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兵器据说有400多种，而适于近战的冷兵器的剑却是百兵之祖，铁兵之神，杀敌致胜的利器，英雄猛士的配饰，甚至是某种正义的人格和理想的象征。剑，又和“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中国人以前对“剑侠”津津乐道。咏剑和咏侠成了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而武侠小说也至今长盛不衰。

        唐朝建立以前，群雄逐鹿，李渊、李世民父子依靠刀和剑，杀出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时代，之后继续东征西讨，拓土开疆，兴文治而重武功，一时尚武好侠之风大盛。唐代虽是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但人间仍有种种不平，芸芸众生包括不甚得意的文人，也仍然向往侠义之剑。于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唐代又出现一个任侠好剑的高潮。俗话说：武人爱剑，文人爱砚。但唐代许多文人爱砚也爱剑，在唐人传奇里，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拂这些挺剑而起的男女侠客，纷纷出场亮相，我们至今仍可遥想他们那英雄或“英雄”的气概，而许多唐代诗人，则对剑与侠献上了热情的歌吟，如果以“剑之歌”为主题，请那些前后辈分不同的诗人前来，是可以开一个盛大的诗歌朗诵晚会。

        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剑，载诸史籍的宝剑不下百种之多，如紫电、清霜、白虹、鱼肠等等，也有各种名号的侠，我们今日从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仍可一窥端倪。游侠天涯浪迹，豪侠刀折公侯，义侠锄强扶弱，道侠盗亦有道，儒侠书剑风流，智侠能言善辩，怪侠狂放不羁，奇侠风云叱咤，女侠侠骨柔肠。如同阳光在光谱中可以分析出七彩，真正的武侠精神，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贫民阶层的多种美德，凸显了民间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如一诺千金，见义勇为，舍己助人，含冤解祸，轻死重义等等。又如一根红线贯穿百绯明珠，其中最为人所崇拜的则是不计私仇小怨而为国为民的侠士，这样，那些壮士或侠士手中的剑，就更是一柄令奸佞凶恶之徒或国家民族之敌见之魂飞闻之魄丧的正义之剑。

        现在是科学昌明，武库也日新月异的世纪，剑与侠早已成为历史。清人龚自珍早就说过：“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何况是当今这个缺钙少铁人欲横流的时代？因此，锄强扶弱的侠肠，磊落正直的侠气，英雄豪杰的侠骨，更令人心向往之。而昔日被称为百兵之王的剑呢？对于有心之人，它仍然是生命精神的寄托，侠文化的象征，正义感的符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已经退化为一种体育锻炼和舞蹈表演的器具。你要报效国家自然有许多新的途径与形式，而不必如孟郊《百忧》诗中所说的那样，“壮士心似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仇。”假如你真遭逢不平之事，那也不必10年磨剑而企图去削平天下的是非曲直，还是应该相信会有日益健全的法制和法律，如果法制与法律也有疏漏，而且有时也难免为小人掌控，小人戏弄，奸人歪曲，那就请相信人间的正道和天地的无私吧，昔日虎啸龙吟，今朝已经退至离手的剑，只能作壁上观的了。

                                                                                                                                                                  （选自李元洛《白刃明霜雪》）

    好莱鸡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全世界上映后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引发了人们探讨科幻电影乃至理论物理学的热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星际穿越》上映后，就连在扑克牌桌旁边玩牌的陌生人都会过去找他询问有关虫洞和相对论的问题。观众 对于其中涉及的有关物理学的疑问显然远选超过了对电影自身剧情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可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基本忠实地展现宇宙中各种奇妙的天体现象的电影，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与好莱坞经常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不同，在《星际穿越》中，最后是几位理论物理学家抵救了全人类。其实，电影中运用的主要的情节与场景，例如地球上发生了无法挽救的灾难而人类必须移民外星，驾驶飞船穿越虫洞、进入黑洞、探索地外行星，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改变 这些桥段在之前的很多科幻电影中早都被运用过多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星际穿越》成为一部让所有人都开始讨论理论物理的电影呢？这就必须提到为这部电影设置物理学背景、使电影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物理学的支持、使情节合乎科学原理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作品中常有“软科幻”和“硬科幻”之分，“软科幻”通常涉及的科学理 论比较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幻想的场景即可，而“硬科幻”则更需要有实在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让科学理论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星际穿越》因为有了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支持，硬到不能再硬。据理论物 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回忆，索恩为了设置电影中的科学场景，在加州理工学院召集过一些科学家进行研讨，与会者包括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行星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科学家的参与，才让《星际穿越》在物理学的约束之下不 仅视觉效果惊人，描述宇宙中各种极端罕见的场景也更为准确。

    “黑洞”“虫洞”等物理学名词早已被大众熟知，并且进入了流行文化，《星际穿越》利用电影手法，希望尽量真实地展现这些场景。因此，电影中既包含了切 实的科学发现和成熟的科学理论，也有基于目前理论所做的合理猜想和推测。《星 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即使抽取出其中的科幻内容，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与此不同的是，导演诺兰希望《星际穿越》的故事可以自然地从 科学理论中浮现出来，这使《星际穿越》完全无法与宇宙学理论和各种天体分隔开。为此，索恩还特地写了一本书《〈星际穿越〉中的科学》，讲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 以及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

（节选《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

    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

    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锈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

