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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2017届河南省安阳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孟子道性善”,以孟子人性思想为性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性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具体认识,只是他整个人性思想的一个结论。只说到性善,不对孟子提出这一结论的理依据做深入的研寻探讨,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

        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孟子对“生之谓性”的反对和批驳。孟子虽然也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但他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他不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性,而是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才是人性。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有详尽的论述。他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给正确认识人性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孟子人性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

        “心”“性”“天”三者的关系,是性善论的核心思想。心、性都在人,而性是天赋,又属天;天在人之外、人之上,但同时就体现在人性中。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知性亦即知天。天不再是高不可及,不能认识,而成为可以认识;人要知天,不假外求,只需修养自己的心性即可。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如此,建立起了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论架构,完善了天命与人生、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和尽心知性知天,通过修养心性而沟通天人,达到天人合一。这两点是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对儒学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以仁、义、礼、智等德性为人性,无此“非人也”,而善性并非自然具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提出“做人”的问题。人生的第一要务是修养心性,提升自己,摆脱禽兽境界,堂堂正正做人。

        中国文化中没有人间和天国两个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人不追求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人间、在历史中的不朽。生和死是统一的生命过程。死是生的继续。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人死后,躯体腐烂,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切失去意义;而人的精神生命则可以长留人间,在历史发展中永垂不朽。不朽不在于生前物质生活之所得,而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之“虽久不废”。

        中国人又讲“畏天命”,讲“天理”,把“天理良心”合提。尽心知性和事天立命合一,人生和天命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对天命的敬畏合一。

        人性沟通天人,人道天道合一。人道本于性,即本于天道。所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选自钱逊《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理念》,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全面深刻的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含义,只懂得“孟子道性善” 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研究讨论他提出性善论的理论依据。 B . 孟子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来看人性,他讲的人性,只承认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而排斥与生俱来的本能中于禽兽相同的属性。 C . 孟子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创造和贡献,他澄清了人性的内容,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人性指明了方向。 D . 孟子认为安身立命的途径是顺应天道,顺应天道即“事天”, “事天”的方式是“尽心、知性”,亦即竭尽心力帮助别人,发挥自己的善良天性。
    【答案】
    (2)下列理解与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 张岱年关于“孟子所谓人之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的论述,证明了作者关于孟子人性内容的观点。 B . 孟子的性善论“心”“性”“天”三者的关系为核心思想,构建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论,使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完善。 C . 基于对未知世界的淡漠,中国人不追求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想“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人间、在历史中的不朽。 D . 为了证明“人性沟通天人,人道天道合一”观点,作者引述了《中庸》里的一段文字,并进一步指出《中庸》阐明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之道。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告子说“生之谓性”,即人与生俱来的一切本能都是人性,其实,他的观点混淆了人性与禽兽性,并没有认清人性的本质特点。 B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应该以发挥万物的本性为起点,进而达到帮助天和地化育万物,与天、地齐名并列为三的至高境界。 C . 孟子还将人性具体化,即人性即仁、义、礼、智等德性,同时,人的善性并不是自然具足的,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养身性,善性也会流失。 D . 孟子的“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与人是有区别的,即使天是在人之外、人之上的;同时天与人又是统一的,即天体现在人性之中。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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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论述类文本阅读

        词之所以微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词在初起的时候,本来就是那些个诗人文士写给美丽的歌女去唱歌的歌词,没有想把我的思想怀抱理想志意都写到词里边去。他最初本来没有这种用心,没有这种想法。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就是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文化教养性格的种种不同的背景的,不管你是欣赏诗歌,还是创作诗歌,都无法避免,你就是你,你无论是解说,无论是创作,都带着自己的背景在其中了。微妙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些个诗人文士,当他用游戏笔墨为了娱宾遣兴给歌女写歌词的时候,无法避免地把自己的性格思想,在不知不觉之中,隐意识的,自己完全都不知道的,流露表现在爱情的歌词中去了。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有一句俗话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我们要观察一个人,看他揖让进退,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当然,因为那是要给大家看的。可是,当他游戏的时候,因为不用端着架子,不用装腔作态了,所以,不知不觉反而把他更真的自我表现出来了。词就是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就是说他本来没有要写自己理想志意的用心,只是给美丽的歌女,写一些漂亮的爱情的歌词。可是他不知不觉地就把他最深隐的本质,这不是拿腔作调说出来的什么伦理道德,而是他自己真正的感情人格的最基本的本质,无意之中,不注意之间就流露表现出来了。

