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新人文主义

﹣﹣儒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能路径

王正

    儒家对人、对社群、对自然、对精神的理解，与西方不同。中国思想是在一种“存有的连续”中去思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关系，而西方则是以各个分解的逻辑或定义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在这样一种差别下，基于儒家思想的新人文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基础和实践方向。

    儒家认为个人不是个体性的存在，因此儒家根本反对西方近代以来原子主义式的对人的理解。儒家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盼与他人共同在一起的伦理情境中，所以儒家特别重视人伦观念。孔子就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人应当按照人伦规定来生活，任何试图逃离人伦之外的想法和做法从根本上讲都是有问题的。

    对于社群，儒家认可独立社群的独立存在意义，但儒家并不认为各个社群之间是一种绝对不同或者完全隔离甚至处于冲突的状态，而是将各个家庭、社区、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看作相互关联着的社群，并认为由这些社群共同构成了一个最大的社群﹣﹣整体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而这个最大社群的和睦正是它的共同善。由此可知，儒家认为每个小社群之间不应当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应当基于对大社群和谐的认同而处于和睦的状态。

    儒家认为自然虽然有其独立客观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讲，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外在于自然的，因此自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内在于人的存在中。也正因如此，人虽然有其特殊于其他物种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高于自然，而恰恰是自然赋予了人这种独特性，所以人应当在一定的不伤害自然的范围内去实现自己的独特性。当这种独特性和自然恰到好处地共同实现的时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了。

    当然，儒家的天还有命运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因此儒家的天人合一并不仅是自然意义的合一，还有终极超越意义的合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无声无息而自然作用，生化万物而并不与人分裂，因此它是人本来应具之天性和最终应达之境界。所以人应以天为则，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最终实现最高的境界﹣﹣天人合一。由此，儒家将人的精神提升到具有宗教性意义的程度。

      因为儒家如上对人、社群、自然、精神的认识和追求，基于儒家的新人文主义可以成立。而这种成立，不仅是一种经典阐释上的成立，更是一种哲学理念的成立。因为它是当代儒家学者经由和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对照，而在传统儒家基础上重新发掘出的具有新意义的哲学理念，所以它可以在当下这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时代生发出真正的力量，去影响人、改变人。当然，我们应当给基于儒家资源的新人文主义一个长时间的发酵，以使它正常而顺利地发展，而不宜过于苛刻的要求它迅速发生效力，那最终只会伤害到这一理念的自发性生长，而造成儒家思想一次新创生的迟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公元前247年，秦始皇就开始给自己修陵墓。陵墓选在骊山脚下，因为这里是秦的都城。秦始皇陵墓从公元前247年开始修建，到公元前208年草草完工，前后修了39年。秦始皇陵整个陵园占地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关于秦始皇陵的情况，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其中的奢华宏伟令人叹为观止。也许正因为如此，秦始皇陵在建成后的2100多年里多次受到破坏。

    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发现震惊中外。其尸骨保存之完好举世罕见。由此，有人推测秦始皇的遗体也会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单从遗体保护技术而言，相距秦代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很好地保护下来，秦代也应具备保护遗体的防腐技术。问题是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更糟的是正值酷暑时节，“尸体”未运多远，便发出了熏人的腥味，为了防止腥味扩散，走漏 “风声”，赵高、胡亥立即派人从河中捞了一筐筐鲍鱼，将鲍鱼与“尸体”放在一起以乱其臭。

    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见于《史记》，《汉书》中也有类似的文字。然而，陵墓中究竟有没有水银始终是一个谜。现代科技的发展为验证秦陵地宫埋水银这一千古悬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地质学专家常勇、李同先生先后两次来始皇陵采样。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始皇陵封土土壤样品中果然出现“汞异常”。相反其它地方的土壤样品几乎没有汞含量。科学家由此得出初步结论：《史记》中关于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

    秦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记载出自《史记》，其含义是什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推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应当是在墓室顶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可能仍保存在今日临潼始皇陵中。”近年来，西安交大汉墓发现了类似于“天文”“地理”的壁画。上部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象，下部则是代表山川的壁画。由此推断，秦陵地宫上部可能绘有更为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下部则是以水银代表的山川地理。

    “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一语出自司马迁笔下。早于司马迁的大学者刘向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深切感叹：“自古至今，葬未有如始皇者也。”那么，这座神奇的地宫珍藏了哪些迷人的珍宝呢？《史记》明文记载的有“金雁”、“珠玉”、“翡翠”等。其它还有什么稀世之宝谁也不清楚。不过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地宫西侧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车马造型之准确，装饰之精美举世罕见。

