声不吭

【德国】海园里希·伯尔^【注】

一

下班后，我在长途电话交换站的出纳处领了工资，将钱装进一只信封，给妻子写了张便条：“我想明天见你，两点钟以前再给你打电话。”我把纸条塞进信封，用舌头舔舔涂了胶水的封口，犹豫了一会，又把钱抽出来，将一张十马克钞票放进大衣口袋，在纸条上添了两句话：“我拿了十马克，明天还你。吻孩子们，弗雷德。”

我快步跑到一家卖炸香肠的小店的遮雨篷下，买了一份炸香肠换开了那张十马克钞票，我一面嚼着香肠，一面往小店后墙上那面大镜子里望去，第一眼差点没认出自己来。看到那顶破旧的巴斯克小帽和我那张灰白的瘦脸，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外表同那些到我家来向母亲兜售杂赁的商贩一模一样了。我小的时候，曾多次给小贩开过门，母亲从来不悲心将他们拒之门外。家里只要还有一片面包、一点钱，她准会把它们送给他们。我还清楚记得，小时候我晚上躺在床上，经常听见父亲一进家门还没走到餐室就大发雷霆。在这场可怕的吵闹中，母亲几乎总是一声不吭。

我咬着热香肠，牙龈被烫得疼痛难忍。从对面的镜子里，我看到了我的帽子、我那张灰白的瘦脸和一双阴郁的眼睛，我同那些小贩是多么相似啊！

五分钟后我从公共汽车里下来时，雨仍在下着，我跑到屋檐下按门铃，一个女佣人替我打开门，她温和的褐色眼睛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我双手捧着杯子，一边喝着滚烫的咖啡，一边对着小贝萨姆那张健康的脸，慢慢讲述着分数运算法则，心里却很清楚，这样做完全是徒劳。小家伙很可爱，但是笨得出奇。

“克莱门斯拉丁文考试得了二分。”小家伙忽然盯住我说。

我不知道他是否察觉到我的吃惊神情，他的话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儿子的回忆，一个男孩苍白的脸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想起来了，在课堂上，他就坐在小家伙旁边。

“很好，”我十分勉强地说，“你呢？”

“只得了四分。”他疑惑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仿佛在寻找什么。我的脸有点发烫，但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我看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架投影机将他们巨大的脸映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看见我的孩子们被抛进一条无情的人生轨道……时间在流逝，虽然是慢慢地在流逝，但我又挣到了两马克五十芬尼。

十分钟后，我已坐在城南一间弥漫着醋味的厨房里了。一个面色苍白、有一双发黄的大眼睛的小姑娘向我背诵着拉丁字母。小女孩很用功，我也很卖力，但心里却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徒劳。一个钟头后，那个干瘦的妇人带着浓烈的醋味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看我一眼问道：“您认为她的功课跟得上吗？上次考试她得了三分，明天他们还得考一次。”

我摸着女孩枯黄的头发小声说：“她会学好的。”妇人说，“她一定得学好，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的丈夫在温尼察阵亡了。”我瞧了瞧她，眼前浮现出温尼察火车站的景象，肮脏的火车站上堆满了生锈的拖拉机。妇人突然鼓起勇气，说出她早已想说的话：“您是否能等几天，等我有了钱……”没等她说完，我便答应了。

二

每次到水龙头前来打水，我总要下意识地看看镜子里自己这张脸：一张瘦削、历尽生活艰辛的女人的脸。我的头发还很密，两鬓却已经斑白——这是我为两个死去的孩子哀伤的最细微的标志。他们夭折时才像弗朗茨现在这么大，刚刚能在床上站立，正牙牙学语，我的痛苦又同某种庆幸交织在一起，庆幸他们早早地脱离了这苦难的生活。

当流水声由沉浊变得清脆，我知道铅皮桶已经装满，把迷失在镜子深处的目光收回来，又看了看我的脸：颧骨微微突出，我渐渐消瘦了，苍白的脸显得发黄，我考虑着今晚也许我该用鲜红色的口红。

我现在该开始与尘土搏斗了。刚一挪动柜子，剥落的石灰块便从墙上扑面弹下来。那逐渐扩散开来的石灰烟尘意味着我又得忙碌一整天。透过小房间的板壁，我听见小儿子在咳嗽，这讨厌的灰尘呛到他嗓子里去了，我感到一阵痛苦的绝望，恐惧像一团乱麻堵在喉咙里，我竭力想把它吞下去。我打开窗户，把石灰块扫在一起，用抹布把所有的东西仔细擦一遍，再把抹布漫到水里。擦完三平方米，水已经混浊不堪。

透过镜中那张脸，我仿佛看见了那两个死去的孩子。他们是孪生兄妹，是弗雷德亲手将他们的脐带剪断的。当我在阵痛中喊叫时，他就抚摸我的额头。他是开小差溜回来的，在寒气森森、散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当我第一次抱起双生子喂奶时，他也在我身边。那时，克莱门斯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看图画书，炮弹从我们家的屋顶上呼啸而过。

水流声又把我从沉思中惊醒，使我回到对尘土的斗争中来，我一次又一次将空桶放到木龙头细细的水流下，眼睛怔怔地望着镜子，透过那层银白色的雾，我看见我那两个孩子被臭虫咬得周身红肿，被虱子叮得体无完肤。是虱子给我的孩子们带来了死亡，他们发着高烧，小小的身体由于注射无效的针药而红肿起来，这些药全都是卫生部长表兄弟开的工厂生产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桶里的水早已满了。即便是星期天，我也得做扫除，得与尘土作斗争，多年来，我坚持不懈地与我们仅有的一间房里的尘土搏斗着。

每放满一桶水，我便向镜子投去一瞥。我的目光从镜子深处的远方回到我的脸上，这张僵死的脸冷漠地看着那无形的生活闹剧。今天是星期天，我将同弗雷德会面。从院子的方向传来一个黑人沙哑的歌声：“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管怎样，他一声也不吭……”

这歌声穿透嘈杂的喧嚣，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节选自长篇小说《一声不吭》）

【注】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二战后作家，是“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

【作品简介】二战后，西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所谓“自省”时期；反映在文学上，则形成了“战后文学”（亦称“废墟文学”）。《一声不吭》就是这种“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发表于1953年，通过一对中年夫妇的婚姻悲剧，把小市民们穷愁潦倒的生活和苦闷彷徨的心理描绘得有声有色，从而展示了一幅二次大战后西德人民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阴暗凄凉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