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塔元培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选自2015年7月6日《人民日报》）

    “微博粉丝”的兴起与媒体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受“粉丝”自身心理因素的驱动。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认为：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心理需要。“微博粉丝”的出现也是源于这个群体的特定需求。“微博粉丝”对于名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粉丝”相类似，是为了追逐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和媒体人物等偶像。偶像的身上体现了大众的梦想，并且为大众建构了生活的幻象。“粉丝”通过微博通信进行信息沟通，不再单纯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名人信息，而是通过类似直接的接触途径为自身带来直接的媒介体验，甚至于对自己产生认同。所以，“粉丝”关注微博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满足情感的自我需求，并在名人偶像的形象中找到自我认同。

    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曾撰文指出：“‘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及身份进行情感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恐惧及厌倦。”换句话说，“粉丝”对偶像“评论”，为其争取人气，照亮星途，既能获得一种投射在偶像身上的替代性满足，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

    关注机构官方微博和权威人士微博的“非忠实粉丝”虽然不像其他“粉丝”那样狂热，但也是为了满足自身对信息的需求而成为“粉丝”的。我国几个门户网站微博开通以来，吸引了很多官方机构的入驻，这些微博上的信息无疑为关注它们的“粉丝”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同时也为“粉丝”节省了购买典类信息的人力和财力。而一些具有休闲娱乐特色的微博也为大众“粉丝”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传统的“粉丝”群体和社团要获得有关“粉丝”客体的信息，通常需由第三方提供，例如借助电视娱乐节目、广播和报纸的娱乐板块，或者是“粉丝”团能够接触到的明星的领导层提供的消息。微博的产生无疑舍弃了第三方这一环节，“粉丝”只需通过关注名人微博，就可以即时接收明星发布的所有消息，甚至可以在明星微博下进行“评论”，这就给“粉丝”创造出一种与名人直接互动交流的错觉。“粉丝”在这种错觉之下认为自己与名人多了一层社会关系，是熟悉的双方的彼此关注。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 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文学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隋代王通和唐代刘迅相继“续《诗》”，选录《诗经》之后的诗歌并纳入诗教范畴。“续《诗》”不仅很难达到其经学目的，反而容易使人们从汉魏六朝诗歌的情貌特征，推想《诗经》的本来面目，成为解构经学和尊经意识的潜在异质，为《诗经》入选文学总集提供了反向的启示。宋代朱熹设想编纂一部收录《诗经》《楚辞》和后世诗歌的大型诗歌总集，直接为文学总集选录《诗经》做了理论准备。但朱熹最终未能将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也预示着总集选录《诗经》的思想阻力依然强大。直到明代，才出现《诗学正宗》《汇古菁华》《诗冶》等真正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走下经学的神坛，融入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偶然，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以彰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的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们心目中，孔子似乎是循规蹈矩、严肃的老学究，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读读主要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孔子言行的文本，就会发现孔子并不呆板拘泥，相反他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很是权变灵活、机智辩证，特别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合理的选择，体现出鲜明的灵活与变通的特点。

推崇孝，却不提倡愚孝。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将孝视为为人之本，认为对父母孝的人也会忠君爱国，如果人人为孝，则天下大治。但是孔子并没有将孝绝对化、极端化，为人子女不见得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如果父母无理要求也可以不服从。《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鲁哀公问：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一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回答。因为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后来跟子贡说，国家如果有敢于谏诤的臣子，那么就不会出现大问题；父亲有直言规过的儿子，就不会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情。孔子认为，不能一味盲从父辈，置大是大非、大义大理于不顾，单纯为了成就孝名，有可能陷父于不仁不义之中。正确的做法是据理谏争，以合乎道义为准则。

重友情，却不主张过分亲密。孔子很重朋友与友情，《论语》开篇即提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对朋友的要求首先是正直，其次则诚实，再次是见闻广博，交到这样的朋友就会得益。他还提到“乐多贤友，益矣”，以拥有很多德才兼备的朋友为乐事。还有，孔子认为朋友之间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不分你我，取消界限，甚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朋友。“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就是说要尽心尽力为朋友提供必要的忠告，引导他向善，如果他不听从，也就罢了，不要自讨没趣。朋友是五伦之一，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劝善规过，是朋友的道义责任，但如果朋友听不进忠告，也就适可而止，否则有可能伤感情，甚至会自取其辱。

好勇却不主张无谓的莽勇。孔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同时孔子也是一个十分有血性的人，他有许多令人激情澎湃的话语激励鼓舞了后世多少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而英勇无畏，奋斗牺牲。但孔子对勇的态度非常冷静理性，他时常提醒弟子们不要意气用事，而要仔细谨慎，做到有勇有谋。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他这番话是针对子路说的，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曾给予子路很高的评价，说他颇具治国之才，但子路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好勇逞强，伉直鲁莽。对此，孔子不以为然，经常批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可见，孔子不赞成莽夫之勇，凭一时头脑发热，不讲智慧不计后果，极有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这样的人与行为不可取。

不鄙视财富，也不刻意追求。孔子向来不重物质利益，名利心淡泊。他将对待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对感官享受看得很淡，认为作为一名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但他绝不反对物质利益与财富，认为求富求贵、嫌贫恶贱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他特别注重获取富与贵的手段，一定是正当的、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汗水付出得来的，否则坚决不会去占有享受，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还义正词严地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总之，正如《论语》所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孔子不凭空臆测，不绝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实，灵活变通、不拘泥、不古板之特点体现在孔子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

（节选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