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盲 
                                                                                                                                    毕淑敏
         ①若干年前，看过报道，西方某都市的报纸，面向社会征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题目的答案。来稿很踊跃，各界人士纷纷应答。报社组织了权威的评审团，在纷纭的答案中进行遴选和投票，最后得出了三个答案。因为众口难调意见无法统一，还保留了一个备选答案。
        ②按照投票者的多寡和权威们的表决，发布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名单。记得大致顺序是这样的：
        一、给病人做完了一例成功手术，目送病人出院的医生。
        二、给孩子刚刚洗完澡，怀抱婴儿面带微笑的母亲：
        三、在海滩上筑起了一座沙堡的顽童，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备选的答案是：写完了小说最后一个字的作家。
        ③消息入眼，我的第一个反应仿佛被人在眼皮上涂了辣椒油，然而十分怀疑它的真实性。这可能吗?不是什么人闲来无事，编造出来博人一笑的恶作剧吧?还有几分惶惑和恼怒，在心扉最深处，是震惊和不知所措。
        ④也许有人说，我没看出这消息有什么不对头的啊?再说，这正是大多数人对幸福的理解，不是别有用心或是哗众取宠啊!是的是的，我都明白，可心中还是惶惶不安。当我静下心来，细细梳理思绪，才明白自己当时的反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原来我是一个幸福盲。
        ⑤为什么呢?说来惭愧，答案中的四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我都一定程度地拥有了。我是一个母亲，给婴儿洗澡的事几乎是早年间每日的必修。我曾是一名医生，手起刀落，给很多病人做过手术，目送着治愈了的病人走出医院的大门的情形，也经历过无数次了。儿时调皮，虽然没在海滩上筑过繁复的沙堡(这大概和那个国家四面环水有关)，但在附近建筑工地的沙堆上挖个洞穴藏个“宝贝”之类的工程，肯定是经手过了。另外，在看到上述消息的时候，我已发表过几篇作品，因此那个在备选答案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家完成最后一字”之感，也有幸体验过了。
        ⑥我集这几种公众认为幸福的状态于一身，可我不曾感到幸福，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又痛彻的事情。我发觉自己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犹如沙上建塔。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即使是对别人有所帮助，但我本人依然是不开心的。我哀伤地承认，我是一个幸福盲。
        ⑦我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自己对于幸福的把握和感知，我训练自己对于幸福的敏感和享受，我像一个自幼被封闭在洞穴中的人，在七彩光线下学着辨析青草和艳花，朗月和白云。体会到了那些被黑暗囚禁的盲人，手术后一旦打开了遮眼的纱布，那份诧异和惊喜，那份东张西望的雀跃和喜极而泣的泪水，是多么自然而然。
        ⑧哲人说过，生活中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目光。让我们模仿一下他的话：生活中也不缺少幸福，只是缺少发现幸福的眼光。幸福盲如同色盲，把绚烂的世界还原成了模糊的黑白照片。拭亮你幸福的瞳孔吧，就会看到被潜藏被遮掩被蒙昧被混淆的幸福，就如美人鱼一般从深海中升起，哺育着我们。

笔墨童年

余秋雨

    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

    千般美丽中，有一半，竟与笔墨有关。

    那个冬天太冷了，河结了冰，湖结了冰，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就在这样的日子，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

    破旧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经把毛笔在砚石上舔来舔去，准备答卷。那年月，铅笔、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

    磨墨要水，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孩子们平日上课时要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水桶也结了冰，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了冰，才抖抖索索舀到砚台上的。孩子们都在担心，考试到一半，如果砚台结冰了，怎么办？

    这时，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从棉衣襟下取出一瓶白酒，给每个孩子的砚台上都倒几滴，说：“这就不会结冰了，放心写吧！”

    于是，教室里酒香阵阵，答卷上也酒香阵阵。我们的毛笔字，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

    其实岂止是李白。长大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比李白早四百年，一群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领头那个人叫王羲之，写出的答卷叫《兰亭集序》。

