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桃花文化

    桃花，作为一种自然物，本来不具有“文化”的涵义。但是，桃花以它俏丽的色彩、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中国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被渗透，融汇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并且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信息载体，世世代代承袭相传，于是，如同中国的“梅文化”、“菊文化”一样，“桃花”也成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和心理深层的积淀物，形成了中国的“桃花文化”。

    中国的“桃花文化”和女性有不解之缘。早在先秦的《诗经·周南》中，就有一首关于桃花的诗。“桃之夭夭”，描写茂盛、火红的桃花，并用桃花来比喻年轻美貌的女子。春秋时代，息国的国君夫人息妫容貌美丽，被人称作“桃花夫人”。唐代的崔护在京都郊游，邂逅一少女，次年再访，人去桃花在，崔护感伤不已，题诗慨叹，“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句就成了千古名诗。还有清初孔尚任的著名悲剧《桃花扇》，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为有黛玉葬花写的《葬花辞》和《桃花行》。源远流长的桃花文化，从古代《诗经》一直唱到今天那桃花盛开的大江南北。

    在中国，“桃花文化”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民间吉祥喜庆活动，特别是恋爱、婚姻这类人生喜庆之事里，桃花是“尚红”礼俗的主要角色。桃花坞、桃花酒、桃花运，包含“桃花”一词的人名地名更是不胜枚举。我国由历史沿袭形成众多的桃花观赏景点，早春二月，人们踏青采撷归来，多是几枝早开的桃花。至于与桃树桃花桃实相关的文化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传说桃都山有一巨大的桃树叫“桃都”，上有天鸡，天鸡一叫，天下的雄鸡也跟着叫。在中国神话中，仙桃又是长寿的象征，神话中的王母娘娘有“蟠桃宴”。桃树可家植于屋前舍后，更多的是漫山野生，人们又用“桃李满天下”比喻老师的学生之多……

    那么，中国桃花文化为何如此独特呢？

    桃花文化，反映了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大自然最美的季节是万物复生、欣欣向荣的春天，中国文人对春天倾注了十分炽热的情感，“咏春”的诗文特别发达。而春天又美在桃花盛开的时节，于是，自我们所能见到的《诗经》始，铺陈春景，不能不写桃花。永恒的自然界，极富生命力的桃花，激发了中国文人的艺术想象力和热爱生活的心愿。中国文人把自然界的桃花作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本质力量和自己情感意识的对应物加以抒写。他们借桃花歌颂自然美、劳动美、创造美，表达对永恒自然和永恒生命的向往。

    桃花文化还渗透着“儒与庄禅互补”的文化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文人两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文化心理。一方面，他们要身体力行，去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不断击碎他们的理想之梦，于是造成了他们的失落心理，他们只好“穷则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回归田园，在庄禅的境界中求得精神上的休憩和解脱。于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他自己，也为与他一样的失意文人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作为中国文人的精神栖息之所，世世代代吸引着文人学士，形成了他们的“桃花源情结”。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桃花源之不可寻，他们寻找桃花源，几乎与屈原的《天问》一样，上升为一种探索宇宙、社会和人生哲学的思维模式。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的产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符瑞文化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识的一部分，强化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功能。尤其是随着谶纬神学的盛行，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显和泛化，不仅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德，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都与符瑞相关涉。《孝经左契》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凤凰巢。”《瑞应图》曰：“王者仁义，则紫脱见。”《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这些文献中，孝悌、仁义和礼乐等德行范畴都被包括进去。凡恪守德行规范，天便降下符瑞，否则就降之以灾异。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以类相召”的“天人感应”观念。实际上是“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对中国古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思想的继承和提升。

    在符瑞文化流行的时代，文学创作“用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用瑞”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为述写对象。“用瑞”是文学与符瑞文化关联的重要形式。文学创作“用瑞”含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文学创作“用瑞”的普遍性，既表征符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文学文本、颂美主题与符瑞所具备的颂美功功能相契合。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旦文学创作较多地关注政治，服务王权、歌颂帝德，符瑞文化潜在的颂扬功能便会被激起。

（选自2017年8月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秦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目，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造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伴随农村环境治理力度加大，许多农村已不再是“垃圾乱堆、污水横流、尘土飞扬”的形象。笔者日前走访一些村庄，乡间小道干干净净，农房墙体统一美化，就连犄角旮旯处也难觅垃圾踪迹。村干部说，现在政府专门有农村垃圾处理项目，村里垃圾定时运，农村不再是“灰头土脸”。不过，农村垃圾处理也有难题。村干部说，许多村民垃圾分类习惯尚未养成，垃圾桶里厨余垃圾、残砖瓦片，甚至农药瓶子等混在一起，集中、转运难，后续处理也难。村民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有的村民觉得“垃圾扔桶里就行了”，为啥还得费工夫分类，而且要用好几个垃圾袋，挺浪费的。有的不清楚如何分，扔垃圾倒成了麻烦事。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必须解决农村垃圾处理这个难题。中央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垃圾是主攻方向之一。政府在资金、人员、设备等硬件上不断补齐短板的同时，不能让“干部干、群众看”再继续下去，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和自觉行动，解决农村垃圾处理“最初一公里”问题。

