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建西部连城县的四堡，与传统书业有关。明清时期，四堡曾与北京、汉口、浒湾齐名，并列为我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目前是全国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雕版印刷遗址。

四堡居民，多为躲避战乱的客家移民。客家人始终保持耕读并重的人文传统，一大批落第秀才为生业计，也加入了印刷业，为雕版在四堡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四堡周围山岭高耸，森林茂密，取之不尽的小叶樟、山梨、梓木、竹子等自然资源，为雕版印刷提供了充足的生产原料。当然，印书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对四堡印刷业的繁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刺激与催生作用。

四堡雕版印刷业“起源于宋，发展于明，鼎盛于清”。在清中叶的鼎盛期，四堡成为我国南方刻坊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堡仅马、邹两姓就曾有72010的人口、1200多人从事刻书印刷，印书坊至少100家。四堡雕版所印书籍远销13个省份150个县市，《汀州府志》记载，四堡出版的书籍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

到了清朝末年，四堡雕版印刷业先后遭遇了战火的侵扰和两次新技术的冲击，逐渐衰微。以横扫儒教、推翻满清为使命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战火烧到了偏远的四堡，毁于兵燹的书籍、版刻不计其数。清咸丰年间，上海开始出现了石印，石印采用活字印刷技术，和雕版相比，在成本和技术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四堡人并未感到多大危机，印刷业在原有轨道上照常运转。清朝末年，国外铅印新工艺传入中国，很快垄断市场，四堡雕版印刷业无法与之抗衡，遂一落千丈，一蹶不振。印书坊大多停业倒闭，只有残存的几家苦苦支撑，惨淡经营至民国三十一年，终于落下最后的帷幕。

四堡雕版的兴衰，促人思考和警醒。首先，新技术的引进及内容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四堡先人大胆引进、采用最新雕版印刷技术，大获成功。然而，清朝末期的四堡雕版印刷业故步自封，对新出现的具有潜在威胁的石印、铅印等创新技术无动于衷；科举废除后，印书内容依然是以儒学经典为主，未能及时转向，遂使失败成为必然。其次，适度的产业聚集，有助于区城经济的发展。当四堡雕版印刷业如日中天之时，外地书商往来云集，江西浒湾的书商在四堡采购转运，客最茎芸翁孥箸萎印刷业的繁荣，四堡人对他们反而刁难排挤，结果浒湾书商购走四堡刻版，回到故乡经营自己的印书坊，成为四堡强劲的竞争对手。再次，加强版权意识，有利于出版业走向规范有序之路。为避免恶性竞争，四堡马氏与邹氏宗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族人利益的措施。每年春节，马、邹两族各书坊都张贴公布来年新刻书籍的封面，表示“版板所有”。但真正现代意义的版权意识和出版秩序并没有也不可能。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性文化大致呈现三种面孔。一是“知识”面孔，如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之名”，如现代语文教育经常提到的“古代文学知识与素养”，这是诗性文化传统具有实用性之表现。二是“审美”面孔，受西方文论中“情感表现”说的影响，这也是人们谈得比较多的，即古诗有审美功能，可以愉悦心灵。三是“伦理”面孔，它的大背景是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前两张面孔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惟独这副“伦理”面孔，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给人带来愉快的享受，甚至本身还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正在陷入深深的遗忘中。以至于人们经常会想：读不读唐诗与宋词，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与希腊文化模式相对，中国文化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来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它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区别，在历史上具体表现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其中最高境界的是唐诗与宋词。当前，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这是不能偷懒的，只能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由此可知，读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直接关乎着“诗者天地之心”的“大道”。未来世界，决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摘编自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材料一：

    2017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及政策文件，为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发布，意见指出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也在加深，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

    我国志愿服务在公益事业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补充，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为初心，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7月，全国志愿者总数达91541104人，志愿团体总数达470846个，服务总时长共计960886172小时。这说明我国志愿服务在近两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和慈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图：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志愿服务方面的信息？

表：你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三：

    现阶段，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发展已进入深水区，存在政策保障不够完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够规范，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志愿服务组织在总体上也存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传统的以政府推动型的志愿服务亟需转型。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平台广泛，类型多样，全国有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志愿者平台，平台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互相独立，信息难以共享，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志愿服务的“互联互通”。民政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志愿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实现相关部门间的志愿服务数据共享与汇聚的目标。此文件为未来三年“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北国网）

材料四：

调查显示，在18—69岁的调查对象中，有38.2%的人曾经有过志愿服务经历；近一年以来有25.5%的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18—69岁人口的占比情况，可推断我国18—69岁的人群中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大约有3.96亿人，其中近一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简称活跃志愿者）大约有2.65亿人。非群众身份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跃志愿者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高，活跃志愿者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更好。

    总体上看，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其队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他们不仅创造了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还具有美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但我们在推动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时，需注意分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志愿服务参与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要在全面发展志愿服务的同时可重点发展“老年关怀”“医疗护理”“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领域；也要加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建设，多层次、多领域、多时点地提供培训机会，推动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网络化；还要整合现有的各类志愿者管理和服务平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志愿者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效用最优化。同时，需要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财政扶持力度，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增加志愿服务对民众的吸引力。

（摘编自《中国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调查报告》）

小镇的良知

凤凰

    美国加州的一个偏僻小镇上，来了一对母子。这位叫玛丽的母亲来到镇上后，租下了一家闲置了很久的门面，开了个百货店。并且，玛丽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镇上的学校读书。似乎玛丽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小镇上的人都很高兴，在玛丽的百货店开业那天，他们都来祝贺玛丽。