    我上小学时只有四岁，自然成了老师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我太小了，弄得两手都是墨，又沾到了脸上。因此，每次下课，老师就会快速抱起我，冲到校门口的小河边，把我的脸和手都洗干净，然后，再快速抱着我回到座位，让下一节课的老师看着舒服一点。但是，下一节课的老师又会重复做这样的事。于是，那些奔跑的脚步，那些抱持的手臂，那些清亮的河水，加在一起，成了我最隆重的书法入门课。如果我写不好毛笔字，天理不容。

    后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由于书很少，老师规定，用一页小楷，借一本书。不久又加码，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就在那时，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书法”，因此立即产生误会，以为“书法”就是“借书的方法”。这个误会，倒是不错。

    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焦黄，熔入灰烬。

    我听说，连土匪下山，见到路上字纸，也这样做。

    家乡近海，有不少渔民。哪一季节，如果发心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找到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干，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船舱中间底部，才敢破浪远航。

    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船舱的渔民，都不识字。

    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

    这是我的起点。

（节选自《中国文脉》）

凌冬不改清坚节(节选)

——忆陈望道先生

胡奇光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复旦大学也不例外。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沉稳地应对风云变幻，坚守学术独立的正路。他像寒风中的翠竹，不改变那清明坚贞的气节。

（一）

我1957年进复旦求学。入学三个月，即听到先生的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报告里，他大谈读书，在这反右斗争的情势下多少有点奇特吧。他说读书有快读、慢读之分。在讲到“慢读”时，他撇下稿子，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你读书，读到有一天，有一本书上的一两页字，叫你翻来覆去地读，读它一两个星期，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说是进步了!”

有这么神么?!我立即把这奇特的说法默诵两遍，储存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年，我拜读先生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真的被书中谈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那两页黏住了，翻来覆去读，那就不止一两个星期啰。

(二)

1958年教育革命中，大家讨论大学的培养目标。先生作为一校之长，却别有所见。他说：“谈到全面发展，我看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可加上一个美育……”当场没人反对，可是到了“文革”时，这个意见竟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只因为毛主席只作过要使学生“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发展”的指示。但金子总要发光的。到如今，赞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三）

我们提出要搞“近百年语文运动史”的调查，先生很是支持。那天，先生很高兴，讲了不少语文运动中的逸事，特别是大众语运动讲得更细。我现在还想得起先生讲话时右手一推、左手一挡的神态。先生说：“复古派批判白话文不够“文”，要退回到文言文去，我们上海的一批文化人批判白话文不够“白”，要提倡一种比白话文更白的大众语……这样做，为的是让我们多年拼命争得的白话文能健康地发展。”说到这里，他脸上绽出了笑容。先生顶着复古逆风，发起大众语运动之后，即使有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再也不能形成气候了。

(四)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主流报纸上出现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这些表述我们建国方针的流行语。我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成语里常见的“发愤图强”而用并不常见的“发奋图强”呢?

先生主张用“发奋图强”。先生说：“愤怒的“愤”和奋发的“奋”语音相同，语意相关，稍有点差异。用愤怒的“愤”，大多是受到外界的刺激。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这个道理看，用奋发的“奋”更好些。不管是有刺激也好，没有刺激也好，反正中国人民历来是奋发有为、力争上游的!”

(五)

大概在1974年夏秋之交，我有事去语言研究室。我看到那绿瓦楼房背阴处，先生正靠在竹椅上休息。他已是84岁高龄了，穿着白衬衫、蓝长裤，有病缠身，人瘦了，颧骨更突出了，我看了有点辛酸。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关于《修辞学发凡》修订的一段对话：“望老近来在修订《发凡》?”

“唔。”他慢慢坐直身子，看着我说，“如何修改得好?我想请你贡献一点意见。”那时出版的书刊，要体现批儒评法的精神，文中又要大引毛主席语录，这些于《发凡》实不相宜。我只说了一句：“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是全书的纲，不要改。”

“唔。”他好像点了点头，停顿一下，他又说：“至于修辞格还可以增些，如“影射”就可列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