    做好农村垃圾处理，首先要源头分类。过去各类垃圾混在一起，通过填埋或焚烧等方式处理，不仅处理体量大，设备损耗快，而且有害垃圾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况且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不少金属、塑料、纸张等可实现再回收利用，一扔了之，造成资源浪费。实践证明，源头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农村居住分散，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若能在源头将可回收、可沤肥等垃圾分拣出来，能减少垃圾运输、处理的成本。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得立足农村实情，多想接地气的好招。城乡生产生活环境不同，垃圾成分构成迥异，照搬城市“有机”和“无机”分类方式，脱离村民实际生活，村民接受度不高。比如农村瓜果皮、剩饭菜等易腐垃圾多，恰恰可沤肥再次还田。有的地方将农村垃圾分为“可腐”和“不可腐”，最大程度方便村民理解，再通过保洁员的二次分类，确保源头分类质量。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机制，调动村民积极性。针对村民的疑惑、遇到的问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让大家畅所欲言，干部及时解答。制定村规民约，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成立监督小组，确保垃圾分类有人管、管得好。有的地方举办“最美庭院”“垃圾分类能手”等活动，农民踊跃参加；有的地方探索垃圾分类积分制，可在小超市等兑换商品，将垃圾分类和农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吸引农民参与。

    建设干净整洁的农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顺应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政府和农民一起发力，确保垃圾不落地，让农村“颜值”越来越高，农民生活越过越舒坦。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与其坐而“联想”，不如奋起“华为”

    这个周末，“断供”刷屏。

    一个关于“如何看待联想疑似断供华为办公电脑、服务器的传闻？是否属实？有何影响？”的提问，在舆论场迅速由“疑似”发酵成“联想断供华为”的话题，对于前者的质疑、批评和嘲讽，近乎一边倒地在社交媒体蔓延。5月19日凌晨，联想集团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向华为公司供货正常。华为公司也向媒体表示，联想对华为的办公电脑和服务器停止供应的消息是“谣言”。

    网络空间，一则“疑似”传闻能够骤然而起、急剧升温最终成为热门话题，基本都混杂了信息不对称、情绪化宣泄等等多重成因，这几乎已是规律性的呈现。理智告诉我们，在各种非官方信息满天飞的情况下，官方信息更接近事实。在舆论触角遍及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用虚假信息搪塞舆论，不啻饮鸩止渴。联想和华为作为国际级的知名企业，它们的声明和回应无疑是值得信任的。冒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的风险，单方面或是联手作一场应对舆论危机的公关，后果是这两家企业都难以承受的。

    大道理是要管小道理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真的出现了传闻中描述的情形，它也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次要矛盾，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次要方面，尽管那样的行为在情感上的确有难以接受的地方。归根到底，美国的极限施压，采取各种手段阻击华为，才是问题的缘起，更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所在。

    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和总体的背景，所有的讨论都会瞄错了靶子、模糊了焦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如果为了枝节问题群情激愤，比如一味讨伐所谓的 "断供者"，始作俑者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看客，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对这样的情绪保持高度警惕。在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华为的关键阶段，用不知从何而来的传闻 "传播" 中国企业之间所谓的嫌隙，撕裂舆论共识，激化公众情绪，动机暂且不论，效果却是 "搅混水" 层级的，受益者显然不是我们。许多亲痛仇快的事情，就是在盯着芝麻、无视西瓜的情境中形成的，"断供" 传闻不应该成为舆论场上的一个新案例。

    竹贵有节，人贵有志。就在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纳入 "实体名单" 之后，华为子公司海思公司宣布一直作为 "备胎" 的海思芯片全部 "转正"。之前的独立研发芯片之路，被称为"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背后的支点是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和务实奋进的实干精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走到今天，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危机意识和实干精神一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备胎转正" 是这些元素的最新呈现。与其坐而论道，被各种传闻牵着鼻子走，作一些无谓的 "联想"，不如奋起直追，对中华文明的赓续有所作为。这是 "断供" 传闻给我们最现实的启示。

    中国前进的步伐是阻挡不了的，这既是我们的神圣权利，也已被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历史验证。面对大概率会出现的各种困难、障碍和挑战，特别是面对来自外部的倾轧，消除内部的纷扰，做好自己的事情，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才能不断地向前，向前!

 （摘自2019年5月19日人民网评，有删改）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华夏“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聚敛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釀、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盡》提到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者、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诸如“良田百顷，不如薄艺在身”“技多不压身”等说法不胜枚举，工匠文化渐成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出于这种朴素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精益求精，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区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字眼，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和提升，他说:“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时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阐述——“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枯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此外，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