    玛丽的百货店很有特色，吸引了小镇上的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去她的百货店里购物。尽管玛丽要照顾百货店，她每天还要接送儿子，还要买菜洗衣做饭，但是她却没有请个服务员。也许，玛丽没有多余的钱来请服务员；也许，玛丽想自己辛苦一些，把钱存起来将来好在小镇上真正地安家落户。

    当玛丽去接送儿子放学上学的时候，当她去买菜的时候，百货店里有顾客在挑选商品，她不能赶别人走，可是，她又不得不离开，于是她只得告诉大家她有事离开一会儿，让大家选好了商品把钱放在抽届里就行了。

    玛丽离开了百货店，心里却忐忑不安，她想人们会不会把她的东西拿走了，却不付一分钱呢？如果真是那样，她也毫无办法。玛丽一办完事就匆匆忙忙赶回小店，货架上的商品少了，抽届里的钱多了。

    晚上，玛丽一盘点，她吃了一惊，收入远远超出卖出去的商品，也就是说人们多付了钱给她。玛丽在的时候，没有人多付钱给她，当然只能是在她离开的时候多付了钱。玛丽想也许是有人用大钞，见抽屉里没有小钞找零，只好不找了。每天，玛丽都有这样那样的事，她都不得不离开百货店，而店里总是有人在挑选商品，她不能得罪小镇上的人，只得告诉人们选好商品后把钱放进抽屉里。在她的抽屉里，她准备了很多小钞。玛丽离开百货店后，心里还是很担心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

    可是晚上一盘点，玛丽又发现人们多付了钱给她。玛丽白天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她觉得太奇怪了，人们怎么会多付钱呢？细心的玛丽发现，她准备的那些足够一天找零的小钞，人们却没有动一分。怎么会这样呢？玛丽想不明白。但她知道，人们不会趁她不在的时候白拿她的东西。

    此后，玛丽放心大胆地离开百货店去做事，每天晚上盘点，她的收入都很多，人们都多付了钱给她，可是她又不知道是谁多付了钱给她，她无从还饯。这让玛丽很不安，好像她做错了事似的。

    这天，玛丽去小镇的菜市场买菜回来，看到多莉太太往她的抽屉里放了五美元，而多莉太太手上的商品，只值四美元，多莉太太应该找回一美元才是，可她没有，而是轻轻地关上了抽屉。玛丽赶紧上前问多莉太太：“你为什么不找零？”多莉太太对突然出现的玛丽笑了笑，说“我不能找零！”随后，在玛丽的追问下，多莉太太这才道出了原委。

    小镇上的人担心有人趁玛丽不在的时候拿了东西不付钱，坏了整个小镇的名声，所以买了东西都多付钱，希望能填补玛丽的损失。就算没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大家多付点钱给玛丽，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相反，却能帮助这对远道而来的母子，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幸福一些。

    多莉太太最后告诉玛丽，他们母子来到小镇，就是小镇的一员，小镇上的人，就有责任让他们过得幸福。如果他们过得不幸福，那就是小镇人们的错。弄清真相后，玛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第二天，玛丽离开了小镇。玛丽的百货店没关门，她的儿子也在镇上读书，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两天后，玛丽回到了小镇，她带来了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竟然是有名的大商人杰克逊。原来玛丽和儿子过不惯都市的生活，他们特地选择了这个小镇过一段平淡的生活。这次，她带丈夫来小镇，就是让他也感受一下小镇给她带来的幸福。

    三个月后，小镇焕然一新，街道变得更平整更宽阔了，小镇的绿化树也美丽起来，并且，小镇上还有了一个大花园，一个养老院和幼儿园……为此，玛丽的丈夫花了几百万美元。

    在小镇的花园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你会拥有最大的幸福。这个有着良知的小镇，成为世上一个最幸福的小镇。后来，许多人都纷纷到这个小镇安家落户。

（有删改）

中国古代小说以叙事为基本文体特征，尤其是源于民间“说话”伎艺的白话小说，但古代小说家讲故事的目的则各自不同。有的是为了娱乐消闲，如明嘉靖间洪楩所编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其编撰目的不言而喻。有的是为了教化劝导，移风易俗，如秉持“情教”“适俗”“导愚”小说观的冯梦龙编撰“三言”，就意在“喻世”“警世”“醒世”；其他话本小说集像《型世言》《清夜钟》《醉醒石》等，长篇小说如《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等，仅从小说题目即可想见其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当然有的小说为了更好地实现劝化效果，往往寓教于乐，如杜纲《娱目醒心编》即属此类。有的小说则是小说家炫学逞才的产物，如号称“四大才学小说”的《蟫史》《燕山外史》《野叟曝言》《镜花缘》。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叙事绝非单纯地为叙事而叙事，一般都有情志寄托，也即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谓“寓情”，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史，凡经典之作大多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对此，学术界往往因过分重视古代小说的故事性而忽视了抒情性这一中国古典小说的显著民族特色。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浓郁的抒情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人化，其主体抒情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评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

一些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带有明显的自况意味，此时其主体抒发意识最为强烈，自然小说的抒情色彩也十分浓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融注于宝玉这一形象之中，藉此抒发自己的悲剧人生感受，他师法的正是楚骚抒情传统。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声称自己要“远师楚人”，为此他将小说写成了一部彻头彻尾、蕴含多重悲剧意蕴的大悲剧。难怪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批中称赞《红楼梦》为“《离骚》之亚”，刘鹗在其《老残游记自序》中也认为“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这都是对其浓郁抒情色彩的高度肯定。

质言之，我们在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作为其民族特色的抒情性。

（选自南开大学陈才训《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