    据《三辅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后，曾以三十万人盗掘秦陵。在他们挖掘过程中，突然有一只金雁从墓中飞出，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过了几百年，有一位三国太守张善还见到了这只金雁。浏览史书，我们发现司马迁和班固都留下“黄金为凫雁”之说。至于说金雁制作精巧，而且还能飞，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春秋时期，鲁班已经能制造出木雁，能飞到天空，一直飞到宋国城墙上。不过一个金属物体在空中飞翔要像风筝和轻气球那样简单易行，如果没有机械动力单靠自然界风力，不要说空中飞行，恐怕连起飞都成问题。再进一步分析，假设秦代有能力制作会飞的金雁，那么金雁埋入地宫之后将会不停地自动飞翔，一直在地宫内飞行了近一千个日日夜夜。当项羽打开地宫墓道时，这个自动飞翔的金雁又沿着墓道顺利地飞出地面，然后又越过秦陵南侧数千米高的山峰飞往遥远的南方。如果这个奇闻不是传说，那么金雁的控制与指挥系统恐怕连今天的电脑也望尘莫及了。

（摘编自《前瞻网》作者佚名）

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治斗争的具体体现。

布衣的原意就是古代的平民。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强调要写的许多“布衣之侠”，正是那些出于民间的侠客们。《盐铁论》：“古者庶人髦老而后衣丝，其余则仅麻枲，故曰布衣。”杜甫《赴奉先县咏怀》：“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短褐”也即布衣的意思，它乃是与权贵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王维《寓言》因此说：“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布衣也就是寒士，属于当时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出身和利益，使他们要向统治阶级要求开放政权，要求从那些豪门世族、皇亲国戚、权贵势力的手中夺到一部分政治地位，这就是实现封建时代中开明政治的条件，也就是那时代的民主成分。统治阶级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也就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盛世；统治阶级不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没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衰世：这都是历史上的事实。

应当说，开明政治并不是统治阶级好心的赐予，而是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而当时要参与政治，就不得不通过知识分子，所以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权贵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布衣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也还是以布衣为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借。所以岑参诗中说：“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杜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当然在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军事斗争力量的存在，隋末的农民起义，正是使唐代与隋代的政治面貌区分开来的因素。这军事斗争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却并不经常出现；而当其还并不到改变这制度的时候，其现实的意义也还是为了要求开明政治，在这里，布衣的自豪感也就自然有了根据。

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于农民直接进行的斗争之外，经常地代表着封建社会中主要矛盾集中的表现。这一个矛盾发展得好，封建社会就表现为向前推进；这一个矛盾发展得不好，封建社会就要显得停滞。所谓发展得好，就是矛盾中进步的方面得到抬头，也就是表现为布衣在这个矛盾上走向胜利。唐代正是布衣在又一次农民起义后，继续着建安以来的民主斗争，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当时在经济上是“均田制”的出现，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政治上表现为“贞观之治”的任用诤谏之臣，“终南捷径”之重视草泽布衣。《唐书•卢藏用传》：“司马承桢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司马承祯的话，一方面是讽刺那些冒牌的布衣，说他们不过想借此往上爬而已：另一方面也就说明了当时布衣的在野政治地位：若不是布衣声誉日高，牌子响亮，社会上也就不会有谁来冒牌了。当然对于真正的布衣与冒牌的布衣之间是应当批评和判明的。李白所以每提到从政，就多半同时提到准备还山，正是为了表明一个真正布衣的态度，乃是并不恋栈于仕途的。

(摘编自林庚《唐诗综论•李白的布衣感》)

玉门关既是丝绸之路重要关隘，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唐代有关玉门关题材的诗歌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玉门关题材诗歌丰富了唐诗表现天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唐代玉门关题材诗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表现战争的诗歌；二是描写民族交流融合的诗歌；三是表现西北边塞风光的诗歌；四是反映边患给社会民生带来深广影响的诗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代之前中国诗学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写西北大漠风光的诗歌，唐代以前虽有乐府诗涉及，但多为虚写。有唐一代，西域山川、国度、物产大量出现在玉门关题材诗歌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玉门雄关的辽阔之景和西域的丰富物产、独特民俗，可视为民族志和民族文学的文本，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玉门关题材诗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唐诗的刚健气度得益于巍峨雄关的激荡。唐王朝国力强大，玉门雄关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大唐诗人刚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他们远赴玉关，效命沙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诗歌风貌，更使唐诗在对大漠雄关的歌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玉门关、阳关、铁门关等雄关峙立，构筑起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保障着丝路畅通，大量城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风的浸润，成为唐诗刚健气质形成的另一重要动因。

玉门关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国文学的书写之中。作为护卫中原王朝的战略屏障，玉门关扼西域之咽喉，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都护征兵日，将军破虏时。扬鞭玉关道，回首望旌旗。”（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唐人的民族自信跃然纸上。之所以有此，玉门关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穷的国运中，唐彦谦“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锐气。