        词既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因此,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为词的性质下了这样几句定义,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这种文学体式是“要眇宜修”。“要眇宜修”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写湘水上的一个神灵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呢?《楚辞》有王逸的注解《楚辞章句》,说“要眇”是“好貌”,是一种美好的样子。又说:“修,饰也。”修,是说这种美是带着修饰性的一种很精巧的美。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说“要眇宜修”是形容娥皇的“容德之美”。关于湘君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简单的说,洪兴祖以为写的是娥皇,我们知道,娥皇、女英是舜的两个妻子,舜死了,娥皇女英泪滴洒在竹子上,成为斑竹;后来她们死了,成为湘水之神。这究竟是不是可靠,《楚辞》的湘君是不是娥皇,我们今天来不及考证,至少洪兴祖认为,“要眇宜修”所写的美好,是一种女子的魅力,而且是从内在到外在的容德之美。《楚辞·远游》上还有“神要眇以淫放”一句,洪兴祖注解说“要眇”是“精微貌”。把两处“要眇”出现的注解结合起来看,我们知道“要眇宜修”的美,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就是说词有这样一种美。

    (摘编自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国早期绘画,主要建立在“应物象形”“象人”“象物”“图形”这些观念上。中国绘画最早的传统是写实、写形、象人、象物。中国画具有写形、象形之历史传统,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中国画会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国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对“意”的表达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意存笔先,画尽意雀”。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士大夫画观即文人画观,强调以画达意,以诗适情。而到元代倪瓒,更鲜明地提出“聊以写胸中逸气”。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为最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成为主要表现方法,写意自然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辩证把握了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既强调写形,也强调传神;既强调写实,也强调表意。用南朝姚最《续画品》中的话叫“心师造化”。由于中国文人水墨画具有写意特征,所以在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被引入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本性中所具有的象物写形及水墨写意的双面特征,既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20世纪初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中国画既能够吸纳西方古典写实和素描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水墨人物画,又能够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语言特征,创造新的现代艺术。

    (摘编自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察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重要蕴含就是从精神资源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再阐发、再挖掘和再转化,释放蕴藏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潜能,让文化遗产从典籍、考古、博物馆,从民间、大众以及历史中走出来,续写传统文化复兴的煌赫篇章。

        文化生态是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要素。文化生态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从长远着眼,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重视文化的区域特征、民族差异、风俗信仰、地方传统等因素,同时不忽视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的综合构建,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运行机制,这对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成长尤为重要。

        加强传统熏染。文化生态建设倚重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文化人、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农事节气到生态伦理,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无不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基因,蕴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与伦理观念。要让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走入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重经典滋养。文化遗产在不同时代都被传承弘扬,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当下要加强精神产品与社会生产的对接,引导传统文化经典主动而有序、积极而稳妥地走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如农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透过物化载体窥见智者的思想、技艺和文化,通过展览欣赏文物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还原一段历史、一个事件甚或一种文化形态,让文化经典从文物中走出来,滋养心灵。

        构建特色引领的机制。区域文化生态建设突出区域文化特色,以地域文化为基础,设置规范实验区,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我们国家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加强区域文化生态建设,既符合国情,也是激活跨地、多民族文化遗产内生机制的有效措施。“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区域文化生态建设在原有文化圈带链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原生态文化,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并引入现代元素文化,如设立闽南、徽州、晋中、潍水等文化生态区;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如设立热贡、羌族、客家等文化生态区;还有突出艺术门类文化特色设立的宝丰说唱、果洛格萨尔等文化生态区,实施整体性保护理念。也要加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综合营造,有利区域内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分类保护,有利遗产同依附环境的整体统筹,有利文化遗产内生机制的建立完善。

    (摘编自《人民日报》,题目《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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