姓氏，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

    中国人的姓氏有两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至今已经五千多年了；二是中国人的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这一点恰恰与遗传学中的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相一致，除了极为罕见的异常，一代代的只要是男性，就会一直传下去。

    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他们在五千多年前就用“姓”给自己的家族做了命名。当然，我们祖先这么做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标识自己，区别他人，很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古人提倡同姓不婚）。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举一下子给他们家族的染色体Y打上了标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姓氏”，就是染色体Y的“姓”，因为生生死死，承载着姓的一代代的人都消失了，但染色体Y却与“姓”结合在一起，流传至今。姓的传递，就是Y染色体的传递。这真是人世与自然神奇的同构。我甚至认为姓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项不亚于四大发明的伟大发明。

    中国人在传统上特别看重生男孩。这种现象不仅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着更深的生物学上的意义。男孩是染色体Y的承载者，而人体其他的45条染色体在人类一代一代的繁殖过程中被反复地打乱重组，加之配偶的染色体不断地补充进来，基因被逐渐地“稀释”。但是除了少数的突变外，Y染色体躲过了被“稀释”的命运，它将随着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一直延续下去。

“姓”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还有竞争。今天新百家姓排行榜上的前19个姓，包括了汉族人口数的一半。但是中国人的姓氏现今仍在使用的有4000多个，也就是说，不到0.5%的姓，占据了50％的人口。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00多个姓。如果把姓氏看做是物种，那么那些消失的姓氏就是灭绝了的物种，留存下来的则是成功者。最“成功”的是那些大姓，比如张、王、李、刘、赵、朱等，如今前3个姓每一个姓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7%，刘姓人数超过5%，赵姓超过2%，朱姓超过1%。刘、李、赵、朱这几个大姓不正是中国几大王朝（汉、唐、宋、明）皇帝的姓吗？皇权使这几个姓发展成为中国的常见姓，这可以归结为姓氏发展的“皇室效应”。

    同时，姓氏也是一笔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尤其是那些小姓、奇姓、罕见的姓更是一种珍稀的资源。想想看，在漫长的历史惊涛骇浪中，这些小姓、奇姓没有借助任何权势的力量，竟然在姓氏的竞争中走了过来，给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独一无二的Y染色体的遗产。多一个姓，不仅多了一份家族史，一份文化史，更是多了一份基因史。

    然而在今天，这些小姓和奇姓，有的正在消失，有的正处于濒危的边缘。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保护不常见的小姓、奇姓，因为一个不常见姓的文化价值和生物学价值并不比大熊猫差。既然我们对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么关心，对野生动物一个物种的灭绝忧心忡忡，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稀有的姓氏的灭绝无动于衷呢？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影响远比生物学特征的继承重要得多，我们无意推崇男尊女卑，也无意阻止人们的姓氏随意化的倾向。但是，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姓氏传承者的聪明之举，值得延续。在你想变动你的姓氏，取得一个时尚的新的“社会姓氏”时，不要忘记记录下你原有的“生物姓氏”，即“Y染色体姓氏”。这对于遗传素质和人类健康以及疾病的研究，对于文化现象的揭秘，对中国人的迁徙，甚至对中国人来源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我们今天未能预见的许多问题的揭示，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是让外国非常羡慕的资源，因为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更珍贵的是它稳定地通过男性一脉相传。它是Y染色体的标记，可以说它就是“姓氏基因”。如果今天现代文明对中国姓氏的延续有严重冲击的话，为“姓”申报世界遗产可能极有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姓氏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更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文学观念是随着时世的推移而改变的。魏晋文学观念的变革，摆脱了经学的束缚，确立了诗文正宗；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突破了正统的范畴，接纳了戏曲小说。林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特别重视这种文学本位，着力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探索。在唐诗的研究中，一般都要提到诸如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大众喜爱等外部条件，而林先生则不然。先生是位诗人，因而敏锐地发现，在这诗的国度里，诗成了整个文化的灵魂。他说：“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去。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他以富于诗人个性的独特视角直切诗歌的文学本位，因而在创作主体中偏重于寒士诗人，在创作方法中偏重于浪漫主义。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不同于一般批评者把目光投向诗歌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现实，而是把握住创作主体的精神，提出了“少年精神”。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他说：“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中国文学简史·导言》）唐代正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曾推行开明政治，是寒士积极进取、扬眉吐气的时代，因而表现出一种“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充满“青春的气息”和“浪漫豪情”。李白是最富于“布衣感”的“寒士”，也是最富于“少年精神”的诗人，他“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唐代四大诗人》）。盛唐诗人诗作类皆具有“少年精神”，即便是发牢骚的诗，也是乐观向上的；即便是写空寂的境界，“也流露着与宇宙息息相通的无限生意”。林先生与“汉魏风骨”对举，提出“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盛唐气象》）。林先生是从寒士文学本位去把握唐诗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貌的。

    林先生认为抒情才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最适合于抒情，所以林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浪漫主义作家，晚年致力于《西游记》的研究，也因为它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他说：“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诗人李白》）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表现的是现实，是存在，是形而下的，近于“微观”，而浪漫主义表现的则是感情，是精神，是形而上的，近于“宏观”。在社会上强调典型说的现实主义理论，把许多诗人诗作装进现实主义大箩筐之时，林先生却根据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更多地阐发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性，并肯定其积极意义，这也反映出他那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性。

（摘编自林东海《林庚<唐诗综论>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