玉门关地处边陲，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加之周围茫茫黄沙、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风，构成了一幅幅辽阔、粗犷、荒凉、壮美的边塞图景，具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狄德罗语），恰好与唐代诗人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明月、天山、云海、玉关，意象极为阔大壮观，语言极富张力，给人以壮美辽阔之感。这些带有原始性、异质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气度，“就可能给中原文学输进一些新鲜的、不同于原来文明的新因子”（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玉门关题材诗歌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由此而获得呈现。

（摘编自霍志军《玉门关上话唐诗》）

材料一：

唐代丝路沿线人文遗存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唐至北宋丝路沿线的各类遗存古迹对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从共时性角度看，又可将此线路切分为三个单元。首先，关中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关中古迹众多，其中尤以宫殿、帝陵和宗教遗迹最为有名。宫殿巨丽，与赋之精神相合，其中尤以杜牧《阿房宫赋》最为有名。这些赋作所书写的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等宫殿群的历史记忆或现实观照均属唐人的盛世文学书写范畴，包举天地之心，并烛见时代礼治精神。华清宫与兴庆宫则因白居易《长恨歌》在宫殿政治意蕴书写之外，展现出其浪漫唯美的一面。秦汉以来，长安迭为帝都，京城为帝陵环拥，形成别具特色的陵寝文化和陵邑文学圈，游离于京城与地方之间，成就了诸多诗人丰富的内在生命体验。华山、终南山是关中久负盛名的山川，与帝都在空间上形成巨大的张力，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等卓绝一代的大诗人在内心对其充满复杂感情，并借此成为他们叩问仙道与天人关系的重要载体和思考人生进退出处的重要场所。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遗存的文学写作。“陇头”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响的文学意象，由于其在人文地理层面富有特殊价值，故使“陇头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征人、游子思乡恋家的精神寄托。就其内涵而言，书写内容主要包括边塞战事、征人思乡、大漠风光、陇头风俗等，分别展现出苍凉、悲壮和豪迈三种情感，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待“家”与“国”的矛盾心理和忠孝观念的碰撞，并最终使其经典化为中国文学写作中的重要意象。最后，西域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西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两麓共分三条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学创作的绿洲化，体现出交通路线的分异与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差异。此外，唐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着有关西域的地名、人物、器皿、民俗等，许多诗人都先后有从军西域的经历，但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还主要停留在材料发掘与整理层面，而缺乏对其背后机制、关系的深入挖掘，这或许是日后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抓手。

而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又具有主观性，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可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由于人们可从各种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数人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人们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可以读出作者对某一特定空间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点可知，唐代文人创作受到丝路沿线人文遗存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时，千万个行走其地的文学家也以作品或行动影响着丝绸之路的文学内涵。首先，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例如轮台这一地名，汉“轮台”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时治所则位于天山之北，汉唐轮台县治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前后期统治区域的伸缩，使“轮台”在唐代文学的前后期创作中成为一个悲喜俱存的地理符号和文学意象。其次，文学写作重构丝路遗失的地方文化。楼兰是汉代丝路上的一个邦国，后为黄沙所掩，但唐人却通过反复吟咏书写“楼兰”，最终借助想象与回忆，建构起诗文中的“楼兰”意象，展现出对汉代国力强盛、英雄辈出的崇拜，体现出唐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摘编自王伟《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

材料二：

西域文化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内容，西域风光、歌舞、人物、服饰、用具都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岑参的70多首边塞诗出现“沙碛、沙、碛”37次，“轮台”18次，“火山”11次，“白草”11次，“热海”4次，“雪海”3次，“胡虏”29次。他两次西北军幕供职，活动地域广阔，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边塞诗人。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诗中对西域地名多有记录。沟通与防御成为西域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唐代西域诗歌意象主要表现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边塞诗的战地风光描写，陌生事物出现的多，熟悉的东西相对少些。写入陌生事物使作品带有奇异、浪漫的色彩，熟悉的因素出现诗中则增加亲切感。二者各具艺术魅力，彼此补充，相得益彰。陌生的事物是诗人在边塞才见到的，故冠以“胡”、“虏”等字。边塞诗中汉和胡、虏对举的句子，往往都是把熟悉和陌生的两类事物加以比校。“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汉月是熟悉的事物，胡尘、胡霜则属于陌生类。“蒸沙砾石然虏云，沸浪突波煎汉月。”《天山歌送萧治归京》：“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和虏云、胡风、胡沙相对的都是汉月，前三者作为陌生事物出现，汉月则是作者熟悉的对象。以熟悉的意象写陌生的环境，表达的是心理定势与对家乡的眷恋；在熟悉与陌生的比较中，以倍增其哀乐。

（摘编自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